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蒲松龄笔下的“弱鸡男权”，我们可能误读了《聊斋志异》

明清时代的小说虽然不少，但是在文学意义上能称得上经典的，其实并不多。

除了“四大名著”以外，也就是《金瓶梅》《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如果接着往下排，那可能会是明末的话本“三言”“二拍”，“三言”“二拍”虽然散乱无序，甚至还显得颇为俗气，但正是这种俗气给了它一种旺盛的生命气息，而且它的语言极其生动鲜活，在明清小说里罕有其比。

再往下排的话，可能会是董说的《西游补》，这是部奇书，它本身的水平高低姑且不说，单是那份穿越感就让人吃惊，它不太像是古代人写的，倒像出自当今先锋作家之手，书中混乱不堪的情节，也很有后现代主义的味道。《西游补》再往下排，可能就会是《老残游记》，这本书苍凉大气，别有机杼，可以算成传统小说的收官之作。

如果把“三言”“二拍”勉强当成一部作品，这么算下来就是十部。

至于《封神演义》，似乎很难算到文学经典里，它的架构设定很了不起，但是内容和文笔实在提不起来，打个不太恭敬的比方，《封神演义》就像一个黄金马桶，外壳精美，但里头的东西有些不堪入目。而像《镜花缘》《荡寇志》《三侠五义》《蜃楼志》之类的小说，虽然也各有各的好处，但和那九部作品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个档次。

当然，一家之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在这些作品里，只有《聊斋志异》是文言体小说。单就文字叙事而论，它写得真是好，可以说是文言体小说的巅峰之作，甚至超过了唐传奇。鲁迅说它“描写委曲，叙次井然”“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实在是一点不错。但是另一方面，《聊斋志异》里的有些篇目又让人读起来很不舒服，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不好苛责古人，但个中细节，还真不能全用历史的局限性来解释，因为有些猥琐气质是不能赖到时代头上的。

胡适批评蒲松龄“取材太滥、见识鄙陋”，里面当然有偏见的成分，不能作准。蒲松龄也有见识过人之处，不能一笔抹杀，但是就《聊斋志异》的某些故事来说，胡适的批判未尝没有道理。

用现代人眼光看，《聊斋志异》最刺目之处，是它对女人的态度。这里当然有男权社会的环境影响，但问题是《聊斋志异》里的男权颇为独特，可以说另辟蹊径，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男权。非要给它起个名字的话，可以说是“弱鸡”式男权。

一般来说，男权都信奉男强女弱。男人占有强势资源，所以产生优越感和特权感。可是《聊斋志异》不是这样。它里面的男主人公往往都很弱，不但穷，而且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很差，碰到事情总是“大惧”“计无所出”“泣听命”。这个时候，女主人公或是人，或是鬼，或是狐，总是挺身而出，帮他脱困，帮他报仇，帮他过上小康生活。

这种模式是“女强男弱”，似乎是反男权的。可是，一旦事情解决了，男草鸡的生活小康了，男权主义马上就回来了。女主人公还是一切以对方为重，让他们过得舒舒服服。就像《聊斋志异》里的红玉，为冯生打理一切事务，“操作过农家妇”，让他丰衣足食。当然，劳作归劳作，还是要“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不能影响冯生的审美。古代社会里女人依附男人，是因为不这样做就无以为生，没有出路。可是在《聊斋志异》的故事里，你就搞不清楚这些女人到底图个什么。只能说，按照蒲松龄的想法，男人再弱也是男的，终究高出女人一头。女人为他们牺牲，理所应当。

那么，《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礼教又是什么态度呢？

按照礼教的规则，婚姻必须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逾墙钻穴是要不得的丑事，至于女孩子主动投怀送抱，那就更不齿于人伦了。但是《聊斋志异》偏偏不吃这一套，狐狸女鬼固然会“夜扣书斋”，就是正常女人也往往非常主动。就拿胭脂来说，她一眼就看上了秀才鄂秋隼，死命地盯着人家，秀才害羞俯首而去，胭脂还要凝眺不已。最后，胭脂还主动暗示别人给她穿针引线，说和这桩亲事。

从这里看，蒲松龄似乎非常开通。但是男女一旦上了床，情况马上就变了。他又变得非常封建礼教了。女方总是忠诚贞洁，不事二夫，而且特别善于为丈夫着想。哪怕两人不得已分离，也会劝男方纳妾，自己则是“妾为君贞”，不光不另找男人，而且“奁中珍物，不蓄兰膏；镜里新妆，久辞粉黛”，连梳妆打扮都戒了。

《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往往都是这样分成两截，上半截开放，下半截保守。这个搭配很古怪。一般来说，研究者是这么解释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那么多主动追寻爱情的女性，说明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但是他又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局限性，所以还保留了封建礼教的一些糟粕，云云。

如果真是这样，那蒲松龄反抗的封建礼教是哪些？保留的封建礼教又是哪些呢？

很简单，他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封建礼教，反抗对自己不利的封建礼教。

作为一个穷书生，如果大家都按照礼教规矩来，那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娶到美女。所以最好有积极主动的女性，打破封建礼教，跑上门来自荐枕席，不用书生三媒六聘地费事。而一旦到了手，书生当然就不希望她继续打破什么封建礼教了。还是要忠心，要伏小，要干活，最好再替自己张罗纳妾，而且对别的男人看都不要看。

这种对礼教的反抗相当鸡贼。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人虽然地位占优，但相应的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但《聊斋志异》里的男主人公们倒好，刀切萝卜两头占，上半场北欧，下半场沙特。这就像某些男人，挣钱养家的时候想起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家务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大男人怎么能下厨房？

你说他是保守，还是开放？

保守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保守；开放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开放。保守和开放都是手段，真正的核心是占便宜。

《聊斋志异》的故事里当然有作者的影子，不过更多是心理投射，而不是纯粹的现实。蒲松龄虽然写文章的时候才气纵横，生活上倒很老实厚道。而且他生长于孔孟之乡的山东，对儒家道德也是很信奉的。《聊斋志异》里有不少激烈的言论，其实那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蒲松龄一辈子有两个大梦想。第一个梦想是做官。《夜叉国》里的少年问别人，什么是官？别人回答说：“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结果少年很羡慕。

其实不光少年羡慕，蒲松龄自己也很羡慕。他做过一首曲子，单夸才子科考做官的好处：“每日奔波条处里撞，一举成名四海传。歌儿舞女美似玉，金银财宝积如山；一捧儿孙皆富贵，美妾成群妻又贤；万顷田园无薄土，千层楼阁接青天……朝朝歌舞朝朝乐，夜夜元宵夜夜年。三杯酒吃的醺醺醉，美人扶到牙床边。快活浑如在天边外，荣华不似居人世间。”

说得俗气了些，但很真诚。只可惜蒲松龄努力了一辈子，也没做成官。

他从十九岁当了秀才，然后就不停考试，考了四五十年，什么也没考上，到了七十二岁的时候才勉强补了一个贡生，说起来比吴敬梓还惨。而且吴敬梓是江南少爷的底子，虽然后来落魄，但年轻时花天酒地，“三杯酒吃的醺醺醉，美人扶到牙床边”的日子，吴敬梓是有过的，而蒲松龄竟是苦了一辈子。年轻时，他穷得养孩子都困难，中年四处游幕坐馆，情形算是略好，但到了晚年，手头依然窘迫。蒲松龄出贡时，按规定应享受二十四两银子的补贴，可是当地县政府财政紧张，打了些折扣，蒲松龄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反复写信向县令讨要差额，他在信里还算了一份细账，抱怨该给银子的怎么给了他制钱，“七钱三发小钱四千零”，兑换起来实在吃亏，千千万万要给自己补回来。这样的信件，县令看了厌恶，后人看了悲悯。

理想中是做官的种种风光，现实中偏偏又一地鸡毛，怎能不让人怒火中烧？

《聊斋志异》里有很多故事都和科举考试有关。蒲松龄满腹牢骚，时不时就要骂几句。这方面他很像吴敬梓，但是两个人还是有所不同。吴敬梓完全反对科举制度，他虽然也积极参加考试，但在内心深处，吴敬梓觉得这一套压根就不对。《儒林外史》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而蒲松龄不这么想。他对科举制度本身是拥护的。

这也不奇怪，吴敬梓出身江南世胄，如果不实行科举制，而是像汉朝那样举荐做官，他的机会更多更大。可蒲松龄是个山东县城的念书人，父亲是小生意人，无权无势。如果没有科举制，他连一点出头的希望都没有。所以，蒲松龄对科举制本身没有意见。他恨的是考官无眼。

蒲松龄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是泼妇，第二是考官。

《聊斋志异》里有不少篇目都和这两种人有关。泼妇姑且不论，单说考官，蒲松龄骂起来可是相当恶毒。就像《司文郎》里，有位盲僧能够从八股文焚烧的气味中，嗅出文章的好坏。他闻到考官的八股文时，就呕吐不已，放屁如雷，说这文章的味道“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这就是骂大街了。除了谩骂以后，还有诅咒。《三生》里的考官有眼无珠，漏掉了好文章，结果到了阴间，不但要被“白刃劖胸”，生生剖心，下辈子投胎还变成了狗。

吴敬梓没觉得八股文有什么好坏可言，都是荒唐可笑的东西。而蒲松龄则深信八股文既有垃圾，也有佳作，而考官倒也并非故意不挑好文章，“特其所见鄙耳”。

那么什么样的才算佳作呢？当然就是蒲松龄自己写的那种。

蒲松龄的文采当然好，但不是八股文要求的那种好。他的文字灵动细腻，长于叙事。但是八股文要求承转启合，层层递进，有种近乎数理公式般的缜密，蒲松龄并不适应。所以，他虽然痛骂考官不识货，说什么“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其实问题可能不出在人家身上。他的朋友也看出了这一点，写信劝他不要总发牢骚，考官并没有乱来，还是要“敛才攻苦”，磨炼八股文的本领。这话蒲松龄当然也不爱听。

蒲松龄对科举如此痴迷，人们可能会有些嘲讽，甚至还可能扯到“山东人对编制的迷恋”上，但是设身处地想想，除此之外，他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吗？好像也不太有。如果在江南，情形多少会好一些。那里不光文风昌盛，别的机会也多，蒲松龄光靠写骈文艳诗（这两项都是他的拿手本领），说不定就能活得有声有色。可惜他生在山东，这方面先天就吃了亏。

理想受挫，只能变形为白日梦。“歌儿舞女美似玉，金银财宝积如山；一捧儿孙皆富贵，美妾成群妻又贤”，这样的好事没法靠考场来获取，就只能靠幻想来获取了。这就像赵本山小品里说的，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拼命，而有的人发财就只能靠做梦。也正因为这样，《聊斋志异》里才会有这么多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这些馅饼又都砸在穷书生的脑袋上。

几十年后，夏敬渠写过一部《野叟曝言》，号称是“第一奇书”，里面也是读书人的白日梦。书里的文素臣自然是作者的分身，他乃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赫然一个震天撼地的奇才。

蒲松龄可没有这么极端狂妄的自我膨胀。他没奢望过什么抵掌谈兵，什么扛鼎屠龙，就想过过荣华富贵的好日子。同时，蒲松龄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个弱者，面对外界常常无计可施。所以，《聊斋志异》里的主人公从来不去指点江山、治国平天下，他们就是碰到一些爱慕者，然后软饭硬吃、人财两得。

在夏敬渠看来，蒲松龄连做梦都这么抠抠搜搜，未免让人好笑，但是蒲松龄本就不是那等妄人。现实如此冷酷，能躲在幻想世界里寻求安慰，已经是很好了。

不过情况也在起变化。一开始，蒲松龄也许就是想在笔下过过瘾，但写着写着，他也起了一份雄心，希望《聊斋志异》能够传世。这本书就成了他的另一个梦想。

《聊斋志异》的文字确实光彩夺目，可读性极强。如果蒲松龄早出生几十年，或者晚出生几十年，都能赶上小说市场的好光景，光靠刻书卖就能发笔财。可惜他出生在青黄不接的时代，刻印小说不赚钱，甚至还要贴钱。所以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根本就没出版，只有一些手抄本。

但是他也有赚钱的机会。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名心很重，他读了《聊斋志异》后，想花一千两银子买断它。换句话说，就是把作者名字从蒲松龄变成喻成龙。一千两银子是笔大数目，蒲松龄为了十来两银子，都能和县令闹得脸红脖子粗，何况这么大一笔钱呢？可是蒲松龄还是拒绝了。他宁肯不要这笔钱，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梦想。他想靠这本书名垂不朽。

而他确实也做到了。

《聊斋志异》颇有愤世嫉俗的色彩，但论到思想的底色，其实还是挺保守的。这也不奇怪，蒲松龄本人就很保守。除了《聊斋志异》外，他还留下了一部《蒲松龄文集》。翻翻那本书的话，就会发现他很注重传统道德，坚持“三纲五常”那套东西，有时甚至顽固得不近人情。

比如当时自杀的女性很多，大多都是受了公婆或者丈夫的虐待。出了人命，娘家人当然就会闹，官府也会对婆家给予一定惩罚。蒲松龄就坚持认为这是不对的，“此等人命，按律亦无偿法，况在翁姑男子乎?”死了也就死了，有什么好处理的？蒲松龄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自杀率。也许可以吧，但这话说得确实太残酷无情，就连官府也没敢这么做。

当时还有主人虐待奴仆的事情，有的是把奴仆逼死，有的是活活打死。人命关天，奴仆的家里人当然也会闹。蒲松龄认为这也是歪风邪气。主人殴打奴仆如果不是当场击毙，而是“邂逅致死”，本就不该负责。至于奴仆自杀，干主人何事？拿这种事情打官司，属于敲诈勒索，应该严加处理。不然的话，这个社会不就名分扫地了吗？

这些话让人看了气结，但蒲松龄的真实想法就是如此。主人和奴仆、公婆和儿媳、丈夫和妻子，他们的权利义务绝不对等，这就叫“名分”。名分一旦扫地，世界也就不成个世界了。如果在上位者残酷暴虐，在下位者又该怎么办呢？只能默默忍受。如果受不了，自杀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蒲松龄并非泛泛而谈，他肯定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在《聊斋志异》里，有好几个故事都与此有关。这些故事写得很形象，很生动，但也让人读起来极不舒服。蒲松龄总是把人物放到极端的环境里，反复地折磨她们，然后又让她们无怨无悔，以此彰显道德。

最典型的是《邵女》。它讲到了一个柴姓家庭，正妻非常凶恶，丈夫娶一个小老婆，她就折磨死一个小老婆。但是男主人公并没有知难而退，还是奋发图强，一个接着一个地娶。最后没人敢嫁到这家去。但是邵女却谁都不肯嫁，非要去柴家当小老婆。她的理由很奇葩，说自己生来命薄，受点折磨，也是好事。

男主人公怕她被折磨死，准备放在外宅养着，可是邵女不干，准备用自己的道德感化正妻，而且“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非要搬过去。正妻果然使劲折磨她，又是拿鞭子抽，又是拿针刺，还要拿烙铁烫。丈夫要替邵女出头，邵女还拼命拦着。正妻发脾气了，她就“膝行伺幕外”；正妻生病了，她就不眠不休地服侍。完全是不可救药的贱骨头模样。

结局当然很美好。正妻被感化了，神鬼也在适当的时候出手，警示正妻，最后邵女和正妻一起持家，比姐妹之间还要和谐。

蒲松龄为什么要这么写？

当然，可以说这是在宣传封建礼教，但是宣传封建礼教有很多办法，又何必把事情写得如此极端？古代评注者读到这里，也觉得过分，方舒岩就认为，就算邵女命薄多磨，也何必卑屈辱身到这个地步？但蒲松龄这样写，当然有他的目的。他是想借此强调道德的绝对性。不管婆婆、丈夫怎么凌虐自己，妻子也要心甘情愿（《珊瑚》）；不管正妻如何虐待小老婆，小老婆也要贴然无辞（《邵女》《妾杖击贼》）。上位者对你好，你才对他好，那就不叫绝对性。为了证明道德的绝对性，上位者越恶毒越好，越变态越好，这样才能凸显出下位者的道德。

可是，任何道德推演到了这个地步，都会显得不近人情，让人心生反感。不过这倒不是蒲松龄一个人的问题，整个时代确实有这个趋势。看古书时就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时代越往后，文人谈起道德来也就越苛刻、越绝对。从他们对女性的态度，就能看出其中端倪。

就拿史书来说，历代正史都有《列女传》，虽然说来说去都是女德那一套，但是毕竟有所不同。就拿《新唐书》来说，它是一部非常强调儒家纲常的史书，道德的弦绷得很紧。可是它表彰的“列女”还大致说得过去，并没有过于心理变态。传记里的女人当然对丈夫忠贞不贰，但是故事里多少有夫妻恩爱的成分。在性别上虽然双标，还不算太离谱。可到了明清之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随便举一个《明史》的例子。据它说，在贵州有个叫唐贵梅的女人，她的婆婆和人私通，那个情夫拿钱贿赂婆婆，想把她也搞上手。唐贵梅自然不肯，婆婆开始是打，后来干脆学殷纣王，上了炮烙。但她还不肯听从，婆婆就把她告到衙门，说她“不孝”，结果又被捉去打了半死。别人劝她把实情招出来，她说那怎么行？这样对婆婆的名声不好。于是她上吊自尽了。

再比如《清史稿》，里面有一个郑氏，她的丈夫嗜酒赌博，经常虐待凌辱她，动不动还要拿鞭子抽，但是郑氏甘之如饴，丝毫没有不满的意思。后来丈夫死了，她每天都祭拜丈夫，痛哭流涕。有一天楼上失火，她把梯子撤了，不让人救，说自己要追随丈夫于地下，然后就活活被烧死了。

还有一个徐氏，她丈夫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经常把她打得半死，连婆婆都看不下去了，说“夫无恩，可嫁”，可是徐氏坚决不同意；另一个管氏，情况跟徐氏差不多，最后丈夫把她给卖了，管氏觉得一女不可嫁二夫，在买主家里当场自杀。

这些故事就跟《邵女》一样，宣传的是一种下位者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儒家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的说法，但是这里就存在着模糊地带。这些关系是以彼此为前提的吗？原始儒家似乎认为这种关系并不绝对，多少有一些条件限制。但是到了蒲松龄生活的时代，答案早被更新强化过了。主流道德认为：姑可以不慈，媳不可不孝；夫可以不义，妻不可不贞；嫡可以不仁，庶不可不顺。上位者再怎么坏，下位者也要尽自己的本分。

哪怕是比蒲松龄晚了两百多年的钱穆，他的想法也是如此。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里就认为，舜的父母尽管极其恶毒，甚至还想害死舜，舜也还是应该孝顺，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就叫“知命”。

这种说法虽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大家不敢反驳，但是它确实不近人情，可以堵别人的嘴，但不能服别人的心。古代人读到《邵女》这样的故事，往往也会觉得不太舒服，前面提到的那位点评者方舒岩就是一例。

所以也就出现了反激。唐宋时期，道德相对宽松，对“礼教”表示不满的读书人也很少。可到明清之际，压迫性的道德说教急剧增加，可是异端偏偏也最多。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人性的反弹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蒲松龄并不在异端之列。他性格里有轻佻浮滑的一面，但并不叛逆。蒲松龄虽然也会抱怨社会黑暗，但这种黑暗是一种具体的黑暗，他并不怀疑这个社会本身的道德基础。如果把他和吴敬梓做个对比的话，吴敬梓脑后是带着点反骨的，蒲松龄却并没有。

说蒲松龄“轻佻浮滑”，主要也是指他对女性的态度。这里当然要把幻想和现实区分开。在现实中，蒲松龄没有什么三妻四妾，守着媳妇过日子，也还算老实。但那只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蒲松龄并不是没有花花心思。一旦有机会，他也冶游嫖妓，而且形诸笔墨，什么“灯前色授魂相与，醉眼横波娇欲流”，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当然，这也是时代风气所致，不能说是蒲松龄一个人的问题。不过除了冶游之外，他也有过比较深刻的婚外恋，对方是一个叫顾青霞的女子。

顾青霞曾是一位青楼歌姬，后来嫁给了宝应知县孙蕙，做了他的小妾。蒲松龄是孙蕙请来的幕宾，彼此还是朋友关系，颇有些交情。两人聚会饮宴的时候，顾青霞有时也会参加。日子一长，蒲松龄就恋上了朋友的小妾。本来恋上了也就恋上了，默默地思念也就是了，蒲松龄还要写诗，写完诗还要收到自己集子里去。

他有一首长长的《梦幻十八韵》，幻想着和爱人“帐悬双翡翠，枕底两鸳鸯”，据考证这首诗就是写给顾青霞的。蒲松龄虽然对朋友小妾有性幻想，但好在没有指名道姓，孙蕙未必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蒲松龄后来干脆挺身而出，在孙蕙面前为情人鸣不平。

问题出在孙蕙家庭关系上。孙蕙是个喜新厌旧的浪子，家里有好多侍妾，对顾青霞新鲜一阵儿，也就渐渐淡了。这当然不好，但毕竟是人家的床第私事，轮不到朋友过来干预。可是蒲松龄不知怎么就听说了这事，非常着急。他连着写了好几首诗词送给孙蕙，劝他千万不要冷落了顾青霞，还是要多亲多近，尽量睡在一起。诗词写得很动情，把顾青霞独守空闺的惆怅烘托得非常到位，什么“咫尺欢爱，似隔云泥”“衷怀欲向郎君道，从旁妒眼知多少”；同时也写得很色情，什么“细臂半握，小腰盈把”“匆匆一抱，不类人间”。也不知道他是在劝朋友怜惜侍妾，还是为了自己过瘾。

孙蕙没做任何回应。过了不多久，两人就翻脸了。翻脸是不是跟这些诗词有关，不好妄加推测，但想来孙蕙读了以后没有欢天喜地。

对于蒲松龄来说，这段柏拉图式的恋情是刻骨铭心的。似乎《娇娜》这个故事里就有它的影子。男主人公暗恋娇娜，但这段爱情无疾而终，变成了单纯的友谊。两人各自婚娶，“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然而终究不涉于乱。《娇娜》写得健康明媚，在整本书显得非常醒目。但即便这样，蒲松龄也忍不住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娇娜虽然没能嫁给男主人公，但是她丈夫被雷活活劈死，一个人爽爽利利地做了男主人公的红颜知己。如果《娇娜》真是蒲松龄想着顾青霞写出来的，那他对朋友的居心实在有点不堪问。

在故事后面的“异史氏曰”里，蒲松龄又大发了一通议论：“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不“曰”还好，“曰”完以后多多少少还是露出了一点下作相。这么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有些苛刻，那么就看看《聊斋志异》里的另一篇奇文《犬奸》，那绝对是难以掩饰的下作相了。这篇故事过于黄暴，读起来甚至有点毛骨悚然，就不转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看也就是了。舒芜特别厌恶《聊斋志异》，说它“诲淫教暴”，对女性有种病态心理，他的依据就是《犬奸》《五通神》之类的故事。

舒芜先生说得也许有点过分，但要是说里面有猥琐之气，那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在《犬奸》故事的结尾，蒲松龄特意写了一段“异史氏曰”，骈四俪六，比故事正文还长：“……夜叉伏床，竟是家中牝兽；捷卿入窦，遂为被底情郎。云雨台前，乱摇续貂之尾；温柔乡里，频款曳象之腰。锐锥处于皮囊，一纵股而脱颖；留情结于镞项，甫饮羽而生根……”

蒲松龄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估计是自觉文采飞扬，谐趣百出，相当得意，但在我们看来，恐怕真的只能用下作、猥琐来形容了。有部《聊斋志异汇注汇评》，收录了历代的点评，大家一路评论过来，到了这一篇却集体敛声，既无眉批，也无尾批。蒲松龄精心构撰的长篇“异史氏曰”，也没人称赞一句，推想起来，他们都被这篇文字的下作猥琐之气给惊着了。

这么说并不是想要批判蒲松龄。蒲松龄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而且也确实惊才绝艳。如果换一个环境，他单凭写故事的才能就足以风生水起，何至于皓首牖下，穷愁以没？说起来也是生不逢时，给耽误了。但是也不能就此过分美化他。蒲松龄生活在一个偏狭僵化的时代，而他又不是一个出色的思想者，能够摆脱环境的影响。老实讲，蒲松龄的境界比曹雪芹固然是大大不如，即便吴敬梓也超出他一头。单就思想观念而言，他大致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平均值，哪怕高一些也高得有限。

好在他有想象的能力，有叙事的能力，他这些能力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流的。那么，一个有超级想象力，而又不太得志的清朝秀才，会胡思乱想出什么念头来？看看《聊斋志异》也就知道了。在文学上，它是难得的瑰宝，在思想观念上，它又是个难得的标本。

这个标本也在提醒我们——对古代的男人实在不宜期望太高。至于现在的男人呢？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