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的天花板：16岁嘉靖借“大礼议”一战打服整个文官集团

明朝的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只好由他的堂弟朱厚燝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嘉靖的治国能力并不出色，但要论起操控别人的果决手腕，在明朝皇帝里真是罕有其匹。他的自私凉血，颇像赵构；在权力上的精明，也颇像赵构；至于阴狠刚愎，则远远超过赵构。

嘉靖皇帝登基没多久，就搞出了一个“大议礼”事件。他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下手极其狠辣，把文官们打得一败涂地，也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从那以后，他似乎就对士人们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鄙视。即便是后来的权相严嵩，在他眼里也无非是宠仆而已。海瑞在《治安疏》里说他“薄于君臣”“贱薄臣工”，确实一点都没错。但要论起这种心态的肇始之源，就跟这次“大礼议”有关。这次“大礼议”议完了以后，嘉靖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士大夫对皇帝并不真的驯服；第二件事，他们虽然不驯服，却是一群黔之驴，技止此耳，对他们不必客气。

所谓“大礼议”，其实就是一些名分上的争议。嘉靖帝接的是堂兄正德皇帝的位子，按照大臣们的看法，这属于小宗入继大宗，他就应该认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为父，而他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成了皇叔、皇叔母。但是嘉靖不认账，非要称生父为“皇考”，说这叫“继统不继嗣”。而大臣们坚决不让步，要求必须“继统又继嗣”。

他们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嘉靖有没有过继给明孝宗。按照朝臣们的想法，你继承了皇位，就等于过继给了明孝宗，不然孝宗的统嗣就绝了。按照嘉靖帝的想法，这完全是两回事，我是按照血缘关系顺位继承，凭什么要算过继？孝宗不能绝嗣，难道我父亲就可以绝嗣吗？

这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具体落实到细节上，就让人眼花缭乱——到底要不要称嘉靖生父为帝，要不要称他为皇，要不要称他为皇帝，要不要在他称呼里加上“本生”二字，要不要送给他个庙号，要不要移他的牌位，要不要称他为“皇考”，要不要称孝宗为“皇伯考”……每一个细节都要闹得不可开交。很多官员都被罚俸、罢黜，甚至下狱，就连头号重臣大学士杨廷和也都辞职了。

最后闹出了“左顺门事件”。嘉靖下旨去掉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以表示他们和正常帝、后没有区别。登时整个朝廷都沸腾了，有人大声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结果上至尚书、侍郎，下至郎中、主事，二百多名官员一起跪在左顺门，请求皇帝收回旨意。这相当于一次集体示威。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嘉靖让太监宣口谕，让他们回去，他们坚决不肯，反而哭声震天，嘉靖坐在文华殿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事变的收场血腥残酷。嘉靖派出锦衣卫，当场逮捕了一百多名官员，予以廷杖，十七人被活活打死，剩下的也都血肉狼藉，还有多人被发配到荒原边疆。朝堂经历了一次血洗。

然后呢？士大夫们就彻底屈服了。他们当然还是不满和愤懑，但是如果不能有效表达出来，所谓人心，所谓舆论，终究不过是虚无缥缈之物罢了。两个月后，嘉靖下令编纂《大礼集议》，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持续三年的“大礼议”就此告一段落。多年后，嘉靖把自己父亲的神主升祔太庙，那时已经全然无人反对了。

被打死的人，当然也就被打死了。至于被流放的人，以后也没有被赦免，比如著名的才子杨慎，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出自他手。杨慎参加了“左顺门事件”，被捕三天后遭到廷杖，昏死过去，十天后被再次廷杖，然后充军云南保山。他在那里待了三十多年，终身没有回到中原。

在“大礼议”中，士大夫们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不少人支持嘉靖皇帝。也不好说这些人都是趋炎附势，做政治投机。根据后来的表现，这些支持者里也颇有一些正人君子。回过头来看，嘉靖皇帝的做法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细抠儒家经典的话，他也完全能自圆其说。当然，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是非曲直并不重要，因为它背后的理论系统随着社会变迁，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只是会觉得差异，为什么“大礼议”会成为整个朝堂争议的焦点？

在现代人看来，“大礼议”挺莫名其妙的。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吗？皇帝称自己生父为皇考还是皇叔，这能是个多大的事儿呢？他到底是继统又继嗣，还是继统不继嗣，到底有什么要紧呢？为这事儿让人打死了，多冤。天下有那么多军国大事，又何必纠缠在这些虚名称谓上？

可是当时读书人绝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比闹蝗灾还严重，比发洪水还严重，比鞑靼入寇还严重。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决定了你是好是坏，是忠是奸。我们只看到他们的慷慨激昂，但他们的兴奋点，我们几乎完全体验不到。

其实不光是“大礼议”如此，历史上有很多这类似的话题，在当年一度是激动人心的争论焦点，今天看来已毫无意义，甚至会觉得荒唐可笑。

比如关于正统之辩。无数古代的文化人都热心地讨论过这个话题。哪个王朝是正统，哪个王朝又是伪统，哪个王朝又是闰统，几乎人人都有高见。就像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王通认为刘宋和北魏是正统，齐、梁、陈都是闰统；费长房认为宋、齐、梁是正统，陈是闰统；萧颖士则认为陈固然是闰统，但隋朝也是闰统。此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罗列出来有一大堆。

这些辩论还会导致史书的翻新。有些文人觉得前人的史书写得不好，自己要推翻重写。他们觉得不好，往往不是因为这些书事实不准确，或者文字不优美，而是觉得它们对正统、闰统把握得不好，体例乖谬，政治不正确。比如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记载三国史事的时候，把曹魏当成了正统，以它的年号来记年。这里头其实有技术上的考虑，如果把蜀汉当成正统，那么蜀汉灭亡和晋朝建立中间还隔着三年，这三年如何记年？所以，索性把曹魏当成正统算了。

但是，对于态度更严肃的文化人来说，正统之辩是道德问题，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怎么能俯就于技术细节呢？朱熹写过一部流传极广的《通鉴纲目》，而他的直接写作动机就是对司马光不满，不把蜀汉当正统，反而把曹魏当了正统，“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看我给你写个政治正确版。

这就跟“大礼议”有点像，都是关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名分之争。无论是“大礼”还是“正统”，在后人看来，却似乎是个伪问题。梁启超就觉得“正统之辩”无聊透顶，

“统”这个词就是错的，更谈不上什么正不正了，“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他把那些热衷于正统、闰统之辩的古代知识分子，一棍子都打成了陋儒。现代读者多半会觉得梁启超说的有道理。自古帝王只有成王败寇，哪有正统、闰统？把大好时间浪费这些无聊争辩上，实在太过荒谬。

但如果设身处地替古人想一想，就会觉得情形并非如此简单。身处已了之局，回头看帝王时代的正统闰统、继统继嗣，自然会有一种荒谬感。但对于局中之人，如果否认了这种区别，又叫他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

黄宗羲在《原君》里，痛斥三代以下的君王，说他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至于什么帝位传承，继统继嗣，无非是把天下看成一个家族的私产。黄宗羲质问道：“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说得很是痛快淋漓。但是，令人不免觉得奇怪的是，黄宗羲说的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也符合人类的道德直觉，为什么上千年来就少有人这么说？

当然，也许是怕皇帝杀头。但也不全是。人们需要给自己的世界寻找一种意义，让它区别于完全的荒蛮。如果我真的觉得帝王无非巨盗，正统、闰统无非谎言，天下就是一片唯力是视的丛林，而我又根本没有能力想象出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世界的意义何在，文明的意义又何在呢？世界需要一种秩序，如果现实世界没有这个秩序，也要在想象中把它构建出来。这种构建并非毫无意义的幻觉，它确实减少了世界的暴力和无序。

《人类简史》里有一个说法，国家也好，宗教也好，乃至信贷货币、股份公司，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构的故事。这种故事被大家接受，也就变成了现实。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正统闰统、继统继嗣也就是一种大故事。古人对那些问题如此执着，就是因为他们要坚持这个故事的有效性。如果嘉靖不称父亲为皇叔，这个故事就出现了一个漏洞；如果蜀汉和曹魏都可以是正统，那么这个故事也出现了一个漏洞。而这些漏洞如果累积叠加，严重到一定程度，足以导致文明观念的崩塌，所以那些读书人才会为维护政治正确的故事，不惜以死抗争。

文明本身是一个大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崩塌了却没有另一个别的故事来取代它，文明就会随之崩塌。我们对历史上的那些争论满不在乎，也不过是因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另外版本的故事而已。正统闰统、继统继嗣对新故事已经完全失效。有朝一日，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在我们头上。未来的人们看到我们今天争论的焦点，恐怕也会觉得莫名其妙，甚至荒谬绝伦。

那么黄宗羲又是为什么能写出《原君》那样的文章呢？当然，他是了不起的思想者，而且在乱世中经受了现实的强烈刺激，所以能够脱出时代的藩篱。但是，他的观念也有所依托。如果一个人毫无思想资源可做依托，让他凭空去想，那真是千难万难，而且很难找到出路。你把眼前的东西都否定，拿什么去填补这个空白呢？那个填补之物现实吗？以前存在过吗？未来可能存在吗？这都是问题。

黄宗羲的思想依托就是“三代之治”。所谓三代就是夏、商、周，按照儒家的说法，那时有圣主明君，创造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黄金时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屡次提到“三代”，拿它做标准来批判现实社会。黄宗羲并非孤例，儒家文化人往往都是这么做的，只是黄宗羲走得更远，做得更彻底，态度也更决绝。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三代之治”无非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夏、商、周哪里有那么好？夏朝姑且不论，看看《翦商》这本书，就知道商朝有多么恐怖。我们读到儒家津津乐道于“三代之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他们一味复古，太过迂腐。怎么说呢？这么想，也对，也不对。这里确实有自己骗自己的迂腐味道，但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古人真的相信“三代之治”是黄金时代吗？至少法家是不信的。韩非就不觉得“三代”时君主有多么圣明，百姓有多么仁义。他觉得那只不过是因为人口少，不太需要争抢而已。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多少比儒家的幻想要现实一些，但这并不说明韩非一定比黄宗羲更高明。法家不推崇“三代之治”，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包袱。他们不需要为批评现实而拿起历史做武器，而儒家需要这样的武器。

打个比方，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这个村庄世世代代都是这个样子，但你对这个样子偏偏不满意，那你该怎么说呢？如果你知道有外面的世界，你可能会说，别的村子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那你又该怎么办？如果你凭空提出一套说法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如何，不光周围人觉得你这是狂想臆测，自己恐怕也觉得没底，不知道自己这套说法是否行得通。那么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想象出这个村庄以前的样子，咱们这个村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得多！跟以前比起来，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好！如果大家相信你想象出的村庄史，那么这个虚假的历史就可能成为现实的武器。

不能说儒家文化人对“三代之治”的赞美里，都有这种利害盘算，但对于某些精英分子来说，它确实起到了类似作用。很多激烈的改革者往往都有复古的假象，就像王安石就打出“法先王”的口号，拿着《周礼》做改革依据。黄宗羲更是拿“三代之治”做抓手，对君主制做全方位的声讨，连君位的父子继承制都要废除掉。

其实不光改革派如此，整个儒家都有这种倾向。夸张点说，至少在宋朝之后，用古老理念来对抗现实政治，已经成了儒家的一种隐秘心事。

在他们眼里，世上有治统，也有道统。所谓“治统”，大致就是统治现实世界的谱系。孝宗死了，皇位传给武宗正德皇帝；武宗死了，皇位传给世宗嘉靖皇帝。这就是治统。它代表着最高权力的传承，是大家都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但除此之外，还潜伏着一个平行的“道统”。

经过儒家的修饰，这个道统从上古的尧、舜、禹、汤，传到周公、孔子，再经由子思、孟子传承到了二程、朱熹。它没有统治的力量，但是有判定对错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来自思想，来自道德，也来自时间。儒家把道统追溯到了“三代”，编织成了一个《人类简史》里说的“大故事”，一旦人们相信了这个大故事，这里面当然就会有一种力量。

儒家有个梦想，想通过道统来钳制治统，让现实服从道理，让力量服从仁义，让皇帝服从道德。赵匡胤曾问赵普，世界上什么最大？赵普说，道理最大。赵普虽然算不上醇儒，但这个对话里，确实蕴藏着儒家的理想。

这就有点像《倚天屠龙记》里的屠龙刀和倚天剑。掌握屠龙刀就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但掌握着倚天剑的人又可以威胁到他，形成一种钳制。或者也可以拿欧洲史做个比喻，治统就对应着神圣罗马帝国，而道统对应着天主教，前者有武器，后者有信仰，同样形成一种均衡。

但理想终究是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道理到底能不能够钳制住权力呢？如果权力足够自制的话，也许可能。宋朝有过一次类似“大礼议”的事件，叫“濮议”。宋英宗过继给了仁宗，继承了皇位，就像嘉靖皇帝一样，他也想尊崇自己生父，给他加皇帝的称号。这件事在朝廷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宋朝没有摧折臣下的传统，权力尚不敢肆无忌惮地暴虐，所以“濮议”并没有造成流血事件，最后也是彼此让步，不了了之。

可是到了“大礼议”的时候，皇权已经今非昔比。洪武、永乐都宰杀臣下如鸡犬，殴辱士人如奴隶，嘉靖自然可以有样学样。几顿廷杖下来，一片血肉模糊，所有人都噤如寒蝉，所有的道理都失效了。当然，“大礼议”的具体情形与“濮议”不同，嘉靖的念头在伦理上也并非无理可循，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是他终结争论的方式——堵住你的嘴，按在地上打，就是折辱你，就是杖毙你，就是赤裸裸的暴力。面对屠龙刀，倚天剑又在哪里？面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治统”，纸面上无比庄严的“道统”又在哪里？

从宋到明，从明到清，儒学在理论上日益精密，但在现实中却是决堤式的溃败。权力越来越恐怖和狰狞，儒家的“大故事”对此却完全无计可施。当然，后来有了现代化的转向，传统格局就此终结。但如果没有那样的转向，大家还是沿着原有的路子走下去，这个“大故事”恐怕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它也许会鱼烂河决，从而转变出新的故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会慢慢变成往日自我的鬼魂，甚至把伸向外面的剑锋转向内里，变成往日自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