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借书自称小弟，萧三却设计刁难：我的书，有三种人不能借

1943年秋天，延安的第一场寒风刚掠过杨家岭。毛泽东端着搪瓷缸慢慢走进鲁迅艺术学院小礼堂，见老朋友萧三正伏案改稿，便半开玩笑地说：“你那只破笔，还能跑出千言吗？”萧三抬头，推了推眼镜，憨笑一句：“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两人相视而笑。短暂寒暄后，萧三忽然提起了毛泽东的少年经历——他正想写一本传记，却苦于材料不足。毛泽东沉思片刻，轻轻摆手：“少年的事，你不如去问当年的‘小弟’。”一句话，把萧三的记忆拉回三十多年前的东山高等小学堂。

1909年秋，湘乡城南的天空别样晴朗。16岁的毛泽东背着一只洗得发白的布包，踏进这座以严格治学闻名的学堂。那年，他衣衫虽旧，却眼神明亮。相较之下，13岁的萧三西装小马褂，衣领雪白，活脱一个少爷模样。两人第一次照面，并无寒暄；真正的交集，是因为一本薄薄的《世界英雄豪杰传》。

书是萧三的心头好，描写华盛顿、林肯与拿破仑。彼时私人藏书来之不易，更别提这样一本介绍西方名人的译作。毛泽东得知后，直奔萧三宿舍。为求一阅，他主动自称“小弟”，态度极其恭敬。然而萧三玩味不定，轻声答道：“我的书，有三种人不能借。”毛泽东面色从容，仅问一句：“哪三种？”萧三慢条斯理：“一是无真才实学者，二是庸庸小人，三是对不上联者。”话音刚落，他抛出上联：“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毛泽东略一沉吟，以门作喻：“门外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下联出口，针锋相对又暗含机锋。萧三愣住，旋即脸泛微红，抱拳致歉，双手奉书。自此，两位少年才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翻开书页，毛泽东如获至宝。不到半月，书上密密批注，页边星号、直线交叉，几乎无空白。他自知失礼，赶忙归还。谁料萧三翻阅后却连连惊叹：“我不如你，但愿日后赶上。”毛泽东放下羞涩，直言：“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若不强国，恐成越南、印度的翻版。”少年壮语，掷地有声。

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传到湖南，毛泽东已转入省城新学堂。两年后考入一师，萧三相随，两人再续旧缘。课堂里，他们研读康德与梁启超；课余时，常在岳麓山谈论民生。有人回忆，毛泽东总爱提一句：“书生不出，国将不国。”萧三则反问：“凭纸上文章能救天下？”辩论无休，但相互敬重日增。

1918年春，新民学会在长沙正式成立。简章由毛泽东执笔，誊写之人正是萧三。会议筹备期间，两人共宿一间狭小客栈，油灯昏黄到深夜。毛泽东伏案疾书，萧三则为他磨墨、摘录参考。外人道他们是同窗，实则亦师亦友。

上世纪三十年代，萧三旅居莫斯科，文笔更趋成熟。他把中国工农红军写进俄文诗行，也把毛泽东的名字带到伏尔加河畔。直到1939年春，他获准返国，卡车驶入延安城，毛泽东迎上前去，第一句就是：“十多年不见，老弟还认得我吗？”萧三忙递烟，毛泽东却调皮：“我将乞诸其邻。”简短玩笑，胜过千言。

延安岁月，萧三陆续采访朱德、周恩来等老同志，为写毛泽东传记搜罗资料。毛泽东虽欣然提供线索，却再三叮嘱：“写史得求真，不要给我涂脂抹粉。”传记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面世，但萧三留下的资料，成为研究毛泽东早年经历的珍贵底稿。

1948年深秋，西柏坡的晨雾还未散去，萧三在村头河堤邂逅毛泽东。河水暴涨后，群众抢救被冲走的物件。毛泽东站在堤上，望着被淹的庄稼，低声叹息：“雨盼来了，却又闹灾。”萧三接口：“将来若能兴修水利，旱涝就不打粮食的主意了。”一句闲话，映出两人关注的依旧是百姓冷暖。

1949年，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宣告共和国成立。城楼下人山人海，一抬眼，他看到人群里头发花白的萧三。两人隔空相视，没有言语，却心照不宣——那本涂满批注的《世界英雄豪杰传》早已尘封，但书页上的理想与担当，化作此刻隆隆礼炮。

五十年代，萧三继续笔耕。毛泽东偶尔收到他寄来的书稿，必在深夜披衣细读，然后批注返回。有人好奇，他为何对老同学的文稿如此认真。毛泽东答得坦率：“萧三笔下的我，不是神，而是行走于山水间的活人。”这种坦诚，让两位老友的关系越发朴素。

1966年后，萧三经历坎坷。再次拿起笔时，他已八旬，却决意修订旧作。1980年，他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由青年出版社再版，增补大量第一手材料。书在印厂装订那天，编辑部收到一份手写跋语，是萧三留下的：文字有限，岁月无声，唯愿后辈读懂那代人为何而学、为何而斗。

1983年2月4日，北京气温零下，萧三静静离世，终年八十七岁。病房的床头柜上，摆着一本翻旧的《世界英雄豪杰传》，封面已经泛黄，内页仍密布当年那位“借书小弟”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