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唐神童，后来成为初唐四杰之一，为何跳井而亡

永徽三年（652年）的春天，弘农杨氏的宅子里飘着墨香。三岁的杨炯坐在母亲腿上，手指着《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奶声奶气地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母亲笑着摸他的头：“我儿将来定是个大才子。”

杨炯的聪明是刻在骨子里的。五岁能背《论语》，七岁能写《咏鹅》那样的小诗（比骆宾王还早两年），十一岁就开始读《史记》《汉书》。邻居们常围在他家门口，看这个“小夫子”摇头晃脑地讲“鸿门宴”，有人开玩笑说：“这孩子要是参加科举，肯定能中。”

没想到玩笑成了真。十四岁那年，杨炯背着书箱进了长安。唐朝的神童科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年十五以下，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还要经过皇帝亲自面试。考官问他：“《诗经》里‘蒹葭苍苍’讲的是什么？”他眨眨眼，答：“是君子对贤人的追求，就像皇帝求贤若渴。”考官们拍案叫绝，连高宗都夸：“这孩子比我当年还机灵。”

就这样，杨炯成了唐朝最年轻的校书郎——负责整理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那天他穿着新做的青衫，站在秘书省的台阶上，看着满屋子的竹简，高兴得蹦起来：“我要把这里的书都读完！”

杨炯的神童之名，不是长辈夸出来的，是真刀真枪考进朝廷的“硬本事”。

长安的春天来得早，秘书省的桃花开得正艳。杨炯抱着书路过，听见有人喊：“杨小郎，过来对诗！”抬头一看，是王勃——比他大五岁，刚中了进士，正拿着笔在墙上写《春思赋》。

“‘落霞与孤鹜齐飞’，你这句子写得太妙了！”杨炯凑过去，指着墙上的字。王勃笑着递给他笔：“你也写一句？”杨炯不假思索，写下“青苔生兮春草歇，秋风起兮秋叶飞”——这就是后来《青苔赋》里的名句。旁边的卢照邻拍着手笑：“你们俩要是组合，肯定能横扫长安文坛。”

没过多久，骆宾王也来了。四个年轻人聚在长安的酒肆里，一边喝酒一边写文章，有时候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又抱在一起笑。有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号：“初唐四杰”。消息传到皇宫里，连武则天都听说了：“这四个孩子的文章，比那些老臣写的有意思多了。”

“初唐四杰”的名声越来越大，连街头的卖书郎都在卖他们的诗稿。有一次，杨炯路过书店，听见老板喊：“王杨卢骆的诗，一文钱一首！”他走过去翻了翻，发现自己的诗排在第三，皱着眉头说：“我比王勃差吗？为什么我在他后面？”老板笑着说：“大家都说‘王杨卢骆’，习惯了嘛。”杨炯哼了一声：“下次我要写篇比《滕王阁序》还好的文章！”

“初唐四杰”是当时文人圈的“顶流标签”，而杨炯，是这个标签里最不服输的那个。

杨炯当了五年校书郎，后来升为太子詹事司直——负责辅佐太子李显。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只会读书的少年了，他开始看不惯官场的“歪风邪气”。

有一次，武则天要给官员加冕服，说是“彰显朝廷威严”。杨炯听说后，连夜写了篇《公卿以下冕服议》，里面说：“冕服是礼仪的象征，现在有些官员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穿那么华丽的衣服，简直是对祖宗的亵渎！”这篇文章一出来，那些想讨好武则天的官员都炸了：“这小子太狂了，居然敢批评皇帝的决定！”

还有一次，吏部尚书李敬玄过生日，邀请百官赴宴。杨炯去了，看见李敬玄收了一堆贿赂，忍不住说：“大人，您身为吏部尚书，应该以身作则，怎么能收这么多礼物？”李敬玄的脸一下子红了，指着门说：“你给我滚出去！”杨炯甩了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有人劝他：“你这么直，会得罪人的。”杨炯撇了撇嘴：“我是为了朝廷好，怕什么？”他甚至对“初唐四杰”的排名不满，公开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我比王勃强！”王勃听说后，只是笑了笑：“他呀，就是嘴硬。”

官场里的“刺头”，从来都不缺敌人。

垂拱元年（685年）的冬天，杨炯正在家里写文章，突然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两个差役：“杨大人，你伯父杨德干犯了罪，你被牵连了，贬为梓州司法参军。”

杨炯的脑子“嗡”的一声。伯父杨德干是个小官，因为和徐敬业（武则天的敌人）有来往，被处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伯父的事被贬——而且是贬到梓州，那个离长安有三千多里的偏远地方。

那天晚上，杨炯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想起了长安的朋友：王勃已经去世（676年落水而亡），卢照邻在四川养病（680年去世），骆宾王参与了徐敬业的叛乱，下落不明。他摸着怀里的诗稿，眼泪掉了下来：“我要是留在长安，肯定能做出一番事业……”

第二天清晨，杨炯背着行李，坐上了去梓州的马车。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他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长安变成荒凉的山区，心里像塞了块石头。路过剑门关的时候，他写下了《过剑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字里行间都是对长安的思念。

到梓州的那天，天空飘着小雨。杨炯看着眼前的梓州城，城墙破破烂烂的，街道上满是泥坑，路边的孩子光着脚跑过，溅了他一身泥。他叹了口气，走进了司法参军的官署——一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被贬梓州，是杨炯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他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长安的春天。

梓州的司法参军，主要负责处理案件。杨炯是个刚直的人，处理案件的时候，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有一次，一个富人犯了盗窃罪，想用钱贿赂他：“杨大人，这是五十两银子，你帮我从轻发落？”杨炯当场把银子扔了出去，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以为钱能买通法律？做梦！”富人恨得牙痒痒，到处说他“不近人情”。

梓州的日子很无聊。没有长安的酒肆，没有朋友的陪伴，甚至没有多少书可以读。杨炯每天除了处理案件，就是坐在院子里发呆，有时候会想起长安的桃花，想起王勃的《滕王阁序》，想起武则天的夸奖。他写了《梓州官僚赞》，里面说：“这些官员，有的贪污，有的碌碌无为，简直是浪费国家的俸禄！”——这句话传到了梓州刺史耳朵里，刺史骂他：“这个外来的小子，太狂了！”

有一次，杨炯生病了，躺在床上，想起了母亲。他写了《病中夜怀》：“病里怀人倍觉难，孤灯挑尽未成眠。”——字里行间都是孤独和思念。邻居们听说他病了，没人来看他，只有一个老差役送了碗粥：“杨大人，你要是想家，就写封信吧。”杨炯接过粥，眼泪掉在了碗里。

梓州的日子，像一杯苦酒，越喝越涩。

永淳元年（682年）的春天，杨炯收到了长安的信——是他的朋友张说写的：“杨兄，我听说你在梓州过得不好，要不要我帮你求情？”杨炯看完信，高兴得跳起来：“我能回长安了！”他立刻写了回信，说：“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可是，等了三个月，没有消息。杨炯每天都去门口等信，每次都失望而归。有一天，他路过梓州的城楼，看见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他的脑子“嗡”的一声——原来，张说的求情没用，因为武则天已经掌握了政权，而他，是“旧臣”。

那天晚上，杨炯坐在院子里，喝了很多酒。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十四岁中神童科，二十岁成为太子詹事司直，三十岁被贬到梓州……他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被风吹到了偏远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在意。他摸着怀里的诗稿，里面有他写的《临终诗》：“平生不得志，死后愿为鬼。”

第二天，杨炯去了城外的枯井边。他看着井底的水，想起了长安的月亮，想起了王勃的《滕王阁序》，想起了母亲的笑容。他把诗稿放在井边，然后纵身跳了下去。

最后的挣扎，没能拉住他下坠的脚步。

永淳元年（682年）的深秋，梓州的枯井边围满了人。有人举着灯笼往井里照，看见井底躺着一个穿青衫的男子，头发散着，脸上还带着点倔强——那是杨炯。

关于杨炯的死因，史书记载是“卒于官”（《旧唐书·杨炯传》），但民间一直流传着他跳井而亡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因为想念长安；有人说，他是因为对官场失望；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孤独。

不管怎么说，杨炯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他是神童，是“初唐四杰”之一，却因为性格刚直，被官场排斥；因为伯父的事，被贬到偏远地方；因为对未来的绝望，选择了跳井。

那天，梓州的天空飘着小雨。有人捡起了井边的诗稿，里面有一句：“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这是杨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枯井里的结局，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