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松 | 宜宾《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考论 | 2509-056（总第3202期）

感谢陈世松老师赐稿

原文载《四川文物》2025年第4期

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

宜宾《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考论

作者 陈世松

作者简介：陈世松，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曾任历史所副所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元史、四川地方史、移民史与客家文化。代表性著述:《余玠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之际的泸州》《宋元战争史》《宋哲元传》《中国封建王朝史》（元朝卷）、《四川简史》《四川通史》《成都通史》《天下四川人》《四川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等。

摘 要： 晚宋四川州郡治所与路级监司机构移徙现象，既是南宋边患危机下的被动应变，也是军事地理学的主动创新。它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转移，更是军事、政治、社会资源的重组。宜宾市新近发现的《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为观察宋末路级监司机构移徙现象提供了最新的文物实证。透过路级监司治所易置现象，可见南宋朝廷挽救蜀中危局的战略意图，措置边区、巩固西南边防的管控作为，更能窥知政治制度运作的良苦用心。南宋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不仅适时地建立了制置司和总领所等新的地方机构，同时还因应西南边防的需要，不断调整地方监司的职能权益，强化提刑司的边防职能，使之逐渐成为应对边患危机的得力工具。

关键词： 南宋；叙州；边防；州郡徙治；提刑司

13世纪中叶，为抗御蒙古骑兵的冲击，宋廷曾经在蜀境之内掀起了一股因山为垒、州郡“分治险要”的热潮1。在诸多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中，金石碑刻以其未经后世篡改、现场时空坐标清晰、历史细节丰富等属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川渝境内存有刻于宋蒙战争时期、直接与宋蒙战争有关的金石碑刻30多幅，其内容多集中在山城修建与战事经过等方面2，而唯独缺少记述州郡治所与路级行政机构移徙过程的碑刻实证3。不过，最近在宜宾市发现的一通镌刻于南宋淳祐年间的碑记，有望弥补这一历史遗憾。

新见碑记以“恭奉圣旨，置司叙南”为线索，记述了原设在“东梓”（今四川三台县）的潼川府路宪台治所，易地迁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以及四川制置使余玠于治所落成之日，临州“按行”，视察西南边防区的经过始末，所述内容为旧史所不载。宋末四川州郡“分治险要”，其战略意图在于“屯兵聚粮为必守计”4，用以凝聚人心士气，使民“有安土之心”5。而将执掌一路司法、监察事务专门机构的提刑司，移徙至川滇之边叙州，究竟蕴含着何种战略意图，值得深入解析。本文以碑记为依据，在释读碑文内容、考定作者身份的基础之上，着重围绕潼川府路提刑司移治叙州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分别从军事布局、制度运作、边区措置三个维度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复现碑石背后的历史场景，从而对深化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1碑刻文字及其内容释读

2022年，宜宾市叙州区旅游服务中心李秉仁在叙州区南岸街道长江公园下渡口金沙江岸边一块独立巨石上发现了镌刻有南宋淳祐年号的碑记。巨石长约6、宽约6、高约10米，碑记无额、无名，今依据以事为主命名的惯例，并参考古碑目的著录格式，将其定名为《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碑文自右而左，直书，十行，每行10余字不等，双线阴刻，楷书，字径约20厘米见方，有人名、淳祐年号题款，具体月日无法辨识。碑面风化剥落严重，约有一半面积文字缺损（图一）。现借助红外线扫描技术，将碑面刻文痕迹拼接为图片（图二），并对其中可识读的100余字以横排简体格式迻录如下：

宪旧治东梓，端平丙申，会蜀有难，越三政而/司存靡定。

淳祐癸卯，令式自夔易部，恭奉/圣旨，置司叙南，始建台治。落成之日，/制使尚书余公按行，谓形胜之地，必有开于/方来也。既望临/州，颁新印，令式亦（下缺）/思存前贤任，念创始之难，磨崖以纪其岁月/（上缺）勰、赵舆凌、王炎□□/（上缺）事。淳祐丙（午）（下缺）/

（上缺）押官赵尧年、金海、谢□□□。

图一 宜宾《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睿提供）

图二 宜宾《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红外线扫描拼接图（宜宾市博物院提供）

碑文以第一人称记述，其内容可分为四段释读：

（一）“宪旧治东梓，端平丙申，会蜀有难，越三政而司存靡定”句，记述了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司治所变动的由来与过程。按古人“以诸路刑狱为宪”6，“宪治”指代提点刑狱司治所。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载：“《文献通考》言唐之州县不过一使临之，而宋则有帅、漕、宪、仓四司，……帅、漕、宪、仓盖当时案牍之称：帅谓安抚司，漕谓转运司，宪谓提点刑狱司，仓谓提举常平司。”7潼川府路本梓州，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为东川。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复加剑南。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升梓州为潼川府路，梓州路随后易名为潼川府路。宋代文献中，一般将设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潼川镇）的漕、宪、仓监司机构，称为“东梓”或“梓部”8，其长官称为“梓部使者”，简称“梓部使”。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战争爆发，丙申（三年，1236年），蒙古军深入四川腹地抄掠，蜀境依次破陷，潼川府迭遭兵难。“越三政”，指经过了三任主官的治理，宪司飘泊寄治，依然居无定所。

（二）“淳祐癸卯，令式自夔易部，恭奉圣旨，置司叙南，始建台治”句，记述了潼川路提刑司台治移徙至叙州的经过。“淳祐癸卯”，为淳祐三年（1243年）。“夔部”即夔州路的简称9。“自夔易部”，指“令式”的职务发生调动，由夔路提点刑狱转任潼川路提点刑狱；继又奉理宗皇帝圣旨，将设在东梓的台治，置司于叙南。“叙南”作为地理概念，涵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叙南，指代古代泸、戎（徽宗时改为叙州）二州的多民族聚居区域；狭义的叙南即指代叙州城。

（三）“落成之日，制使尚书余公按行”句，记述了四川制置使余玠临州视察的经过。“制使尚书余公”，即蜀帅余玠。余玠字义夫，淳祐二年（1242年）十二月，寻授“兵部侍郎”，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10。淳祐六年（1246年），“以王事勤劳，升权兵部尚书，职任依旧”。八年（1248年）五月，“直除兵部尚书”11。淳祐六年某月既望（十六日），宪司台治落成，余玠临州“按行”，颁授“新印”，并移步城外下渡口，考察三江两岸形势，指点军事防御方略，寄语未来，谓叙州为“形胜之地”，“必有开于方来”。“按”字，古有“巡行”之意12，“按行”系当时官员一种公务活动方式，“按行”记事为宋代流行的碑刻文体。浙江处州青田县石门洞（今浙江青田县高市乡）现存有宋代官员沈括“按行过此”、郑挺“按兵来游”两处摩崖题刻可以佐证13。

（四）碑文末尾属题款部分，记述了碑刻撰写的由来，以及随侍官吏姓名与题刻时间。碑记所列官吏，生平无考。碑文中两处出现“令式”之名，前者以“令式自夔易部”之语，记述了自夔易部，迁往叙州的经历；后者以“令式”（下有缺文）之语，追今抚昔，记述了“思存前贤任”的感慨与碑文撰写的缘由。“淳祐丙□”为碑刻立石纪年题款。按淳祐年号至十二年（1252年）而止，次年即更改年号为宝祐元年（1253年）14。碑文所缺损的淳祐年号，只能在宝祐元年之前余玠拥有“兵部尚书”职衔之年求之。鉴于淳祐六年余玠已授“权兵部尚书”，故碑文以“制使、尚书”头衔称之。碑面“淳祐丙”三字后所缺之字，当为“午”字无疑，如此，立碑时间断为淳祐丙午（六年，1246年）。

2碑文作者杨令式其人考证

通读碑文，可知本碑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令式”系碑文作者的自称。关于“令式”其人，于史无征，仅出现在阳枋《字溪集》之中。按阳枋（1187—1267年），字宗骥，初名昌朝，又字正父。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以枋名贡于乡，遂易名枋。门人因其所居“巴字溪小龙潭之上”，号字溪先生。《宋史》无传，其子阳少箕（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在阳枋去世后，将其所著整理为《字溪集》十一卷，附录一卷，对其生平有较为详细的记录15。在阳少箕撰写的《纪年录》与《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中，分别提到了“宪使勉斋杨公”和“梓部使杨公令式”，即碑文作者杨令式。

淳祐六年丙午，公年六十。制置樵隐余公推敬之久，乃以学博行修、恬于进取荐，漕使学斋史公以蕴于学识、无所竞絿荐，宪使勉斋杨公以学问渊源、允为师范荐。公顾之澹然。16

一时当途嘉公廉退，樵隐余公玠则以学博修行、恬于进取荐，学斋史公绳祖则以藴于学识、无所竞絿荐，梓部使杨公令式以学问渊源、允为师表荐。公视之澹如也。17

“樵隐余公玠”即四川制置使余玠号樵隐，“漕使学斋史公”即潼川府路转运使史绳祖号学斋，“宪使勉斋杨公”和“梓部使杨公令式”为同一人，即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公事杨令式号勉斋。淳祐六年，阳枋年届六十，正当归休之年。坐镇重庆的蜀帅余玠，以及本路漕、宪两大监司的部使者史绳祖与杨令式，出于对阳枋学识、德望、政绩的了解，力挽阳枋继续为朝效力。阳枋之所以能在《字溪集》中保存这样的历史信息，与阳枋的出仕背景及其履历有直接关系。

史载，淳祐四年（1244年）阳枋以蜀难免入对，赐同进士出身。根据宋代“蜀帅例得荐士”旧制惯例18，阳枋被蜀帅余玠举荐入朝，先分于教广安，继“交辟于昌州监酒税，于大宁为理掾，于绍庆为学官”19。淳祐四年，阳枋出任广安学官期间，广安地区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旱，“境内啸聚相扇，众不下千，首恶谋掠府”，人心不稳，社会动荡不安。作为郡幕的阳枋，一面为广安郡守赵汝廪代拟劝农檄文，为民祈雨、做罗汉道场；另一面采取果断措施，惩办首恶，不伤及无辜，使得风波很快平息。

随着广安旱情缓解，治安积案很快得到处理，阳枋也在这一过程中撰写了一些诗文作品。其中，有《和杨提刑喜雨》一首七言诗，诗题所称的“杨提刑”，正与阳少箕笔下的“宪使勉斋杨公”“梓部使杨公令式”身份相符。这篇七言诗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记述了阳枋与杨令式之间的交情，以及他所了解的杨提刑的行迹。兹照录全文如下：

蝼蚁何能格上穹，况于三伏蕴隆中。

瓣香载走神龙庙，法象俱来大梵宫。

出岫金身能普济，临池玉醮可幽通。

尚凭使者疏冤狱，歌舞丰年与众同。

诏许归耕荷圣王，又扶衰病过南方。

幸亲博洽前无辈，每款平反后必昌。

请雨赖公诚独至，回天愧我德多凉。

作诗志喜亲衔袖，玩把浑如七宝装20。

从“瓣香载走神龙庙，法象俱来大梵宫”“诏许归耕荷圣王，又扶衰病过南方”诗句可见，作为潼川府路提刑官的杨令式，曾经亲临广安，参加了当地劝农祈雨祭祀活动；从“尚凭使者疏冤狱，歌舞丰年与众同”“幸亲博洽前无辈，每款平反后必昌”诗句可见，杨令式在审理广安因天旱而发生的“境内啸聚”事件中，在纾解案情、平反冤狱方面发挥了决定作用。

继广安学官之后，阳枋于淳祐五年（1245年）又被蜀帅檄为大宁秋官。在担任秋官期间，他因在处理淹滞案件，消除秋收纳税积弊方面有所作为，深受当地百姓好评21。宋制，提刑司等路级机构与州县之间主要是上下级关系，其对州县事务进行规划、审批、决断，同时也负责组织指挥州县具体实施，对州县官员行使着监察、考课、举辟等人事管理职权。提刑司一般通过文移往来和差官行事，实现对州县事务的组织、指挥职能22，履行对州县的监管之责。根据阳枋出仕的背景，以及在地方州县所履行职事，诸如劝农、祈雨、治安、系狱、催纳税赋等，这些正属于提刑司主管的职能范围，因此这就为阳枋与潼川府路提刑司官员之间的接触交流提供了机遇。加之，杨令式在组织、指挥广安抗旱过程中，曾经亲临州县巡查，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交集往来。对于擅长诗文的阳枋来说，在自己诗文集中留下一些生动描绘提刑司官员形象的文字，太正常不过。而杨令式也因此从中感受到阳枋“学问渊源”的深厚，故才以“允为师表”之词挽留推荐。

总之，《字溪集》中的相关文字记述，不仅是晚宋提刑司职能运作过程及其表现的真实写照，而且也为本碑作者杨令式其人的客观存在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

3军事布局：“经理四蜀”的战略抉择

潼川府路提刑司由东梓移治川滇极边之地叙州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军事布局因素考察，这是宋廷为挽救蜀中危局，重构长江上游防线而作的战略抉择。

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挟强劲军事力量，大举南下，蜀经“三变”，“一败而失四堡”，“二败而弃五州”，“三败而委三关”23，南宋精心构建的长江上游防线轰然坍塌。蒙古军“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没”24。由于四川州郡治所多位于平原地带，难以抵挡蒙古骑兵的快速进攻，致使蜀境依次沦陷，迭遭兵难。为挽救蜀中危局，宋廷任用余玠守蜀，为遏阻蒙古骑兵快速进攻之势，余玠决定因地制宜，依山筑城，以为“四蜀经久之谋”25。《宋季三朝政要》载，余玠“入蜀作《经理四蜀图》，……上许之。于是，悉迁蜀郡平旷之地，分治险要。如合州治钓鱼山之类是也。26”将州郡治所迁至险要山地，是“经理四蜀”战略抉择中的重中之重。此举意在利用山形水势，扼守水陆要冲，“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用以重构一个“如臂使指，气势联络”27的山城防御体系。

宋代的“路”是介于中央与州、县之间的行政层级和管理区划。潼川府路治梓州，“左带涪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冲要”28。自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起，一路兵马事分由梓、遂、泸三守臣分别提举29。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升泸南为潼川府路安抚使，俾举刺一道，“总是（十）五郡之军民，羁縻千数百里之边面，左接云南，右连交广，皆有统临而体势增重。”30故泸州亦有“梓部之奥区”之称31。自此之后，一路兵马事分由泸州、潼川二守臣提举，潼川守臣“止兼果、渠、怀安、广安五郡兵马事”32。

安抚使作为潼川府路的帅臣，总一路兵政，在州郡分治险要中扮演重要角色。碑文记载，端平丙申鞑骑入蜀以来，位于东梓的潼川府亦迭遭兵难。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十二日，蒙古军一部由新井（今南部县西）经盐亭（今盐亭县），于十六日入潼川，潼、遂辖境破陷，“莽为盗区”33。淳祐五年十一月，诏“权潼川府魏霭死于官守”，“赠官三转，仍官其一子”34。这些史料表明，潼川府城和辖境多次被蒙古军所攻破。在此背景下，坐镇梓州的潼川府路安抚司，不得不择险筑城，迁至有险可守的云顶山。金堂县云顶城北门门拱题记存有“忠翊郎利州驻扎御前右军统领兼潼川府路将领都统使司修城提振官孔仙，保义郎利州驻扎御前摧锋军统制兼潼川府路兵马副都监提督诸军修城萧世显规划”的官衔题名，表明潼川府及怀安军有可能曾迁至云顶城35。坐镇泸州的曹致大，就领潼川府路安抚使兼行州事，于淳祐三年（1243年），受余玠委托创筑神臂城（今泸州市合江县焦滩乡老泸村），城成，迁潼川府路安抚司和泸州治所于其上。

转运司掌管潼川府一路钱谷、财用、税赋等政务。仁宗天圣间，益、梓路特置转运判官，遂宁旧为“梓郡台治”。大中祥符中，寇瑊置于梓州，仁宗皇祐中，田况请复置司遂州36。遂宁府亦是南宋四川总领财赋所的府库重地。在潼川府路诸监司中，转运司的地位最高，故有“宪不及漕”之说37。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春，蒙古军突袭遂宁府所在的武信城（今遂宁市），四川总领财赋使王朝、遂宁府主管文字赵拱实死之。《元史》亦载：“会大军破遂宁、泸、叙等州。”38这些史料证明，潼川府路转运司所在的遂宁府亦遭破陷，治所迁移在所难免。

在遂宁府附近，有筑于端平三年（1236年）的蓬溪寨（今蓬溪县新会镇），似不能满足防御需要。淳祐三年，余玠以蓬州旧治经兵革荒废，乃于利、阆与开、达之间筑运山城（今南充市蓬安县河舒镇），并移蓬州州治于其上39。宝祐四年（1256年），鉴于利州已失，利州路转运司侨治于运山城40。至于潼川府路转运司是否移司治于此城，史无明载。不过，根据淳祐十年（1250年）转运使史绳祖的自述，他曾“因护漕摄宪梓部行部至资州”，他的《学斋占毕》一书即“书于梓漕极堂”41，由此推知，此时潼川府路转运司的治所仍在遂州。

提点刑狱司掌管潼川府一路刑狱，自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陈天丽始置，衙署在罗城内之东北隅。神宗元祐中，“提刑黄师是因旧址增葺”42。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魏了翁由眉州擢潼川府路提点刑狱，文献记其为“司臬东梓”43，表明在宋蒙战争爆发前夜，本路提刑司治所仍在“东梓”。

常平提举司掌管潼川府一路茶、盐等事务，旧治遂宁武信城。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置新治于提刑司之左。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罢，复并于提刑司44。淳祐年间，阳枋在分教广安时，为分享久旱逢甘露的喜悦之情，曾与本路多位部使进行诗文唱和，其中有《和苏提举喜雨》《和陈提举喜雨》《再和陈提举喜雨》等诗篇，苏提举、陈提举等可能就在常平提举司任职。从“人道苏天真广大，岁逢商旱得流通”（《和苏提举喜雨》），“耆老首为乡曲贺，唾成珠玉巧于装”（《和陈提举喜雨》）等诗句45可知，战时诸路监司仍在积极配合落实“经理四蜀”布局，发挥了应有的职能作用。

州郡分治险要举措，保障了战时地方行政机构的运转，避免了因城池陷落导致统治崩溃。依托山城组织屯田、练兵，整合军民力量，增强了山城防御的凝聚力，从而扭转了四川战局，开始收到了“不战而自守矣”的奇效。46然而，就在四川腹地州县局势渐趋平稳之时，蒙古却转而向四川西部边境用兵，致使蜀南地区又变为战争前线。

早在蒙古兵临蜀边时，在宋廷中即有关于“鞑虏破阶窥文，欲为斡腹深入之计”47的传闻。“端平丙申冬，鞑骑入蜀，有战兵之失位，招来而至泸者，与其军民交竞，比屋延燎，倏为焦土。”48及至淳祐初年，蒙古即远抵大渡河边的木波国界49。继又穿过“蜀之徼外诸蛮”，而“环寇嘉定府”。50淳祐元年（1241年）十月，蒙古都元帅塔海、秃薛率军攻蜀，掠地至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不屈遇害。蒙古军四向攻略，凡破成都、汉州、嘉定、泸州、叙州等二十城，史称“西州之祸”。此役，“大元兵连攻叙州，帐前都统杨大全等水陆并进，自卯至午战十数合，殁于行伍。”51嘉、泸、叙等州多次成为蒙军攻取的目标，绝非偶然。究其根源，无不与蒙古推行的假道大理进攻南宋的“斡腹之谋”战略计划有关52。以至蜀帅陈隆之向朝廷惊呼：“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53

当蜀南边境地区成为战争前线，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之时，四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上疏呈策，发出了加强叙州防御，联合西南诸族抗御蒙古“斡腹之谋”的呼号。“权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的蜀人吴昌裔，在奏疏中提及：“臣以为叙州两江之会，当用桑愈之说，增兵屯驻，扼塞要冲。思播田杨之族，当推赤心置其腹中，相为犄角，以为乌蒙国之藩篱，使借兵出汉之谋不得逞，则西蜀之南徼屹然如金城之不可拔。”54时任四川抚谕使的杨恢，亦言“由简入泸，誓死以报，欲召泸、叙、荣州、长宁诸寨之丁以图进讨，借兵于西南诸族以壮军声，取财于一二郡纲解以济乏绝”。55淳祐四年（1244年），阳枋更在上蜀帅余玠的书中，分析了蒙古“若图斡腹，必于泸、叙，……出我之背，以闯朝廷之后户”的形势，并提出“引思播之甲，布列南岸以为声援”56的对策。潼川府路提刑司移治极边之地叙州的现象，正是在西南边防形势危急，南宋朝野呼吁加强川滇防御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

4制度运作：提刑司对西南边防的因应

潼川府路提刑司移治叙州，从政治制度运作角度审视，这也是提刑司不断调整职能，因应西南边防的必然结果。

边防为防御之大经，与宋朝安危息息相关。北宋建立之初，为消除藩镇势力割据，设转运司总揽地方事务，“边防”为其首要职能。诚如吕祖谦所云：“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57”及至真宗景德年间，为分转运使之权，复设提点刑狱一司，提刑司遂成为执掌一路最高司法审理权的独立机构58。其后，提刑司职能范围日渐增加，除边防之外，更扩展至刑狱、封桩、钱谷、盗贼、保甲、军器、河渠等领域，“事务浸繁，权势益重。”59

潼川府路地域广阔，“南控泸叙，西扼绵茂，”60“羁縻千数百里之边面，左接云南，右连交广。”61由于宋初主动放弃了对大理的统一，致使其与吐蕃、大理交界的四川大渡河以南辖境成为西南边防重地。为防止西南“蛮夷”“挟吐蕃以为中国患”，62加强对“边夷部落”的经制，就成为事关宋朝安危的重大问题。两宋时期，提刑司受命介入西南民族事务，在经制蛮事中发挥了稳定边面的重要作用。提刑司因应西南边事的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北宋时期

此期围绕“泸夷”犯边事件展开。真宗之世，提刑司刚从转运司分立而出，恰逢此时，“泸州言江安县蛮人、夷人集众为乱”，宋廷决定“发兵赴淯井监加讨”63。其后，相继派遣了梓州路转运使寇瑊、梓夔路察访熊本、梓路招讨使赵遹征讨“泸夷”。以此为契机，潼川府路提刑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泸夷“侵扰不已”，始遣转运使寇瑊出兵讨平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泸夷反，继遣熊本措置。提点刑狱范百禄开始与转运使陈忱并列处置边事64。会泸夷数千人请命，裨将贾昌言欲杀以为功。范百禄制止之，遂受其降，与蛮夷“作文以誓之”，立石于武宁砦，其文收录在《宋史·蛮夷传》中65。熙宁十年（1077年），罗苟夷犯纳溪砦，提点刑狱穆珦言：“纳溪去泸一舍，罗苟去纳溪数里，今托事起端，若不加诛，则乌蛮观望，为害不细。”乃诏泾原副总管韩存宝击之66。会本路奏转运使应供军物过程中，时有科夫扰民现象发生，诏“提刑司其觉察以闻，失觉举者，与同罪”67。元丰三年（1080年），梓州路提点刑狱盛南仲“乞下江安县招诱斗篷夷”68。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泸南晏州夷族犯边，宋廷遣梓路转运赵遹、提刑贾若水督兵加讨69。就在提刑司在边防事务日渐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转运司在边事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以至元丰五年四月下诏：“遇有边事，安抚钤辖司措置施行，转运司更不干预。”70于是，取代转运司而起的提刑司，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宋廷因应西南边防事务的得力机构。

（二）南宋时期

此期围绕西南蛮夷“叛服不常”，犯边事件不断蔓延展开，其中以黎州诸蛮夷边患事变最为剧烈。针对边事逐渐扩大至黎、雅、嘉、叙等州，南宋朝廷遂命成都、潼川两路提刑司派员前往措置，使得介入边防事务的提刑司官员数量日渐增多（表一）。

表一 南宋成都府、潼川府两路提刑司涉边官吏统计表

与北宋时期相比，南宋提刑司职能不断扩大，权势日益扩展，具体表现在：

（1）兼任实权职事。制置司辟承议郎禄柬之知黎州，并奏其前守叙州劳绩，就除本路提点刑狱，复自夔部还为提刑兼权制置使职事71。此外，还有提点刑狱兼知黎州，李埴就除本路提点刑狱兼领安边司以经制蛮事72，等等。

（2）校阅土兵丁壮。宁宗嘉定中，提刑杨伯昌校阅保甲、弓手，乃于犍为、峨眉二邑土丁中，择其少壮二千人。所招土丁，“皆提刑司印给公据，分四十队，每队五十人，置教头、旗头、队司各一人，队丁四十七人，官给旗帜，队为一号，又创教场二十四，……选官军精技艺者教之。……（春秋大阅）提刑亲临按试，其艺出众者，优加犒赏，迁补名目。”73

（3）节制出征军马。嘉定五年（1212年）春，马湖蛮犯叙州，四川制置大使司“遣兴元后军统领刘雄等二人，将西兵千人，自嘉、叙二州分道并进。又遣迪功郎、新本路提刑司检法官安伯恕往叙州节制之”。74

（4）指挥边防作战。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黎州五部落举兵入寇，提点刑狱公事折知常“以嘉州中镇寨户三百人及诸州弓手等出按”，便宜指挥本路钤辖、将领进行征讨。六月初，官军与之战，再失利。折知常率制、漕、宪三司属官出城逃窜。八月，命折知常兼知黎州。75十一月雪甚，欲迁统领官王去恶部屯于去州五里的山寺，最终酿成一场“沈黎西兵之变”。76

（5）主持蛮事招安。嘉定四年（1211年），针对马湖夷都蛮攻犍为县利店寨，成都府路提刑李埴与许奕共领安边司事，“议犹欲招安”，继遣提刑司属官何逢年往谕寨官77。嘉定六年（1213年），针对虚恨蛮犯嘉定府峨眉县中镇寨引起的“癸酉虚恨之变”。宋廷先后派出陈益之、李埴、杨伯昌三位宪使进行招安，屡不至。

直至杨伯昌临州，乃遣从政郎、权本司签厅封寿源前往中镇寨，随宜应接，这才自邛部川将虚恨蛮招安78。两路提刑司共领的安边司“经制蛮事”大功告成，奏捷上闻，以提刑司官吏获得朝廷嘉奖、晋升的人数居多。

随着提刑司边防职能作用的发挥，这一机构在监司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以至被派往地方措置边事的提刑官如折知常之流，动辄“以监司自尊”，“张牌立榜，称面奉圣旨”，并在公众面前“讥察四川官吏”，“语凌”官兵，激化矛盾，最终酿成“西兵之变”79。事后，蜀人为之语曰：“糊说制置，折了提刑。吴妆纸马，成甚将军。盖蜀人鬻神词所用楮马，皆以青红抹之，署曰‘吴妆纸马’。80”这些都是对宋蒙战争前夜提刑司在边防中“势权益重”的真实写照和极大讽刺。

（三）宋元之际

此期围绕西南民族治理政策调整，潼川府路提刑司移治叙州展开。宋朝治理西南民族政策的形成，以唐朝对付南诏、吐蕃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为了使“云、吐之二藩”“不复疥疽于中国”，试图借助西南诸蕃，“阻隔大蕃之要道”，构筑“蜀部之藩篱”。鉴于“边夷近属虽众且微，然而势合则强，力分则弱”的现状，在实践中推行了一套“离其党使不得亲，分其势使不得不弱”的基本政策方针81。但当强敌压境步步紧逼川滇地区之时，过去奉行的这套“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民族治理政策，不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而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整。淳祐六年（1246年）六月戊戌，著作佐郎兼权礼部郎官、蒲江人高斯得应诏上奏82。高斯得在《轮对奏札》中有云，数月前，皇上“亟从”文武百官之议，曾命令蜀帅余玠“抚结诸蛮，邀截障蔽”，广帅驻邕州控扼险阻。“今阅数月，蜀之所抚结者何族？广之所控扼者亦何地？83”与此同时，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也提了“用蛮攻虏”84的对策，并申论了将昔日“防傜”“防交（交趾）”的策略转变为今日“防鞑”的必要性85。

潼川府路提刑司移治之地叙州，位居金沙江与岷江之会，辖宜宾、南溪、宣化、庆符四县及羁縻州30个，素有“钩带二江，抚有蛮獠”“控扼诸蛮，号为重地”之称86。生息在此区的蛮夷部落，种类众多，支系纷繁，分散错居，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除僚人所居外，其余为乌蛮各部所据。位于金沙江谷地的马湖地区“东通叙戎，南抵乌蒙，西接建昌，北达嘉、眉”87，扼守着川滇重要水上交通，不失为控制西南地区的通衢和咽喉。以马湖为中心的民族聚居区域战略价值极为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地不仅是蒙、宋两军交锋的战场，更是双方争夺西南诸蕃的前沿阵地。

端平以来，蒙古军从川西高原绕大渡河以攻云南，无不取此道，而将矛头指向这一地区。南宋初期，由于宋与大理之间的交通路线逐渐转向广西地区，这一变化进一步加深了此区乌蛮对宋的政治疏离感，致使其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加之马湖蛮因交通和边防问题，历来与宋交恶，种种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而蒙古则较早就认识到“西南诸蕃勇悍可用”89的道理，因而在推行“斡腹之谋”、进取大理的过程中，宋廷多次获报，称蒙古经常通过招诱、驱使诸蛮为其探路向导，提供粮饷支持90。面对蒙古军的进攻压力和挑战，南宋不得不将“借蛮攻虏”方略落到实处。于是，“恭奉圣旨，置司叙南”，“抚结”马湖地区“诸蛮”，依托金沙江两岸的险要地势，构筑“邀截”蒙军的藩篱屏障，就成为必然之势。潼川府提刑司移司叙州，有利于靠前策应指挥，这对于联合西南诸蕃，巩固西南边防，共同肩负抗击蒙古的重任，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5边区措置：强化对流民和沿边地区的管控

潼川府路提刑司移治叙州，从边区措置角度考量，这也是强化对流动人口和沿边地区管控的重要举措。

宋蒙战争初期，战乱频发，蜀境迭遭兵难，诚如碑记所述：“端平丙申，会蜀有难，越三政而司存靡定。”在战乱加剧，四川腹地城池被毁，治所无存的背景下，失去防御安全保障的人民，面临或死或逃的命运。而当时相对安定的地区，除了蒙古统治下的汉中地区，以及南宋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外，就只有西南沿边民族地区。有条件和能力出逃的蜀士群体，以文字记述了这一时期人口大量出逃的背景，及其迁入西南边地的经历。如阳枋撰文称：“蜀自辛卯（绍定四年，1231年）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辛丑（淳祐元年）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91史绳祖在《杨氏圹志》中写道：“蜀有狄难……嘉熙元年（1237年），虏大入。君独奉母若姑，深避西山中。”92居家巴川的阳枋，在1237—1243年间，曾经多次举家避难，不得不转徙于夜郎（今贵州境）、南川（今重庆綦江）、清溪（今四川汉源县境）、泸南（今四川泸州市）之间93。上述西山、夜郎、南川、清溪、泸南，皆为当时汉地与少数民族沿边接壤之地或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区。

人口是财税收入的来源和经济恢复的基础，在当时“长江以北郡邑狼藉”94的背景下，“遗黎歼尽，而几于无民，诸郡残破，公私赤立，而几于无财。”95与腹地州县财政赤贫如洗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沿边地区则因有一定数量的避难人口涌入，故还能提供一定财源支撑。淳祐三年，时任知袁州的蜀人程公许，收到子侄从叙州家乡寄来的书信，“喜其存全，哀其窘蹙”。他为此写下《天涯信音来》的诗篇，并在题记中特别注明：“侄历言去冬今春所遭兵祸及有司督逼科调之苦”96。出现在川滇之边的叙南地区的“有司督逼科调”，百姓疲于供输的现象，正是当时“军事迫急”背景下蜀民苦不堪命的真实写照。也许因为宋蒙战争初期，叙、泸等长江沿线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安全，比腹地州郡遭受战争蹂躏程度较轻，加之有较多外来逃难人口涌入，故而积淀了一定的人口基础，于是这才出现了“有司督逼科调”的现象，此区也因此产生了社会管控与治理的实际需要。按照常理，诸如安置接纳救济流民，维持社会稳定，防止犯罪、动乱，以及催收税赋、审理刑事案件等事务，也会不期而至，频繁发生，而这一切，正好为提刑司机构移治叙州铺平了道路。

除此之外，叙南边区的居民户籍与赋税政策的复杂状况，也是战时提刑司机构移治叙州的内生动力之一。众所周知，宋初统一后，边区部族众多，情况各异。基于不同的边区界限和边防形势，宋廷对周边区域及所属民户进行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层次划分，以此作为采取不同政策或边事问题处理策略的基础和依据。土地赋税政策，始终是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在宋朝统治的“省地”区域内，于是便有了省民、熟户、生户、羁縻州县等的区分，“区别就在于居民是否编入图籍交纳赋税”97。生活在西南边地的众多民族，除了有基于不同交纳赋税区别的省民、主户、客户、生夷、熟夷、部落户等身份外，在泸叙地区，更有产生于宋朝和南方强势民族之间的“两属夷人”的特殊现象存在。如其中有大量僚人村落一度被乌蛮部落征服，即使乌蛮退去，也不时前来“索税”，而宋朝对于这种赋税征收行为，往往采取承认或默认的态度98。在蒙古军事威胁不断逼近川滇，以及大量内地避难人口涌入边区的形势下，宋廷为加强对边区的管控，不得不将熟悉边事的提刑司机构从内地移徙至叙州。提刑司移治边地，可以更好地调集各种行政资源，有效地处理协调西南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与不确定的土地赋税政策，从而为边区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保障。

6结 语

晚宋四川州郡治所与路级监司机构移徙现象，既是南宋边患危机下的被动应变，也是军事地理学的主动创新。它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转移，更是军事、政治、社会资源的重组。透过治所易置现象，可见宋廷挽救蜀中危局的战略意图，措置边区、巩固西南边防的管控举措，更能窥知政治制度运作的良苦用心。南宋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不仅适时地建立了制置司和总领所等新的地方机构——“跨高层准行政组织”99。同时还因应西南边防的需要，不断调整地方监司的职能权益，强化提刑司的边防职能，使之逐渐成为应对边患危机的得力工具。《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的发现，为研究提刑司在边防中的职能作用提供了重要资料。它为深化宋代政治制度史、西南民族史和宋元战争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物佐证和史料支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

附记：本文碑刻文字识读，承赵永康、陈伟平、李秉仁先生协助；碑文内容考释，承陈希丰博士指点帮助；本文初稿承刘复生、粟品孝、陈希丰、张红刚等先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二，第141页，中华书局，2010年。

2参见蒋晓春等著：《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第333～353页，学苑出版社，2024年。

3〔清〕方旭修、〔清〕张礼杰等纂：《（光绪）蓬州志》卷一五《艺文篇》存有题为《南宋移治碑》（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三辑，第8册，第66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的录文一篇。然而此碑文在明正德《蓬州志》中已有著录。原碑无名，内容为淳祐十一年杨大渊创筑运山城题记（〔明〕吴德器、徐泰纂修：《（正德）蓬州志》卷七《古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7，第980～98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所谓“南宋移治”碑名，系光绪志书编者在重录此碑文时所加。至于反映路级监司机构徙治过程的碑记，更是阙如。

4《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第12470页，中华书局，1977年。

5〔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四《余玠守蜀》，第1054页，中华书局，1977年。

6〔清〕翟灏撰，颜春峰点校：《通俗编》卷五《仕进》，第60页，中华书局，2013年。

7〔清〕钱大昕著：《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帅漕宪仓”条，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7册，第286～287页，凤凰出版社，2016年。

8如魏了翁由眉州擢潼川府路提点刑狱，文献称其为“司臬东梓”，见傅璇琮、程章灿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南宋后期卷》，第288页，辽海出版社，2011年；史绳祖“因护漕摄宪梓部行部，至资州”，见〔宋〕史绳祖撰，汤勤福整理：《学斋占毕》卷三“古圣贤句”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八编三，第103页，大象出版社，2017年。

9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第4555页）：“以开州两县在夔部尤为僻远。”《宋史》卷三八八《周执羔传》（第11898页）：“夔部地接蛮獠，易以生事。”

10《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第12469页；

11〔宋〕余如孙：《玠府君墓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二四○，第356册，第5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又《宋史全文》亦载淳祐八年五月乙丑，“余玠除兵部尚书依旧，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仍兼四川总领、夔路转运使”。见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四《宋理宗四》，第2793页，中华书局，2016年。

1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69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13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等石门洞摩崖录文为：“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沈括，奉/使按行过此。熙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见〔清〕李遇孙：《栝苍金石志》卷四《宋二》第2册，第二～三叶，同治十三年浙江处州府署刻本。绍熙五年（1194年）郑挺石门洞摩崖录文为：“绍熙甲寅，开封/郑挺唐老中春/按兵来游，登最/高顶，寻绝壁，息岩下，煎茶赋诗，徘徊/终日而行。”见〔清〕李遇孙：《栝苍金石志》卷五《宋三》，第3册，第二十五叶。

14《宋季三朝政要》引《玉海》卷一○《宝祐会天历》云：“（淳祐十二年）九月壬午朔，诏明年改元宝祐”，见〔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二，第194页。

15〔宋〕阳少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一五四、八一五五，第352册，第337～375页。本文据〔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二《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439～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二《附录·纪年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434页。

17〔宋〕阳少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二《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463页。

18〔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时事三·淳熙至嘉定蜀帅荐士总记》，第662页，中华书局，2000年。

19《字溪集·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253页。

20〔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一《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416页。

21a.〔宋〕阳少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二《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456页；

b.任晋伟：《南宋合州阳枋生平及其思想探究》，第15页，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5年。

22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第249、240页，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6年。

23〔宋〕吴昌裔：《论蜀变四事状》，〔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经国》，第1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4〔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卷九三《蒙古连兵》，第1046页。

25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三《宋理宗三》，第2751页。

26〔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二，第141页。

27《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第12470～12471页。

28〔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风俗形胜》，第328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29“何骐《都督府门记》曰：熙宁八年，有旨令梓、遂、泸三州，分一路十四州兵甲，盗贼事主之。故梓之守臣提举梓、果、渠、怀安、广安军，而遂之守臣提举遂、合、昌、普、资，而泸之守臣提举荣、戎、泸、富顺监。”见〔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五《遂宁府》，第3317页。

30〔宋〕李心传：《泸南重建府军记》，〔明〕熊相纂：《（正德）四川志》卷三七，马继刚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续编》第4册，第245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31〔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三《泸州·四六》，第3279页

32〔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府沿革》，第3284页。

33〔宋〕吴泳：《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二四○，第316册，第103页。

34《宋史》卷四三《理宗本纪》，第834页。

35邹重华：《金堂宋末云顶山城遗址再探》，《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36〔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五《遂宁府·监司沿革·转运使》，第3320页。

37〔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第904页，中华书局，2003年。

38《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迩传》，第2985页，中华书局，1976年。

39参见陈世松：《余玠传》，第72、84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根据宋、元资料综合论述。

40〔清〕方旭修、〔清〕张礼杰等纂：《（光绪）蓬州志》卷一一《忠义篇》，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辑：《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三辑，第8册，第619页。

41〔宋〕史绳祖撰，汤勤福整理：《学斋占毕·自序》，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八编三，第103、43页。

42〔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监司沿革·提刑司》，第3288页。

43傅璇琮、程章灿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南宋后期卷》，第288页。

44〔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监司沿革·提举司》，第3288页。

45〔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一《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416～417页。

46〔元〕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九，第634～6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7〔宋〕吴昌裔：《论蜀事催王遂入蜀状》，〔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经国》，第1361页。

48〔宋〕李心传：《泸南重建府军记》，〔明〕熊相纂：《（正德）四川志》卷三七，马继刚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续编》，第4册，第2456～2457页。

49参见〔元〕张藻：《梁秉钧碑》，〔清〕胡聘之撰：《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第十四～十六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宋史》卷四四九《何充传》，第13239页；等等。

50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

51《宋史》卷四二《理宗本纪》，第824页。

52参见石坚军：《“斡腹”考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石坚军：《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8年；等等。

53〔宋〕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御边》，第4389页。

54〔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御边》，第4403页。

55〔宋〕吴泳：《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二四○，第316册，第104页。

56〔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书·上宣谕余樵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260页。

57〔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考十五》，第1848页，中华书局，2011年。

58戴建国：《宋代的提点刑狱司》，《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59〔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考十五》，第1853页。

60〔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风俗形胜》，第3289页。

61〔宋〕李心传：《泸南重建府军记》，〔明〕熊相纂：《（正德）四川志》卷三七，马继刚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续编》，第4册，第2456页。

62〔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四六《嘉定府》，第3113页。

63〔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六六《长宁军》，第3546页。

64〔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神宗熙宁七年》，第6073页，中华书局，1995年。

65a.《宋史》卷三三七《范百禄传》，第10791页；

b.《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泸州蛮》，第14245～14246页；

c.〔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官吏》，第3304页。

66《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泸州蛮》，第14246页。

67〔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神宗·元丰三年》，第7461～7462页。

68〔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神宗·元丰三年》，第7439页。

69〔宋〕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徽宗皇帝·政和五年》，第712～713页，中华书局，2006年。

70〔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五《神宗·元丰五年》，第7822页。

71〔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边防二·丙申青羌之变》，第853～854页。

72〔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第856、858、886页。

73〔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七《兵马·黎雅嘉定土丁廪给》，第813～814页。

74〔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边防三·辛未利店之变》，第887页。

75〔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边防二·庚子五部落之变》，第854～859页。

76〔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边防二·庚子沈黎西兵之变》，第860～862页。

77〔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边防三·辛未利店之变》，第883～888页。

78〔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边防三·癸酉虚恨之变》，第888～890页。

79〔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边防二·庚子沈黎西兵之变》，第860～862页。

80〔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边防二·庚子五部落之变》，第859页。

81〔宋〕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四六《嘉定府·碑记》，第3114页。

82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四《宋理宗四》，第2783页。

83〔宋〕高斯得：《轮对奏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九四六，第344册，第140～142页。

84〔宋〕方大琮：《铁庵集》卷二二《与广西蔡帅范书》，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册，第59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

85〔宋〕方大琮：《铁庵集》卷一九《与董侍郎槐书》，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册，第542页。

86〔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五《潼川府路·叙州》第1130页。

87《兵部尚书余肃敏公记》，〔明〕余承勋修：嘉靖《马湖府志》卷四《创设》，第十叶，《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66，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

88傅奠基：《宋朝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诸部》，《昭通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89《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第3521页。

90a.〔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御边》，第4403页；

b.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五《宋理宗五》，第2849页。

91〔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书·上宣谕余樵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260页。

92同[50]。

93〔宋〕阳枋：《字溪集》卷一二《附录·纪年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433～434页。

94〔宋〕阳枋：《字溪集》卷八《序·送王使君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360页。

95〔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经国》，第1364页。

96a.〔宋〕程公许著，陈明本校注：《沧州尘缶编校注》卷五《天涯信音来》，第241页，巴蜀书社，2023年；

b.陈明本编著：《程公许年谱长编》，第261页，黄海数字出版社，2024年。

97参见安国楼：《论宋朝边区的“省地”划分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郭声波：《宋代泸属羁縻州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等等。

98刘复生著：《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第262～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99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编 辑 冯 昊

审 核 曹鹏程

复 审 张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