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郑振铎力荐！《金瓶梅》：一部被低估的“明代社会百科全书”

《金瓶梅》这部书，自打问世以来，就饱受争议。有人说它是淫书，该烧；也有人说是奇书，该读。今日我们单说其中一项——那便是书中若干情欲描写，究竟有无必要将其妖魔化？要论此事，须得先明书中人物来历，方能说得清楚。

一、西门庆，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今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一带）的财主。原是个生药铺老板，后来靠姻亲关系与贿赂官员发迹，官至锦衣卫千户（明代锦衣卫中级武官，正五品）。此人贪财好色，结交权贵，终因纵欲亡身，死时三十三岁。

二、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自幼被卖到王招宣府学习弹唱，后转卖与张大户，再嫁与武大为妻。因与西门庆私通，合伙毒杀亲夫，最终嫁入西门家为妾。性格伶俐却狠毒，后因私通女婿陈经济之事败露，被逐出家门，死于武松刀下。

三、李瓶儿，原是大名府梁中书之妾，后嫁与花子虚为妻。因家族财产纠纷结识西门庆，两人私通。花子虚气死后，她一度嫁与蒋竹山，最终仍归西门庆为第六房妾。性格温和多金，为西门庆生下一子官哥，却因潘金莲算计，幼子夭折，自己亦郁结成疾而亡。

四、庞春梅，原是西门庆正妻吴月娘的丫鬟，后拨给潘金莲使唤。性格刚傲，与潘金莲沆瀣一气。西门庆死后，她与潘金莲同和陈经济私通，事发被卖，却意外嫁与守备周秀为妾，生子得宠。最终因淫乱暴亡，年方二十九岁。

这四人命运纠缠，构成《金瓶梅》主线。此书成于明代万历年间（约公元1573年至1620年间），原称《金瓶梅词话》。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真名不可考。全书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为引子，铺陈出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

且说那书中的情欲描写，历来最招非议。凡提及《金瓶梅》者，多半先皱眉头，嗤之以鼻。然则平心而论，这些文字果真十恶不赦么？我们不妨细看几处。

譬如第十三回，写西门庆与李瓶儿初次偷期。书中道：“两个相搂相抱，极尽绸缪。妇人则舌尖吐送，西门庆亦吮咂不已。”此类描写固然直白，却并非无端滥写。此前花子虚因家产官司被拘，李瓶儿求西门庆打点衙门，二人早已眉目传情。此处云雨，实为李瓶儿转移家产、投靠新主的开端。若删去此节，反倒显得李瓶儿突然归心，颇不合理。

再如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向为卫道士诟病。然细看此回，西门庆刚得蔡太师赐官，又获李瓶儿孕讯，正是志得意满之时。潘金莲因妒生闹，先是琵琶弹唱暗讽，后又借醉酒放纵。那葡萄架下一幕，实是妻妾争宠的极端表现。作者写潘金莲“目瞑气息，微有声嘶”，非为渲染色情，恰是刻画其不惜作践身子以固宠的可怜可鄙。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情欲描写从不避讳丑态。西门庆多次用药助兴，最后竟因胡僧药酒脱阳而亡。潘金莲与琴童私通，书童与玉箫偷欢，皆写得腌臜不堪。作者似有意昭示：这班男女的淫乱，终将招致恶果。

若论时代背景，明代中叶世风的确开放。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年至1620年），市井间刊行艳情小说成风。《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书流布甚广，比之《金瓶梅》尤甚露骨。当时文人聚会，甚至以传阅春宫画为雅事。李贽（公元1527年至1602年）等思想家更主张“人欲即天理”，反对假道学。由此可见，《金瓶梅》的情欲描写，实是时代风气之反映。

再者，作者写淫往往别有深意。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垂死之际，潘金莲仍强行与他交合，终致其精血迸流。作者冷笔写道：“原来灯尽油干，精神耗散，一股元气竟从牝门流走了。”这哪里是诲淫？分明是警世！类似笔法在书中比比皆是：宋蕙莲因奸败露自缢，孙雪娥与来旺私奔遭拐卖，陈经济因奸被打身亡……几乎每个纵欲者皆不得善终。

反观被奉为经典的《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私会时“软玉温香抱满怀”，何尝不是情欲描写？《牡丹亭》中杜丽娘慕色还魂，更有“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的唱词。何以独对《金瓶梅》苛责？大抵因前者才子佳人，披着华彩衣裳；后者市井男女，尽露腌臜本相罢。

其实最早评点《金瓶梅》的文人，多能客观看待这些文字。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金瓶梅词话》刻本，有廿公跋文云：“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同时期文人袁宏道在《觞政》中将此书与《水浒传》并列为“逸典”，称其“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崇祯年间（公元1628年至1644年），批评家张竹坡更直言：“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只知看其淫处也。”

清代禁书最严，但《金瓶梅》仍以“洁本”流传。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至1722年），彭城张竹坡评本删去露骨描写，反而突出世情主题。甚至宫中后妃亦有私阅者——据传乾隆帝之孝贤皇后曾命人抄录“清本”观赏。

至近代新文化运动，学人更重新审视此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列其为“明之人情小说”代表作，称：“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郑振铎则直言：“如果净除了一部分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

可见妖魔化《金瓶梅》情欲描写者，多半未曾细读全书。或如张竹坡所言，只见淫处，不见他处。其实书中写市井生活之精微，记民俗器物之详实，状各色人物之生动，堪称明代社会百科全书。孟玉楼改嫁时三姑六婆说媒，李瓶儿丧子时僧道法事超度，西门庆经商时伙计掌柜算账，乃至官场应酬、医卜星相、饮食服饰，无不巨细靡遗。

尤值得称道者，是作者对女性命运之悲悯。潘金莲若生当今世，或可凭才艺谋生；李瓶儿若无万贯家财，未必招致祸患；庞春梅若无家奴身份，何至任人买卖？甚至刁钻如王婆，作者也写她为赚几两银子，最终骑木驴赴法场。这些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正因作者未简单以“淫妇”标签妖魔化之。

当然，我们亦不必讳言这些描写对部分读者确有诱惑。清代丁耀亢作《续金瓶梅》，便直言“恐世人惑于淫词，特借因果之说以警之”。但因噎废食终非良策——正如厨刀可伤人，岂能废刀不用？关键还在读者自身。

《金瓶梅》自万历刻本流传，已四百余年。其间屡遭禁毁，却始终薪火不绝。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万历本，胡适、郑振铎作序力荐。

纵观此书命运，妖魔化其情欲描写者，无非三类人：一是道学家，为卫护礼教；二是懒读者，为省却思量；三是伪君子，为掩己龌龊。真读通此书者，反而多见其警世之深心。

昔东吴弄珠客序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诚哉斯言！书终归是书，妖魔与否，本不在字句，而在读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