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经意的角落

李之柔

空里疏香图 汪士慎

历史的尘埃，往往在最不经意的角落，沉淀最耐人寻味的回响。一个特定年份，南宋的台州府衙，有位名叫严蕊的歌伎卷入了惊涛骇浪的中心。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载，朱熹弹劾唐仲友时，列举的罪状牵涉到严蕊，以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一再受杖”四字，背后是何等痛苦，史书未曾细述，今人或可通过想象补全画面。狱吏的劝诱，想必带着市侩的“现实”：“招了吧，何必受这皮肉之苦？”然而，严蕊的回答却如金石掷地：“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这句话，分量极重。它超越了个人的荣辱，触及两个阶层微妙的伦理关系。在理学昌盛的南宋，士大夫标榜道德的洁癖与人格的完整。而严蕊，身份低微，她深知自己的言辞一旦被采信，便是对“士大夫”群体的指证；这不仅是诬陷，更是对整个阶层的名誉“污染”。所以，她宁愿承受肉体的摧残，也不愿玷污她所理解的“士”的尊严。这里面，有种奇特的、近乎悲壮的守护——她守护的或许不是唐仲友，而是理想人格的朴素信念。这份信念让她在卑微的生命中，爆发出令人敬畏的、近乎固执的坚持。

她的坚持，最终换来了转机。当接手此案的岳霖面对这位“病瘁”的女子时，展现出一丝难得的仁慈，他没有继续追问那些纠缠不清的党争，转而给了严蕊一个更体面的方式——命之作词自陈——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慈悲的释放。于是，严蕊口占《卜算子》云：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如同一泓清泉，没有怨怒、没有控诉，只流露出历经苦难后的通透与淡然。“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开篇即为自己的人生定位，将个人的不幸归因于冥冥之中的“前缘”，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我的开解。严蕊将自己比作一朵花，“花落花开自有时”，生命的荣枯自有其时序，然而主宰这一切的，是高高在上的“东君主”。这里的“东君主”，可以理解为命运，即将她推入风尘的宿命；也可以理解为权力，即决定她去留的官员。

这首词的下阕，更将通透与淡然推向极致。“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无论是离开还是留下，都不是她能自主选择的；深刻的无力感，缘于对命运最清醒的认知。然而，在无力之中，她却开出一朵精神之花——“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是何等超脱的境界！她不求富贵、不求名分，只求一份寻常女子的自由与安宁。当那一天真的到来，她可以如山野间的女子，将鲜花插满发髻；她的身份、她的过往，都已不再重要。“莫问奴归处”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主动的、面向未来的诗意建构。她将个人的命运与山花烂漫的自然景象融为一体，完成了从“风尘女子”到“山中女子”的精神蜕变。

岳霖听后，想必为之动容，当即判令严蕊无罪。结局似乎皆大欢喜，然而，历史的真相从来都像一件被反复修补的瓷器，裂纹始终存在。

有好事者据《朱子大全》卷十九所载：“五月十六日筵会，（唐）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以此证明《卜算子》一词并非严蕊所作，甚或暗示她是一个贪婪的风尘女，根本不具备如此才能。这个说法，看似有据可查，实则疑点重重。首先，此乃朱熹一家之言，无疑属于孤证；更何况“高宣教”此人，再无第二首作品存世，其人其事，皆成谜团。这种“证据”，与其说是考据，不如说是心虚的辩解，试图抹去严蕊个体的光辉。

有意思的是，与朱熹同时代的洪迈在《夷坚志》中、邵桂子在《雪舟脞语》中，均明确记载《卜算子》为严蕊所作，并将矛头直指朱熹。这种不同史料间的相互抵牾，恰恰反映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真相或许早已湮没，我们能看到的，是不同立场的记录者，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记忆。严蕊还写过另外两首词，词意与女性身份甚合，可以找来一读；不过，宋代的文人常以女性的口吻填词、立言，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于是，此事的核心，便从“谁写了这首词”，转向更根本的“我们该如何看待严蕊这个人”，是文人贪婪，还是歌伎贪婪？我读不出其中的贪婪。严蕊在狱中的表现，还有她对“士大夫”群体名誉的维护，以及她在词中展现的淡泊与超脱，都指向一个灵魂的丰盈与高贵。按《齐东野语》所言，严蕊在我心中真比一些文人可敬。那些挥舞道德大棒，却又在关键时刻为了自保而扭曲事实的“士大夫”，其人格的分裂，与严蕊的纯粹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我敬不敬的无关紧要，朱熹还是会被尊为朱夫子，唐仲友还是大才子，而严蕊，即便填出了《卜算子》，仍在“最不经意的角落”。她的命运，就像《卜算子》中的那朵“山花”，纵使插满头，也难以更易其生长于山野的本质。她的故事，最终化作一个因自身光芒而无法被完全抹去的符号。

风尘中的花朵，最懂得生命的真谛——不被旁人定义，努力活出自己的模样。当山花插满头时，归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朵花曾在风尘中，真实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