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作家，清华“四才子”之一，“战国策”领军人物，结局悲惨

“文革”结束，我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进入校园的幸运儿之一，分配到中文系学习。现代文学史是主课。当老师讲到“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一章时，我第一次听到陈铨这个名字。他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我们用的教材、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描述的：“一九四0年前后，在蒋介石政府加紧推行法西斯统治的背景下，国统区出现了一个歌颂国民党特务统治、宣传法西斯思想的文艺思想的文艺派别，即由陈铨、林同济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如此定性，注定了陈铨此后悲惨的结局。

我在平台上很少见到关于陈铨的文章，相比读者对其了解不多。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位命运多舛的民国作家。

陈铨，字涛西，1905年9月3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五）出生于四川富顺。其父亲当过官员，精通中医。陈铨曾在成都与北京上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他入北京清华学堂，与李长之、钱钟书、张荫麟合称清华“四才子”。

1928年考试结业后，他由中国政府选派往美国留学。1928年至1930年，他在美国的奥柏林学院学习德语文学与英语文学。1930年他通过学士与硕士考试。从当年冬季起，他赴德留学，在基尔与柏林学习德语文学、英语文学与哲学。1934年2月起，他先后在武昌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文、德文及比较文学。

抗战期间，一出话剧《野玫瑰》为陈铨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部话剧描写的是抗战初期，女间谍夏艳华受政府派遣，打入沦陷区卧底，与北平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3年后，汉奸王立民前妻的侄儿刘雪樵露面，住在王家与王的女儿曼丽谈上恋爱，而刘正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的情人，刘雪樵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工，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特异的三角恋爱关系出现了。夏艳华利用自己的色相，引诱王立民将伪警察厅长击毙，自己服毒自杀。

最后，夏艳华指挥众间谍安全撤离。《野玫瑰》在昆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后，又移师重庆演出，轰动陪都。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朱家骅在重庆宴请陈铨与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两位校长，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观看了演出。

抗战期间创办《战国策》杂志的陈铨，作为“战国策派”重要成员，虽以作家身份而闻达，但他更强调政治理念。他说，政治的敌人不是个人，也不是阶级，而是指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公敌”，即别一个民族或国家。政治的敌友划分是民族或国家生存意义上的划分，政治的本质也就是民族或国家生存性本质。为了民族的生存，他真诚地希冀处在新“战国时代”的中华民族秉有“浮士德的精神”。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为“战国策”派贴上了一个可怕的标签——“法西斯主义”。这也是陈铨日后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

1942年8月，陈铨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负责审查电影剧本及编导话剧。1943年1月，他在重庆歌剧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这期间，他还于1943年5月至1944年12月担任重庆青年书店总编辑，1946年8月至1948年4月担任上海新闻报资料室主任。1946年8月起，他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东吴大学、上海江苏省立师范学院、后勤部上海特勤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教授德文、英文、英国文学、德国文学。1950年8月至1952年7月，他在震旦大学兼任教授。

1952年9月, 陈铨被调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德文专业教授。1957年6月14日，他被定为右派分子，离开教学工作岗位，下放到外文系资料室，默默地做起了资料管理员。1961年9月25日，他摘掉右派帽子。在南京大学，他是最后被划为右派，最早被摘帽的。

“文革”期间，陈铨每天天还没亮就要拖着有严重哮喘病的身体，去打扫楼道的所有厕所，冬天里还要扫除楼前的积雪，然后再到学校准时“上班”，所谓的“上班”，就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检查。

1969年1月31日，陈铨在“文革”中离世，享年64岁。

陈铨还著有《天问》《黄鹤楼》《狂飙》《金指环》《无情女》《兰蝴蝶》《从叔本华到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