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最风流名媛，却在最穷时扮丑拒绝了日本人的1000块大洋

1940年的一个冬日午后，上海，静安寺附近。

几位穿着西装的日本“文化代表”，一身笔挺，神色郑重。他们手里拿着一封信件和厚厚一叠现钞，在弄堂口停下了脚步。

他们此行的目标，是请一位中国的名媛陆小曼，出席即将在虹口某公馆举办的“中日文化友好会谈”。

活动内容听上去十分温馨，其实是日军为掩盖侵华真相、营造“和平假象”而精心设计的宣传活动。

为此，他们不惜开出高价，整整1000块大洋。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数目，普通人一家能过几年。

他们信心满满，毕竟陆小曼的名字，在上海滩就是一块招牌。

说她是“不可不看的风景”，一点都不夸张。

可当门打开的那一刻，他们全都愣住了。

站在门内的是一个衣衫不整、满脸油灰的女人，头发凌乱，脸色暗沉，牙齿发黄，神情木讷，看起来更像是个洗衣婆而不是风姿绰约的交际花。

“请问陆小曼女士在家吗？”领头的日本人结结巴巴地问。

那女人往门外瞄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我就是。”

她咧开嘴笑了笑，一口黄牙令人不忍直视，接着轻轻咳嗽两声，一只手扶着门框，似乎站都站不稳。

几个日本人差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谁也没料到，那个曾惊艳大上海名媛圈的女人，竟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病得厉害，去不了，诸位请回吧。”说完，她“砰”的一声关上门，把那一千块大洋、所有妄图借她名气做宣传的算盘，一并拍了回去。

外头几人面面相觑，只得灰溜溜地离开。

直到车子发动远去，他们也没想到，刚才那副邋遢模样，根本不是陆小曼的真实模样，而是她特意化的妆。

陆小曼，用锅灰化妆、染料抹牙，穿上破布衣衫，就是为了这一刻，让日本人知难而退，走得越远越好。

她在最穷的时候，也绝不会，拿侵略者的钱。

陆小曼的名字，在民国的风月笔记中，永远是惊艳的一笔。

她生于1903年，祖籍江苏，父亲陆定是清朝晚期的翰林、清流派官员，做过度支部主事，也参与洋务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开明士大夫。

陆家是官宦之家，也是文化之家，讲究的是“女儿当像闺秀，出门能见人”。

从小，陆小曼就被当成掌中宝来养，钢琴、油画、英文、法文，样样精通。

她14岁进了北京的法国圣心女子学校，是当时北洋政府官员千金最青睐的学府。

17岁那年，她还在圣心学堂念书，就被当时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顾维钧相中，带着她去做随行翻译。

当时顾维钧正好在筹办一次对外交流，临时缺翻译。陆小曼临场不乱，凭借流利的法语与应对之机，赢得众人称赞。

在一次宴会上，几个外国人欺负中国小孩，故意用香烟头吓唬他们。小孩被吓哭了，外国人却笑得前仰后合。

陆小曼走过去，从人手里接过一支烟，走到洋人的孩子中间，“砰”地炸了个气球，把对方吓得也哭了。

她淡淡吸一口烟，笑着说：“看样子洋娃娃也不怎么勇敢。”

众人哗然。

那一晚之后，陆小曼彻底成了社交场上最亮的星。

胡适称她是“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张恨水说她“才貌双全，风情天成”，画家陈半丁为她画过《红衣美人》，她本人也曾写诗画画，笔下颇有灵气。

那时候的她，太耀眼了。

19岁那年，她被家里安排嫁给了外交官王庚，这桩婚姻看起来完美，家世相当，郎才女貌。但王庚为人严肃、古板，两人性格天差地远。

陆小曼渐渐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她渴望自由，渴望爱情，而恰好，这时丈夫的好友徐志摩出现在她生命里。

诗人、绅士、才子、理想主义者，徐志摩的一切，正中她的软肋。

两人迅速陷入热恋，徐志摩为她与张幼仪彻底断裂，陆小曼则为他甘愿离婚、堕胎，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

他们的结合，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可他们不管。

他们要的是“灵魂的契合”，不是世俗的眼光。

婚后，陆小曼尽情享受着浪漫生活，她画画、弹琴、写诗，出入上流圈子，优雅如旧。但同时，也渐渐陷入奢靡与自我放纵。

腰伤未愈，她开始吸食鸦片止痛。

徐志摩本就收入不多，为了维持开销，跑遍全国讲课、出书，最多时身兼七职。

经济压力日益沉重，感情也逐渐出现裂缝。

直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在济南空难中遇难。

陆小曼彻底崩溃了。

一夜之间，她从云端坠入谷底。

徐志摩去世以后，陆小曼不再去舞会，不再作画，不再出席名流聚会，而是躲在弄堂深处的旧屋子里，一日三餐靠朋友接济，身边只剩画笔、猫、药和一些旧信件。

腰伤加剧，她无法久站，经济断流，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她开始靠接翻译稿件过活，偶尔出卖一些画作，但收入微薄，有时，她要靠好友翁瑞午送来的鸡蛋和罐头才能撑过一个星期。

但苦归苦，她从来没想过要“靠日本人”。

1937年后，上海成了沦陷区，很多文人被迫低头，有人拍电影，有人写文章，有人站台。日本人用钱，买到了不少“面子工程”。

正是在这个阶段，日本人给陆小曼送来了“文化邀请函”。

1000块大洋，对她来说，算得上救命钱，但她看都没看完，直接把信丢进火炉。

钱再多，她也不会去帮侵略者抬轿子。

于是，她开始策划那场“假扮丑妇”的戏。

她用锅灰把脸抹得乌漆抹黑，把牙齿染黄，把头发打湿打乱，穿上破衣旧衫，连动作、咳嗽、眼神都训练了几遍。

演给谁看？演给那些拿着钱买良心的人看。

也演给她自己看，即便穷困潦倒，她也还有底线。

战后，陆小曼没有选择离开上海。

她留在了那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悄悄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彻底戒掉了鸦片，把徐志摩留下的诗稿逐一整理成册，并在朋友帮助下出版，她也重新开始自食其力，画画教学，收入不高，却足够养活自己。

1950年代初，她加入了上海文史馆，后成为中国美协会员。她的画风柔和清逸，作品多为花卉与仕女，尤其擅长画兰。

她不再张扬，不再热衷社交。

邻居们说，她每天早起画画，下午喝茶翻书，晚上听旧唱片或看猫打盹。

她唯一的愿望，是去世后能与徐志摩合葬。

可1965年她去世时，这个愿望并未实现，她无儿无女，骨灰一度没人认领，只得暂时寄存。

直到1988年，徐志摩墓被重修时，她的堂侄女出面处理，将她的骨灰与徐志摩合葬于杭州西湖边，碑上刻着：“徐志摩陆小曼合葬处。”

隔了半个世纪，这对才子佳人终于“重逢”。

陆小曼不是完人，她张扬、浪漫、奢靡成性。但她在最难的时候，也没有抛下民族气节。

她曾说：“我这一生，不求人人都懂，但求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