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温州一老师去北京当官，半路想起自己是汉奸，连夜南逃

1950年初春，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送到了温州小城一位中学老师手中。

这封信是大名鼎鼎的梁漱溟亲笔所写，言辞恳切，诚邀“张嘉仪”赴京参与国家文化建设。

这位“张嘉仪”满心欢喜地准备去北京当官，可到了半路突然想起自己是汉奸，然后连夜南逃。

“张嘉仪”到底是谁？他为何能隐瞒汉奸身份被邀请去北京？南逃后他又去了哪里？

梁漱溟

1938年夏，上海租界之外，硝烟未散，战火正盛。

而在法租界内一栋老式石库门的三层洋楼里，却有一位穿着笔挺西装、斜倚在窗边的文人正对着咖啡杯深思。

他是胡兰成，一位浙东出来的文人。

胡兰成的起点极其普通，祖上不过是乡间读书人，他自己早年也在各地中学间辗转任教。

可他非常擅长察言观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

国难当头，许多文人或避祸南迁，或挥笔疾书怒斥日寇，而胡兰成却走上了另一条路：投靠汪精卫。

他先写了一篇题为《战难，和亦不易》的社论，文中既不谴责侵略者，也不激昂抗争，而是婉转劝说国人“和平为上”。

文章称“汪先生追随总理首创国民党，奋斗数十年，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这篇文章像是为汪精卫量身定做的投名状，一时之间在香港、上海两地颇有回响。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看到后拍案称赞，直言“此子可用”。

很快，胡兰成便接到了《中华日报》的邀请，任主笔一职，月薪三百六十元，在当时可谓是高薪中的高薪。

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胡兰成也被正式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

他的文章一次次地替日本人洗白，一篇篇地替伪政权唱赞歌。

在一次日军主办的“中日恳谈会”上，胡兰成意气风发，发言大谈“文化交融”，满堂宾客纷纷称赞。

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更是大加褒奖，称胡兰成是“和中之桥”。

会后不久，他更与日方高层池田笃纪关系密切，两人常在日式庭院中品茶谈经，议论天下大势。

胡兰成深知，汪伪政权虽被日本扶植，却四面楚歌，一旦形势逆转，第一个被清算的，很可能就是他。

于是他悄然准备后路，安排家眷迁往安全之地，自己则在公开场合继续歌功颂德，私下却对亲信说：“日本必败，汪政权不能久矣。”

正是这番言语，被人密报给了汪精卫，汪精卫震怒，亲令将胡兰成扣押。

胡兰成被带出府邸时，脸上无惊恐之色，他早就知道会有此劫，只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

所幸他在日本人中积攒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日方强硬要求释放，最终他被“恩准释放”。

获释之后，胡兰成不敢再回南京，在日本方面的安排下，转至汉口，出任伪湖北省主席。

这听起来像是一桩升迁，实则是政治边缘化的开始。

比起南京的热闹繁华，汉口人事混乱，物资匮乏，更是谣言四起，派系林立，人人都在自保。

胡兰成在汉口不久后，便听闻汪精卫的病情日益沉重，南京政局也岌岌可危。

他知道，这个傀儡政府大厦将倾，自己再不另寻生机，恐怕连逃跑的路都没有。

但他还没来得及做什么，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府灰飞烟灭。

胡兰成一夜之间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汉奸，他带着数封求助信，辗转逃往上海、杭州、绍兴，最终藏身温州。

在一位老友的帮助下，胡兰成化名“张嘉仪”，冒充河北丰润士族之后。

靠一纸伪造的推荐信，他混入温州中学任教，从此开始了他“张先生”的新人生。

他的化名不无讲究，“嘉仪”二字，取自《尚书》，意为“有文有德”。

而“玉川”是他自起的字，既掩饰身份，又暗含自怜。

许多人第一次见他，便被他那清瘦、儒雅的形象所吸引。

他不再高谈国策，而是每日在课堂上讲文史、授古诗，偶尔也教学生练字。

日子久了，胡兰成在温州小城渐渐站稳脚跟。

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位知书达礼、忧国忧民的士子，慷慨谈文化，偶尔批国政，却不涉及现实政治。

他会与书生论佛学，与教师聊宋词，甚至与地方绅士谈《周易》、讲“中庸”。

他模糊身份，却明确立场：“我虽不仕，但关心天下兴亡；我虽隐身，仍自觉文化担当。”不过，他从未忘记要重回上层的念头。

1946年底，他开始频繁给名流写信，乍一看是文化探讨，实则是一次次小心翼翼的试探，而梁漱溟是他心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他深知梁在文化界、政界都有极高声望，不仅是新儒学的大师，还是共产党方面认可的“民主人士”。

若能搭上这条线，或许能洗白身份，甚至“再度出山”。

他在信中自称“张嘉仪，字玉川”，引经据典，赞梁“识通古今，道兼内外”。

他还特意虚构了一个身份：“张佩纶之后”，意图拉近与梁的关系。

这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毕竟张爱玲便是张佩纶的孙女。

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的一段情，虽已成过往，却依旧给他增添了几分“文化贵胄”的光环。

第一封信寄出不久，便收到了梁漱溟的回信。

信中虽字数不多，却情意颇深，言道：“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如先生者。”

胡兰成如获至宝，捧着回信反复研读，激动得在房中踱步半夜。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胡兰成与梁漱溟通信不断，逐渐博得梁的信任，甚至被引为“精神知己”。

在一次信中，他“无意中”提及自己目前处境困难，又略带点“忧国忧民”的情怀。

他说自己“生平未曾加入何种党派，少年时虽有所信，以诚实故，不愿余生隐于温州一隅”，还道“愿为国效犬马之力”。

这番话一出口，梁漱溟便动了恻隐之心，回信表示愿意推荐“张嘉仪”到北京的文化研究机构任职。

胡兰成收到回信激动不已，立刻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北京当官。

1950年初春，胡兰成从温州出发，途经杭州，欲在上海中转再北上北京。

一路上，他以“张嘉仪”的身份轻松穿越各地关卡，途中甚至在杭州老友家短暂停留，被以“河北遗才”身份热情款待。

到了上海，胡兰成下榻在一位昔日学生熊剑东的旧宅。

熊早已病逝，留下的是寡妇一人，见到胡兰成，虽不识真实身份，却也以礼相待。

他在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停留了两日，顺便处理一些旧稿和私人事务。

却不料，这短暂停留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

一场偶然的雨，胡兰成走进一家旧书摊避雨。

摊主一边擦拭书本，一边与旁人交谈着最近风头正盛的“镇反”行动。

新政府对旧日特务、伪军、汉奸展开清算，连租界里窝藏的“日伪余孽”都被揪出来，前些天还有人因“通敌嫌疑”被就地枪决。

胡兰成听得一惊，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他没出声，却感觉那把悬在头顶多年的利剑，忽然再次寒光毕露。

他开始留意街头标语、报纸头条、广播内容，到处都是“肃清反动残余”、“追缴战犯”、“清理汉奸”的字眼。

在一份报纸副刊中，他竟看见一篇关于“汪伪余孽再清算”的文章，配图赫然是几位旧部被游街示众的情景。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虽然改名换姓，但旧日笔迹尚存，政史文献中，他的名字仍以“伪政府高官”赫然列名。

他若抵达北京，真能顺利任职？若身份暴露，是被“宽大处理”，还是成为“典型示众”？

他仿佛突然想起自己曾经是汉奸，惊得一身冷汗，连夜南逃。

他未乘火车，而是改走地下渠道南下广州，再转至香港。

临走前，他托熊太太给梁漱溟寄去一封信，信中只言片语：“张嘉仪不敢受命，惶恐无地，不忍累及梁兄大义。”

抵达香港后，他连夜安排偷渡，前往日本。

东京的街头，他是胡兰成，不是张嘉仪，他写书、授课、娶妻，谈文化、讲国族，却始终不提自己为何流亡。

他逃过了法庭，逃过了游街，却逃不过自己的良心。

直到1981年夏日，他在东京的病榻上闭上双眼，风流才子，终成异乡枯骨。

胡兰成的一生，是一面照妖镜，才子、汉奸、逃亡者，他将这几个标签活成了命运的注脚。

他曾有才情，有声望，有美人相伴，也曾在乱世中借“风骨”之名投机苟活，终至晚年漂泊他乡，客死异域。

他能用文辞巧饰过往，却骗不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时代早已翻篇，但历史不会遗忘，正如那句老话：浪子可回头，卖国难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