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涛 刘家骥 |也谈《金瓶梅》的作者(上) （1）

随着无删节本《金瓶梅词话》的逐渐普及，研究这部书的学人越来越多，研究也就越来越深入。

依常识判断，过去研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理应逐渐得到解决或趋于解决。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研究《金瓶梅》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此书的作者是谁，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学者和有志研究此书的人，纷纷提出自己认定的人应选，

旧说（指新中国建立以前）认定的作者，被提名的不超过十人，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已经增加到三四十人，进入九十年代以迄今日，闻已超过五十人，是否继续增加下去，不得而知。

这究竟体现了百家争鸣呢，还是治丝益纷呢，很值得深思一番。

按说，《金》书的作者或写定者，应该只有一人，顶多他和几位友人共同商议过，因此，时贤及前贤所提名的五十人中，百分之九十几应被排除掉。

谁该被排除掉，应以提出此人者撰写的论文、专著依据的文献资料是否足以不含糊地证明他的结论达到不可被驳倒的程度而定。

目前，只知道从清代到1934年以前最占势力的王世贞（凤洲）说被吴晗以大量可信的资料驳倒，从而不大被提起以外，还未见哪位参与研究或争鸣的先生，撤回自己的主张。

我们也因此有幸拜读了不少先进学人的论文。读后，引起了探索的兴趣，便又进一步梳理了较原始的文献资料及重要学者的论文（包括反对者的驳论），

从而，得出了我们的看法，爰撰此文，以就正于通人学者，看能不能排除一些明显不能成立的说法，略澄清一下治丝愈纷的现象。

声明一句，我们的大部分观点，时贤或已提出、论证过，于此，我们尽量举出作者大名及论文篇名。

有些我们自以为是创见而不知时贤已经论证过的，只要作者提出，一定补为声明，以明不欲居于剽窃者之列，幸读者鉴谅之。

《金瓶梅词话》书影

一、从钞本的收藏者说起

一般探讨《金瓶梅》作者的人，多重视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金瓶梅”条。

实际上谈及《金瓶梅》更早一些的，有袁宏道、中道兄弟的信件等。

今为理清眉目计，依时间先后，摘录有关资料，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

1.节录袁宏道《与董思白书》《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按：此信台湾学者魏子云定为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而刘孔伏、潘良炽二先生定为写于万历23年。

董思白即董其昌，其人为已知较早藏有《金》书抄本者之一。

2.节录袁宏道《觞政》十之掌故：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诸饮流所著记、传、赋、颂等为内典。蒙《庄》、《离骚》、《史》、《汉》……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按，《觞政》仅知写成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以前。

3.节录《与谢在杭书》今谢辞来，念仁兄不置……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盖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 按，此信写于万历34年（1606年）。

谢在杭，即谢肇淛（1567 - 1624）。淛为浙的异体字，以后俱写作浙。

[附]谢肇浙《金瓶梅跋》（节录）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此书向无镂板，抄写流传，参差散失，惟弁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按，今所传《金瓶梅词话》无此跋。谢肇浙卒于天启四年，自不可能为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写跋，盖为其自己辑抄厘正的得原书十分之八的抄本《金瓶梅》作跋也。

其抄本不传，此跋载于谢作《小草窗文集》卷24，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自《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四辑所载马泰来《谢肇浙的〈金瓶梅跋〉》文中所引转录。

我们录自朱先生的《汇编》。文中认为《金》书写永陵（明嘉靖帝）时金吾戚里事，后文有所考辨。又所言丘诸城处藏有《金》书抄本十之五，亦系有价值的资料。

丘诸城，是山东诸城的丘志充，丘曾在北京工部任职，后出京任布政使。

叶桂桐在《金瓶梅抄本考》（载《文学遗产》1988年3期）中说：“可以精确地指出，谢肇浙是万历44至45年在北京向丘志充借得抄本的。”

这个时间至可注意，因为已接近刻本出现的时间和袁与谢书互相参照，知谢借抄袁书的时间在1606年以前。谢借书大约为时甚久，故袁宏道讥其“料已成诵。”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著

4.节录袁中道《游居柿录》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音。

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

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数必崇，听之而已。

按，袁中道（小修）为袁宏道（中郎）的三弟。他也是从董其昌那里见到半部《金瓶梅》抄本的。文中引自《袁小修日记》。

本文所说从乃兄袁中郎于真州，获见《金》书之半的时间，魏子云定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刘孔伏、潘良炽二先生则定为万历二十五年。

《袁小修日记》中署明上引《游居柿录》全文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所记。

5.节录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全稿》

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

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按，这篇日记，邓之诚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实为万历四十三年的日记。沈景倩即沈德符，他对《金瓶梅》借抄收藏的经过，见下面一则资料。

6.节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袁中郎《觞政》

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

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袁中道）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罕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正想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

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按，这一则载于《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部，题目就叫做《金瓶梅》。

《万历野获编》分为前编和续编。前编有沈德符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的自序；续编有沈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自题的小引。

清代钱枋自作主张，将内容“割裂排缵，都为30卷，分48门。

”这一来，哪些条属于前编，哪些条属于续编，便无从查考，给考证工作带来了困难。

幸而这一条中谈到了丙午（前编成书之年）以后的“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的事，以及其后“未几时，而吴中已悬之国门矣”的话，知道是续编中的一条。

据李时人考证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为万历四十一至四十二年，可证至少写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以后（后面还提及这个问题）。

因为这条涉及《金瓶梅》抄本由不全到抄全（缺五回的时间）刻本出现的时间，传闻的作者名字以及全书的主旨等等，一向被认为研究《金瓶梅》的最具权威性的资料。

但是，今日更多的资料出现了，和这一条对比着研究，知道沈德符在这里的记载，有含糊不清致遭人误解处，有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处。

亦属率尔而书这些，将于后文予以辩正。

《游居柿录》 （明）袁中道 著

7.节录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屠本畯曰：

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留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畯。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

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瓮肠。

按，此条据阿英《金瓶梅杂话》转录。

刘辉在《〈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中认为屠本畯约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592 - 1593）见到王肯堂的抄本二帙《金瓶梅》，这比袁宏道从董其昌处借观《金瓶梅》抄本的时间要早三至四年。

文中石公即袁中郎（宏道）。王宇泰即王肯堂。王百谷即王稚登。二帙，不知是全书的几分之几。

8.节录薛冈《天爵堂笔余》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

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岂确论也。

按，此条据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载《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转录。

薛冈，嘉靖四十年（1561）生，崇祯十四年犹在世。文中所引的序，为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刻本作。

薛冈获见刻本不知在何年，设若在万历四十七年。则他获见抄本当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略晚于王肯堂、屠本畯、董其昌和袁宏道。

文吉士的抄本不知抄自何人。

除了以上各条之外，明清之际，尚有小文涉及《金瓶梅》的，但写成时间已在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出现之后，作为文献资料，无助于对《金》书成书时间、作者、早期版本等的研究，故不抄录。

《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 刘 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以上所录的各条中，可以抽绎出如下的信息：

1.《金瓶梅》一书，最初是以抄本形式在可以称之为文化人的明廷官员之间传播、互抄的。

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为万历二十一、二年（刘辉说）或二十三年（刘孔伏、潘良炽说）、二十四年（大多数学者对袁宏道《与董思白书》写作时间的判定）。

在万历二十年以前，虽云王世贞家藏有全书（谢肇浙、屠本畯说）但谢至万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才向丘志充借得抄本，凑成全书十分之八。

他一直未曾沿着这一线索向王世贞后人借钞全本（王世贞卒于万历十八年即1590年）。

屠则云王世贞家藏本“今已失散。”屠一直“恨不睹其（指《金瓶梅》）全”，就是说他也未沿着这个线索追寻失散了的王藏本。

然则谁也没有见过王世贞收藏的这个全本，散失得无影无踪，也令人觉得奇怪。

又云麻城刘承禧自其妻父徐阶家得到缺53回至57回的抄本，后来董其昌、袁氏兄弟的抄本，似均出于这个本子。

徐家不知何时收藏这个本子，至少是早于万历二十三或二十四年吧。

刘承禧藏本说，是沈德符写《野获编续编》时追忆的，他已提到吴中悬之国门的刻本，至早也得写于万历四十年以后。依据以上说法，似乎藏本传承经过十分明确。

但他在万历丙午（三十四年）问袁中郎时，才得到“第睹数卷”的肯定答复，而袁中郎在万历二十三（或二十四）年还写信问董其昌：“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注意何处二字）抄竟，当于何处倒换？”

似乎董抄本在当时只抄了全书的一半，何处藏有抄本也若明若昧。而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写了一句值得寻味的话：“然原本实少53回至57回，遍觅不得。”

这个原本是刘承禧的藏本呢，还是徐阶家的藏本？刘承禧或董其昌、袁中郎兄弟满可以通过种种关系寻求王世贞家藏的全本（如果王世贞真藏有这个抄本的话）补齐这几回，然而竟然“遍觅不得”，真使人怀疑是否另外还有个完全的王藏抄本存在。

看起来，见到或抄录《金瓶梅》的人似乎很多，其实只有那么几个人，而且抄得的本子大都不全。

袁中郎抄了前半部，王肯堂、王稚登各有二帙，屠本畯合二人的抄本，仍“不得睹其全”。

丘志充藏有“十之五”，屠本畯合丘与袁中郎所藏，才共得十之八。

故屠说：“按《金瓶梅》，海内流传甚少。”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才带了全帙到北京沈德符处。

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日华才从沈德符处得见全帙。这又不由得使人猜想，是不是此书陆续写出，抄者只能抄录其已写出者，至万历三十七年以前不久，全书才写完呢。

这倒与学者吴晗、郑振铎所主张的成书下限为万历三十四年（说见后文）不谋而合。

《金瓶梅版本史》 王汝梅 著 齐鲁书社出版

2.书中所写的，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是西门庆一家的事，是不是影射什么人呢？好几个抄录者以为是有的。但各人的看法又不一样。

头一个提出的是袁中道，他以为是影射旧时京师西门千户的家事（见前引《游居柿录》）。

第二个提出的是谢肇浙，他以为西门庆影射的是永陵中（嘉靖时）某金吾戚里，书中反映的是他的“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见前引《金瓶梅跋》）。

第三个提出的是沈德符。他以为此书暗暗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这几个人都是嘉靖一朝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至于西门庆一家指的是什么人呢，他可没有说，似乎无关紧要。

这一来，又从小说影射某一个特定的人变成指斥一代朝政了，首次为这部书增强了政治内容（见前引《万历野获编》）。

第四个提出的是屠本畯，他以为嘉靖年间有人被都督陆炳诬奏，朝廷抄了他的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这个说法，使《金瓶梅》由写某家淫纵事、讽刺一代朝政，转而变成借写小说而报冤了，从此开始了清代盛极一时的王世贞为报父仇毒死严世蕃、毒伤严世蕃使严嵩失宠及毒死唐顺之一系列复仇（比报冤又进了一步）说的出现（见前引《山林经济籍》）。

自然，不少人仍将此书视为淫书，但也有人视之为世情小说。还有人认为，《野获编》所提到的指斥时政的《金瓶梅》已经失传，传世的乃是另一本。

这是袁宏道之孙袁照在《袁石公遗事录》中说的。他说：

“《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

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勔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

看来他太相信沈德符指斥时事的说法，把今传本（就是他说的鄙秽百端、不堪入目的那一种）视为赝作了。

3.上学这些生活于万历年间与《金瓶梅》抄本同时，并且亲见抄本的人，却没有一个能确定这部书是谁作的。

袁中道说是西门千户家一个绍兴老儒逐日记载千户家淫荡风月之事而成此书。但是《金》书架构谨严，必须胸有全局才能写成，非日记体。

书中武松打虎场面传世在前，与此千户家无涉。而且书中特多的淫秽语，与老儒的身份也不相称。

袁中道是第一个将全稿提供给沈德符、冯梦龙、马仲良的人，若说他的说法无所本，不大可能，他不是信口编造的人。若说有所本，说法又太离奇了，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谢肇浙说的和袁中道的说法差不多，西门千户改为金吾戚里，老儒改为门客，这位门客除了日逐记其淫纵无度的情况以外，还记其“凭怙奢汰”的事。

又加上了写书的时间，嘉靖年间。第三个提出作者的人是沈德符，他从得知有《金瓶梅》其书，到获睹其书，一直是与袁宏道兄弟打交道。

他自然听中道提过西门千户与老儒的事，显然，以他的知识水平，不会相信那种站不住脚说法的。

于是他将谢肇浙的说法又加以改造（谢肇浙《金瓶梅跋》在前，《万历野获编》在后。沈谢二人都是袁宏道的朋友）。

把凭怙奢汰的政治因素扩大为指斥一代朝政，保留了作者是嘉靖朝人的说法，但是又觉得这么一部包罗宏富的大书，不是一员武将的门客或一个千户家的老儒能够写得出来的，于是提出一个模糊的说法：“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

夫嘉靖间大名士多矣，他既不曾提出此公姓甚名谁，甚至于连此人在朝抑在野也不曾暗示一下，那就只好任凭后人猜测去了（后来果然有不少研究者在“大名士”三个字上绞尽了脑汁）。

《金瓶梅词话序》

如果仍然找不出一个写出《金瓶梅》的大名士来，也不要紧，反正他是根据传闻而言的。

可是他并未发觉在这一条据说“是研究《金瓶梅》最重要的资料，也解决《金瓶梅》最重要的问题”资料中出现了两处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一是他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就是说这一类的书，只要传出一点消息去，书贾必然千方百计地购买或谋取底稿，出版谋利，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果然，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但是，一位大名士在嘉靖朝写了这么一部书，经过了隆庆六个年头，又经过万历的二十三、四个年头，才有不全的抄本出现，寓目者袁宏道还问藏有抄本的董其昌：“金瓶梅从何得来？”

以后几个渠道（董其昌、王肯堂、王稚登、丘志充）将书与人传抄的，都不是全帙。而一旦袁中道的全帙出现，不久苏州就有了刻本。

那么这位大名士保有其自著《金瓶梅》至少三十年而不为人所知，不但与那个书贾很快会把稿本弄到手的估计相矛盾，而且也不合乎情理。

二是他说《金瓶梅》是指斥时事的作品，指斥的又是嘉靖朝的几个奸佞：严嵩、陶仲文、陆炳等人。

岂不是一旦出版会大快人心吗？为什么又说“（此等书）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依此说法，这部书不但失去了政治意义，刻书者还背上坏人心术的罪名，受到下泥犁地狱的惩罚（写书的大名士不知是否也同受处罚）。

在同一篇文章中，对《金瓶梅》一扬一抑，真不知道该令人相信哪一个说法为好，恐怕质之沈德符和那位大名士，他们也说不清吧。

第四个提出作者的人是屠本畯，他说“相传（又是一个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个说法更含糊了。

“其人”是个什么人呢？还不如老儒、门客、大名士多少点出了身份。

“托之《金瓶梅》”，是指写了这么一部书诉明冤情，使之大白于天下呢，还是借写书讽刺或指斥陆炳呢？

王莹先生曾撰文探讨“沉冤”说，以为书中第48回中巡按御史曾孝序参劾提刑所正千户夏延龄、副千户西门庆，又反对蔡京上奏的七件朝政大事，被蔡京暗害，贬为陕西庆州知府，后又被除名，窜于岭表，就是影射的这一冤案，冤案的受害人指的乃是嘉靖朝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曾铣，曾铣因欲收复河套，被严嵩、陆炳暗害，于嘉靖27年斩于西市。

但是曾孝序与曾铣除了都姓曾以外，居官及受冤枉的情节无一相同。而且屠本畯分明说，受冤者其人只是被抄了家，他才写《金瓶梅》控诉。

曾铣却是被斩于西市 ，死人又怎能写《金瓶梅》呢？可见屠本畯的说法也不可信。

总之，曾先阅或抄录《金瓶梅》的人，对于作者是谁，都说不出名字来，均是据猜想及传闻而言，各说各的话，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

这就是早期有关《金瓶梅》资料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后人据此信息，居然考索，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新的作者来，又往往此立彼破。聚讼不已。

为了使读者易于判断，我们考辨《金瓶梅》作者之前，才先把最早期的有关资料不嫌词费地列举如上。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

二、最早刻本的出现、轶失、再出现

沈德符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应该是最早的刻本。但是这个刻本面世的时间，他没有说清楚，也因此引起了一些混乱。

据《万历野获编》所言，袁小修（中道）在万历37年（1609）即丙午后三年把全帙（缺53至57回）在北京给沈德符看，沈借抄挈归。友人怂恿他刻印出售，他不肯。

“未几时”，吴中就有了刻本。这未几时到底是多长时间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万历庚戌即三十八年（1601年）吴中始有刻本。”

但是，据通俗小说目录学专家孙楷第说，他没有见过这个庚戌本。

胡文彬的《金瓶梅书录》收录了自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金瓶梅词话》以下的包括旧中国的删节本及以后台湾、香港的各种复印本，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等体系的有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的二十多种所谓有老儒以吴语补入的迄今存世的最早本子，却未曾著录这个庚戌本。

再据李日华记，万历四十三年（已晚于庚戌五年）11月5日，沈德符侄子所携德符藏本仍是抄本，谢肇浙于万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之间，尚从丘志充借钞本抄录两条资料看，是否有这么一本万历三十八年的刻本（庚戌刻本）存在，就大可怀疑了。

前面引李时人所作的考证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他当时劝沈德符刻此书，沈德符不肯，而未几时，苏州就有刻本出现，再证以李日华及谢肇浙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庚戌刻本。

鲁迅所云，是据《万历野获编》所说，将“未几时”算作一年以后推测出来的。

而《野获编》中未说明抄录袁小修的全帙稿本（七十余万字）用了多少时间，携书自北京返家、冯犹龙看毕献计刻印、马仲良看毕怂恿刻印又在什么时间。

特别这个“未几时”来得模糊。他要是写上某某年吴中悬之国门，多费不了几个字，怎会引起如许的麻烦！

现在有些学者还在主张，某抄本是原本，庚戌本是初刻本，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词话》本是再刻本，甚至于根据从来没有人看到过的抄本和所谓初刻本断言在那上面没有欣欣子的序。

更是虚中出虚了。

这个吴中初刻本，应该至少在崇祯年代仍然存在，因为在1932年以前，国内外公私藏书家藏储的《金瓶梅》最早的为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本金瓶梅》，便是据初刻本加以删改配上插图而成的，

郑振铎先生说这个本子“明末版的插图，都是出于当时的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其刊行的时间，当为崇祯间。”

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影印本的《出版说明》说：

“国内现存崇祯本已屈指可数，其中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最为完善。北大藏本为大开本，共四函36册，书首有序（涛按，即东吴弄珠客写的序）；每回有插图二幅，全书共二百幅。”

关于删改，因为吴中原刻本谁也没有见到过，所以只能跟《金瓶梅词话》相比较。

据《出版说明》说，第一，删去了词话本原有的一些枝蔓情节；第二，回目字数整齐，对仗工稳；第三，不仅删去了词话本中的唱词部份，并将方言土语作了删改，文词也作了修饰。

《金瓶梅》出版说明页

这一改改得是好是坏呢？史学家（又是明史专家）吴晗说：

“假如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比改订本（即崇祯本）更早的本子的时候，也许我们要被作者和删节者所瞒过，永远不能知道他们所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们得到一个较早的《金瓶梅词话》刻本，在这本子中我们知道许多从前人所不知道的事。

这些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断定这部书的著作年代，并且可以明白这部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为什么这样一部名著却包含有那么多的描写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早期的文学史家兼作家、藏书家郑振铎先生说：“崇祯本为适合于南人的阅读计，除去了不少的山东土白，以此，减少不少的原作的神态。”

又说：“《金瓶梅词话》比崇祯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

文学史家冯沅君教授说：“在几种著名的明代长篇小说中，《金瓶梅词话》所供给的文学史料，实比其他各书为多。凭借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探索、推论戏剧、散曲、小说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冯教授在论文中考察了《俗讲的推测》、《小说蜕变的遗迹》、《曲的盛行》、《笑乐院本的一个实例》、《演剧描写的启示》、《清唱的曲词与唱法》六个专题，从中勾稽出许多可贵的资料。而崇祯本却大量删削词话本中的词曲。

倘若没有接近原刻本的《词话》本的出现，这些宝贵的资料便人为地被掩没了。

这些极为中肯的意见，都证明崇祯本妄自删削的不当。但是，自从崇祯本问世以后，词话本渐渐轶失了。传于清末民初的只剩下一个《绣像八才子词话》残本。

至于未经修改过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个刻本系统的书，为何连一本也没有传下来，那可是个谜。

但崇祯本《金瓶梅》，今天也只剩下两部（另一部藏于首都图书馆，据刘辉考证乃是此底本的顺治十五年刻本），这是因为又有在崇祯本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还加上了大量评语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的出现。

这些评语是彭城张竹坡加的，出版年代为康熙三十四年，故世称张竹坡评本或康熙本或第一奇书本。

张的评语有如导读，但他的母本是崇祯本，尽管其评语不无一得之见，但其书距离万历四十五年的初刻本越来越远了。

乾隆年间在第一奇书本的基础上，有人又大加删改，形成了《古本金瓶梅》和真本《金瓶梅》。

乾隆以后这三种版本的书偏偏最行时，驯致到清末民初间，读此书者已经不知道有明抄本及万历初刻本，或者以为抄本和初刻本就是第一奇书本那个样子了。

崇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书前，只有“东吴弄珠客题”的一篇序。一开头便说：

“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宏道）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他不满意袁宏道揄扬此书，说是自寄其牢骚，这指的是什么呢？是否仅包括所谓“云烟满纸，胜于枚生从七发多矣”，和以之配《水浒传》为逸典（这两点谈不上什么寄牢骚）？还是另外袁又说了其他揄扬的话，这些虽不可考，但也不会是无的放矢。

《序》又提到“作者亦自有意”，这个作者是谁，东吴弄珠客究竟知不知道，也不可考。

但至少他没有提到千户西席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受沉冤者和嘉靖间大名士这些揣测之词，证以他提出了袁石公的名字而没有提老儒、大名士什么的，可见认为那是揣测之词，不值一顾。

总之，崇祯本仍然没有提出作者的名字。

《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影

到了第一奇书本，情况就变了，书前有《序》，是“秦中觉天者谢颐”写的，劈头就提出：“《金瓶梅》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出凤洲手。”

虽然又是一个“传”字，可是明白地提出了凤洲门人或凤洲（王世贞）来。

明代万历年间珍藏、传抄、苦觅抄本全帙的人都考查不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而乱加猜测，到了80年之后，居然有人查到了作者的名字，这令人怀疑。

清人王昙于乾隆五十九年撰《古本金瓶梅考证》，就说：

“《金瓶梅》一书，相传为王元美（世贞）所撰……旧说如此，窃有疑焉。元美为一代才人，文品何等峻洁，不应有此秽亵之作。”

后来他又提出一个说法：“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亵文字？大约明季浮浪文人，画蛇添足，自欺欺人”。

一举否定了王世贞和李卓吾的著作权，提出了个“浮浪文人”顶缸，说他“自欺欺人。”

此人是谁呢？他不说，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再以后，有关《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讨论得不是很热闹了。

大约因为它身被“淫书”的恶名，而且屡次遭禁。清代的考信派，民国初年的疑古派，屏之于不考不疑之列吧。

1932年，在山西发现一个名为《金瓶梅词话》的本子，接着收藏入北京图书馆，几位学者见到了这个本子，以为它对《金》书的研究有重大意义，倡议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于1933年影印了一百部，为非卖品。

当时此影印本一般人不易得见，但有志于研究此书的专家学者是容易看到此书的。

几位名学者在对比传世的崇祯本和第一奇书之后，发现《词话》本纵使不是万历四十五年（有人以为应为万历四十七年）的吴中初刻本，也是最接近初刻本的本子，或云是其翻刻本。

刊刻时间约在万历四十七年或稍后，但是它保存了吴中初刻本的本来面目。

较之崇祯本，此本多了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廿公的《金瓶梅词话跋》，也有东吴弄珠客的序，但是崇祯本序后只有“东吴弄珠客题”六个字，此书却作“万历丁已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作序的时间（关系着刻本的完成时间），地点（金阊当指苏州，这又使人想到“吴中悬之国门”的吴中）都有了。

而欣欣子的序劈头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他不用传、相传、闻等字样，直接指出了作者及其籍贯，虽然作者用了笔名，但是对于研究《金》书作者的学者专家来说，仍可以称之为石破天惊的信息、振聋发聩的资料。

不但此也，研究者从其中发现了崇祯本系统（包括第一奇书本）妄为删去的大量文字，并从被删的文字中发掘出很多极宝贵的资料来，其中包括了本书写成年代的上下限。

这一下子摧毁了“嘉靖间大名士手笔”的可信性。

欣欣子序

这些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为吴晗、郑振铎、冯沅君三位学者的论文为了拨开王世贞说，嘉靖大名士说的迷雾，不得不简要地举出吴晗先生的论文。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作为重点。吴文前一部分探讨王世贞作《金瓶梅》说能否成立。他考察了涉及这一说法的种种文献资料，归纳了两大说法，即

一、复仇说，有人说王世贞借写《金瓶梅》以复杀父之仇，仇人有不同的记载，或谓是严世蕃，或谓是唐顺之。

二、讽刺说，有人说王写此书以讽刺严嵩、严世蕃父子。其中以复仇说最占势力，生发出好几个不同的故事。

几个故事中大关节目相同：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总督蓟辽，正好俺答入侵，严嵩的亲信鄢懋卿嗾使御史方辂弹劾王忬守边无方。严世蕃禀知严嵩票拟（代皇帝起草奏折的批语）应论死，忬遂被杀。

严嵩为何要杀王忬呢？一说王忬家藏古画《清明上河图》，严嵩强索，王忬送上几乎乱真的赝本，但被唐顺之识破告知严嵩，嵩便置忬予死地。

王世贞为了报仇，写成《金瓶梅》，各页涂上毒药。有一次唐顺之问王世贞近来有何著作，王送上《金》书，唐看得津津有味，不断以手指蘸唾液去掀书页，中毒而死。

后来有人以为唐顺之是有名的文人，不愿意让他作告密的小人，也不愿让他被毒死（实际上他也不是被毒死的），便把认出假画的人改为裱工汤裱褙，

可是汤不够资格使王世贞写一部八十万字的小说（那得装四五函、二尺多厚）去毒他，故事又改为毒死严世蕃，可实际上严世蕃也不是被毒死的，

便又改为王世贞贿赂修脚工，趁严世蕃一面修脚、一面看《金瓶梅》时伤了他的脚，又擦上烂药，使他不能去内阁值班、严嵩年老昏庸，值班时票本拟批，因无世蕃代拟，不合嘉靖皇帝的意，从而失宠，终于受御史邹应龙劾奏，“以至于败”。

其实这也不合史实，严氏父子的失宠，是嘉靖“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所致，世蕃的死是徐阶画策使林润弹劾他私通倭寇汪直，谋外投日本所致。与所谓看《金瓶梅》全然无关。

据《明史》王忬被刑在嘉靖39年10月初一。世贞兄弟立刻扶柩返故乡，居家不出。到隆庆二年才复出为官，这时严嵩罢相、严世蕃被刑已经五年多了。

至于说借此书以讽刺严氏父子，事实是：王世贞还乡后一年半，严嵩就罢相，诚如吴晗先生所说“严氏既倒，公论已明，亦何所用之（之指小说《金瓶梅》）讽刺？

且《四部稿》（王世贞所撰的学术著作）中不乏抨严氏之作，亦何庸写此洋洋百万言大作以事此无谓之讽刺？”

吴先生还引清昭梿《啸亭杂录》指出的《金瓶梅》中除涉及《水浒》的部分以外，所言史实不得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孱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王世贞）何至前陋苦是，必为赝作无疑也。”

这话最有说服力，写小说固然不一定处处根据史实，但是一个史学名家写历史小说（《金》书以明人写宋代事，上至皇帝，下及朝官，自然可以称之为历史小说），纵使下笔不经意，也不致荒谬到如昭所讽刺的那样。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多为后代史家取材且不说，他还著了一部通史《凤洲纲鉴》（后人尝以之与《了凡纲鉴》合为一书），无论如何，他不会使自己写的书出现那么多不合史实之处。

不过，吴晗先生说得好，不能称此说为赝作，因为从抄本到初刻本，谁也没有说作者为王世贞， 既然王没有冒名顶替，当然也谈不上赝作了。

吴晗的论文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顺理成章地就要深入研讨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了。

欣欣子的序说得很明白，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但笑笑生名不见经传，郑振铎先生查遍了《峄县志》（因为明代兰陵镇属峄县），找不到一点线索。

吴先生也知道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研究笑笑生的条件还不成熟。于是他挟其研究《明史》的深邃功力，退一步先研究《金瓶梅》成书的时代，使后继者得以沿此线索进一步研究有关作者的问题和本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他作的是先驱者的工作，给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正确的研究道路。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他的精辟的论点及论据。

（未完待续）

《论金瓶梅》 吴晗 郑振铎 等著 胡文彬 张庆善 选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