文如罂粟爱如洪水的汉奸加才子胡兰成

1981年7月25日，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被冠以“汉奸加才子”的胡兰成，因心脏衰竭在东京都青梅市寓所去世，享年75岁。他的死讯由美国合众国际社发布，日本共同社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葬礼于一个月后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前来参加葬礼的人都收到了一份赠礼，上面有胡兰成手书的“江山如梦”。

当年参加胡兰成葬礼的包括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旭化成社长宫崎辉、评论家保田与重郎、国学院大学理事长松尾三郎、东京御所书道御进讲桑原翠邦、政治家赤城宗德等社会知名人士。葬礼由福生法人会副会长、原福生市议会议员大沼秀伍主持，可见胡兰成在日本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他以散文家身份闻名，却因投靠汪伪政权成为“文化汉奸”；他以才情征服张爱玲，却以滥情伤害多位女性；他的文字被赞“清新素朴”，其人品却被斥“卑劣无行”。这个矛盾集合体的一生，恰似其笔下“浮花浪蕊”的意象，绚烂与污浊并存。

胡兰成的文学天赋在民国文人中堪称翘楚。其代表作《今生今世》以散文体自传形式，记录民国乱世中的生命轨迹。书中对女性的描写尤为惊艳：写张爱玲“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写周训德“见了她，当即浮花浪蕊都尽”。他善用古典诗词意象，如“雨过牡丹，日出桃花”等，将文字雕琢得华美而不艳俗。台湾诗人余光中称其“文笔轻灵圆润”，贾平凹则赞其“慧美双修”。

除自传外，胡兰成的学术著作亦显博学。《山河岁月》以东西方文明对比视角，阐述中国文化特质，称中国文明“好到可以统摄世界文明”；《禅是一枝花》对禅宗典籍《碧岩录》的解读，被视为中国禅学经典。他的文字兼具哲学深度与诗意美感，形成独特的“胡兰成体”，影响台湾一代文人。

胡兰成是如何从书生堕落成汉奸的？

1938年，胡兰成因撰写社论《战难，和亦不易》被汪精卫妻子陈璧君赏识，升任《中华日报》总主笔。该文鼓吹“和平”主张，实为汪精卫卖国投降理论造势。胡兰成借此进入汪伪集团核心，成为汪精卫的“文胆”。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胡兰成任宣传部政务次长、法制局局长等职，兼任《大楚报》主笔，成为汪伪政权重要成员。他撰写大量卖国社论，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辩护，甚至公开宣扬“日本必胜”论调，彻底沦为民族罪人。胡兰成曾因反对汪精卫内部派系斗争被捕，但日本方面介入解围，显示其已深度绑定汪伪与日本利益链。他私下与日本军方人员接触，对日本最终可能失败有所洞悉，但仍选择继续为汪伪政权服务，以换取权力与利益。

抗战胜利后的逃亡日本投降后，胡兰成因汉奸身份被国民政府通缉。他化名“张嘉仪”逃亡，先隐匿于江南，后辗转至香港、日本。在逃亡过程中，他仍不忘攀附权贵，试图通过梁漱溟等人的关系重返政治舞台，但因身份暴露而失败。

被边缘化的汉奸文人胡兰成晚年定居日本，以讲学和写稿为生。日本人曾将其与中国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相提并论，但在中国人眼中，他始终是“数典忘祖的汉奸败类”。1974年，他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但因汉奸背景被限令离校，最终再未返回大陆。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于1944年，当时张爱玲已是上海文坛的璀璨明星，而胡兰成则因其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而声名狼藉。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才华深感钦佩，主动追求她，用甜言蜜语和浪漫举动打动了张爱玲的心。胡兰成作为情场老手，擅长欲擒故纵、制造浪漫，甚至利用张爱玲的恋父情结。张爱玲在《心经》中描述的“恋父”心理，在胡兰成身上得到投射，使她不顾其有妻室、汉奸身份等现实问题，飞蛾扑火般投入这段感情。尽管胡兰成已有妻室，且身份敏感，但张爱玲仍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两人于1944年8月结婚。

然而，这段婚姻并未给张爱玲带来幸福。胡兰成在武汉逃亡期间，与护士周训德同居，后又与范秀美暧昧不清，甚至让怀孕的范秀美找张爱玲借钱打胎。张爱玲在探望胡兰成时，目睹了他与其他女人的亲昵举动，深受打击。她质问胡兰成，却得不到真诚的回应，最终心灰意冷，决定分手。

1947年6月，张爱玲写了一封诀别信给胡兰成，正式结束了这段婚姻。她在信中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了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为了彻底断绝关系，张爱玲还寄去了30万元稿费作为补偿。

胡兰成的情感史堪称一部“渣男教科书”。他自称“永结无情契”，在《今生今世》中详细记录了与八位女性的纠葛。他对女性的态度充满矛盾：既赞美张爱玲的才华，又贬其“自私心狠”；既感激全慧文的付出，却害其精神崩溃；既与佘爱珍共度余生，却称其“只是结个俗缘”。这种“以色入世”的修行观，暴露其情感世界的自私与虚伪。

胡兰成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到军统和中统的追杀。抗战胜利后，胡兰成虽担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等职，但其职位层级和影响力相对有限，未被列入首批清算名单。胡兰成敏锐的政治嗅觉促使他急忙逃亡日本，躲避了国府的锄奸行动。

胡兰成晚年算是比较安定，与佘爱珍的婚姻较为稳定，两人共同度过余生。而张爱玲却孤独地客死在美国洛杉矶的寓所里。令人称奇的是，两人都活了75岁。

胡兰成的文学价值与政治污点始终纠缠不清。支持者认为其文字“不可因人废文”，反对者则斥其“文品即人品”。王德威教授指出，胡兰成通过文字“瓦解了非此即彼的价值与形象，模糊了泾渭分明的理念与情怀”，形成一种“文字的叛变术”。这种暧昧的诱惑力，使其在文学史上占据独特位置，却也因汉奸身份被长期边缘化。

胡兰成的一生，是才情与争议的共生体。他的文字如罂粟般美丽却有毒，其人生如浮萍般漂泊无根。这个在乱世中游走于文学与政治、情感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体，最终以“文化汉奸”的标签被历史铭记，其作品则成为后人审视民国文人精神困境的独特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