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强：《清代陕西学者张鹏飞与郑士范学术交谊考》

清代安康张鹏飞与凤翔郑士范皆为举人，人生历程却迥然不同。张鹏飞与官场绝缘，成为陕西著名刻书家，郑士范则政绩卓著，是学者型官员。两人交谊至深，既有朋友间的深情厚谊，也有学术切磋的当仁不让，两人的思想兼有同异，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生动写照。

一、生平事略

张鹏飞（1784—1857），“本名鹏翼，更名鹏翂，复更鹏飞，字扶九、亏人，号补山，”陕西安康人，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道光元年（1821）举人，著有《来鹿堂全集》《关中水利议》，编有《皇朝经世文编补》等书，以刻书知名。张鹏飞“刻书两百余种，广销各地”，详见孟文强《清中后期安康张氏来鹿堂刻书研究》（下文简称《来鹿堂刻书研究》），此不赘述。张鹏飞交游广泛，包括为数众多的陕西学人，其中不乏李元春、路德、郑士范等在关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学者。《来鹿堂文集》卷二《与郑冶亭先生书》即反映了张鹏飞与凤翔郑士范的交往，在《来鹿堂刻书研究》中已有涉及，但限于文献，未能全面考察二人交往。近来，随着郑士范著作的整理，又发现一些与张鹏飞往来的诗文，为全面考察二人的交往提供了文献支撑。

郑士范（1795—1873），字伯法，号冶亭，陕西凤翔人，贺瑞麟《关学续编》、张骥《关学宗传》、稿本《续修凤翔县志稿》均有传。清道光二年（1822）陕西乡试第一，“历任印江、安化、清溪、贵筑四县知县”，“著作有印江、安化、贵筑、平越诸州县地方志书以及《春秋传注约编》《四书小注约编》《盛世人文集》《三礼表》《朱子年谱》《许鲁斋年谱》《朱子小注约编》《漆沮通考》《旧雨集》《绿猗寮集》等各若干卷”。郑士范在凤翔、宝鸡等地师从强铎等名师，在贵州各州县任上颇有政绩，与贺长龄等人交谊颇深。郑士范与张鹏飞的往来诗文收录在郑士范《绿猗寮集》和《旧雨集》中。根据这些文献，可以更全面的描绘出两人交往中的深情厚谊、学术切磋，以及皆重视经世致用，却和而不同的学术旨趣。

二、朋友间的深情厚谊

张鹏飞与郑士范同为举人出身，但张鹏飞长年候补，从未实任，最终成为著名刻书家，“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了张鹏飞一生”。而郑士范历任清溪、贵筑、平越、安化、印江数地，政绩卓著。两人的人生经历颇为不同，但交谊甚笃。郑士范曾在《旧雨集》中回忆张鹏飞，有云：“张补山鹏翂，与余相好数十年，知之深矣。”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张鹏飞中举后赴四川候补直隶州州判，本想有一番作为，能够赡养父母，但一直没有等到实缺。张鹏飞在给郑士范的书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艰难遭遇：“弟入蜀将及三载，一官未得，不但无禄养亲，违出山之本意，并无丝毫建树，可以答我友朋。”不仅无官无禄，更严重的是，张鹏飞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度用悉由友朋接济”，不得不举债度日，三年之后，债台高筑，异常艰辛。直至张父去世后，张鹏飞返回四川，“就得脩脯稍丰者一席，无论教读书启，勾留三四年，举积债悉偿之”。

咸丰初年，张鹏飞曾“走凤翔，晤郑冶亭刺史”，向郑士范表达对于先后任兴安府知府、陕安道观察使的白维清的不满。“张鹏飞随后上书白维清，对其为政举措提出激烈批评，并表示要面呈事宜。”张鹏飞为人慷慨直率，警告白维清“勿听执拗之言，致酿数世之害”，如此激烈的批评，让白维清颇为难堪。白熙亭曾向郑士范抱怨张鹏飞，云：“补山凡事要依他办，要我知府何为？”郑士范对张鹏飞的个性十分了解，并总结说：“盖补山惟恃此真心，欲与人为善，不如意辄骂之，以故毁多誉少。”寥寥数语，张鹏飞直率的性格跃然纸上，可见郑士范对张鹏飞相知甚深。

张鹏飞有一弟，名张凤翼，曾任山阳县教谕，约于咸丰元年去世。郑士范在写给张鹏飞的信中，对张凤翼去世表示哀悼，曰：“惊悉令弟二兄去秋辞世，鞠哀之念在尊兄固难忍痛，但此暮年正宜节哀自玉。弟是过来人，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已矣，尚忍言哉？”几乎与此同时，郑士范家也遭遇不幸，其弟郑士楷于咸丰元年六月卒于湖南宣恩县任上。郑士楷之子郑垕于当年扶柩归葬，也于当年去世。郑士范心痛如割，在写给张鹏飞的信中讲述了此事，云：“又有当为我兄言者：元圃冢子名垕，性资醇谨，自宣恩扶其父柩以归，而得虚弱疾，以去年十月五日逝矣。今正廿四，葬其父墓之昭穴，我心如割，亦付之无可奈何已矣。”郑士范连丧弟、侄，悲痛之至，与张鹏飞之丧弟，同为伤心人。

郑士范接着又提到张鹏飞所寄《十二善引》，似是张鹏飞十分看重的某种药方，郑士范将其分散八方，但对结果表示谨慎，云：“善气所凝，众志成城，为能御侮，此理之常，若云此以受天之福，则有听于神之意，恐非所以维风教也。”提醒张鹏飞不要过于相信秘方。

后来，张鹏飞逝世，郑士范十分悲痛，作《哭张补山诗》悼之，诗云：“一心只想救苍生，此老胸藏百万兵。好事世间难入手，神仙天上早知名。古来惟有陈同父，今也则亡贺耦庚。见说潢池兵未洗，道山想对泪纵横。”痛悼之馀，郑士范更为张鹏飞的怀才不遇感到深深的惋惜：“而顾令著书终老，使后之读者悲热肠之徒断也。”来鹿堂著述，有必传者矣。”

张鹏飞虽是举人出身，但未尝一日实授，而无奈选择刊书济世，其苦心即在于拯救苍生。郑士范所云“一心只想救苍生，此老胸藏百万兵”，“可谓对张鹏飞其学与行的准确概括，非真知交不能道此语”。

三、学术中的当仁不让

张鹏飞中举后赴四川候补直隶州州判，郑士范曾致书请张鹏飞代为寻找“曾叔祖抡材公奉节政绩”。张鹏飞经过翻阅府志，询问修志者恩成，但线索渺茫，恩成嘱咐张鹏飞转告郑士范：“抡材郑令之善既经湮没，可属解元公照抄伊谱所载之文寄来附入补遗可也。”此事不知后来如何，但这不过是两人学术探讨的一例。郑士范又托张鹏飞寻找清初陕西进士张楠在四川巴县的政绩，张鹏飞在《四川通志》中找到了一条简略记载，旋又反向郑士范求助：“吾兄如有《朝邑新志》，或《让伯全集》，望录其全传寄示，以便觅间补入。至伊著《质言》一书，虽刊于巴，而购觅为难，还是吾陕觅此较易也。”张鹏飞希望郑士范在陕西寻找《朝邑县志》《让伯全集》《质言》等文献，以便找机会补入志书。古代地方志数十年一修，两人对于关乎陕西人物只言片语的记载，无不认真对待，细心访求。

张鹏飞又在《蜀碧》中发现明末在成都殉难的宝鸡人士刘安侯事迹，并对《梁山县志》中所收刘安侯《请祀来瞿唐先生于两庑疏》一文的观点大家赞赏，认为“议论正大，可以窥其学术，不独死节铮铮，为吾秦吐气也”。张鹏飞并嘱托郑士范代为搜集刘安侯遗集以及宝鸡新旧方志。

除了陕西人物及其文献，张鹏飞对客居的四川地方人物和文献也十分关心，并将所获与郑士范分享。张鹏飞曾找到并刊刻四川射洪学者杨甲仁的遗集，在给郑士范的信中，张鹏飞如是说道：“射洪县杨愧菴先生名甲仁，明末秀才，不求仕进，潜心正学，向在二曲先生《历年纪略》及与周星公太史札中两见之。二曲谓此人学有真德，在瞿唐之上，属星公仿郭青螺荐瞿唐之例物色之。弟到蜀，见人遍访，无一知者。去夏，适有伊邑诸生田济溥等数人来弟处夏课，询之，知其人不知其有集也。属归而搜之，有生师赵孝廉燮元收藏其遗集十数年矣，云系愧庵菴手录待梓者。殁后子孙式微，集散在亲党，至赵已更六家矣。初意不过守而勿失，不意竟有求梓者，当即交其徒转付弟。弟意俟补官后再为付梓，此事如成，亦可告慰知己也。”后来，张鹏飞终于刊刻此书问世，虽然颇为曲折且不无遗憾，但来鹿堂刻本杨甲仁文集成为该文集的最早刻本，并获得学术界的关注。

道光二十七年初，时任陕西巡抚林则徐向社会征求陕西水利问题的意见，张鹏飞闻讯十分振奋，赶写了《关中水利议》一书，亲自赶赴西安向林则徐献策。由于林则徐匆匆赴任云贵总督，两人失之交臂，未能见面。《关中水利议》是张鹏飞的得意之作，随后，他将此书刊行，流传甚广。张鹏飞也向挚友郑士范讲述自己的水利策略，大意为：“欲从西域河源，至积石下流入海，其间凡有灌河之水，正派支流，皆可相其旁地土宜，而为之沟洫。旱干引以救田，雨潦能多渟蓄，使北六省都为沃壤，而河由地中行，为利不为害。”但是，面对张鹏飞宏大的水利规划，郑士范却认为不切实际，提出了否定意见。郑士范以历史上的郑国渠为例，认为：“二十万人，数年中不能日日趋工，通率百日，亦二千万人矣。人日一分，费金二十万，以分金准银钱计，需二百万两，而器具工官之费不论焉。”一个郑国渠尚且如此，张鹏飞计划从黄河源头便修整水利，在当时得条件下，确实是难以实行的。虽然张鹏飞激进而又理想主义的水利方案没有机会得到实施，但他仍将此书付梓印行，又在其身后相继被收入《来鹿堂全集》和《关中丛书》，为后人提供借鉴。

四、文献编纂理念中的同异

清代道光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有识之士们纷纷思考对策，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再度兴起，并递进式地付诸实践。具体到学术方面，由贺长龄、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开始，“经世文”的选编成为一时风尚。作为知交，张鹏飞、郑士范也以各自的方式躬与其事，贡献出自己的思考。

首先，张鹏飞对《皇朝经世文编》启发，张鹏飞在咸丰元年所作《皇朝经世文编补》自序中对贺长龄及《皇朝经世文编》评价甚高，认为：“夫知明则可救今，何以救之？君子曰：无愈《皇朝经世文编》。”“其维持正学，如聚周、程、张、朱相与商量于函丈也；其远犹辰告，如集韩、范、富、欧相与筹画于一堂也：其备水利、农桑、礼乐、兵刑诸大政，若合禹稷躬稼，周召分猷，相与分道扬镶于沟洫、河堧、疆场、谳局之间，犂然各得其当也。”张鹏飞本人是一个热心实事，“一心只想救苍生”的人，而《皇朝经世文编》恰恰贯穿着浓厚的救时救世思想，与张鹏飞的理念十分契合，故得到张鹏飞的高度评价，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作为地处西北的学人，张鹏飞认为《皇朝经世文编》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即“所收详东南，略西北”，以东南学者文献为主，西北偏少。有鉴于此，张鹏飞特意编《皇朝经世文编补》，反其道而行之，以收西北学者文献，以补其阙，并且对贺长龄正编和自己的补编所收文章加以评点。张鹏飞对此书期望甚高，云：“极知四海之大，必多怀忠抱义，闻鸡鸣起舞者，倘取此书以资事功，必有大补于时。是仆虽不能行政，著书报父命于今生，或藉手青云之士，黼黻皇猷，削平祸乱，即无异仆之自报也。”他不仅希望“怀忠抱义，闻鸡鸣起舞者，倘取此书以资事功，必有大补于时”，还期望“藉手青云之士，黼黻皇猷，削平祸乱，即无异仆之自报也”，起到报效父亲和国家的目的。

其次，张鹏飞编此书时，郑士范文集远未编订付梓，因此未能收入。但郑士范与张鹏飞钦佩的贺长龄有着深厚的交谊，甚至参与到《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中，与张鹏飞同样深受贺长龄经世思想的影响。在《旧雨集》中，郑士范将贺长龄列为师长，述二人往来甚详，其中也给予贺长龄高度评价，云：“贺耦耕先生之实心实政，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朽焉。”“范事先生仅十年，不惟恩宪，亦是严师。其轶事心焉数之，书不尽言，要其为《名臣传》中人不疑也。”关于《皇朝经世文编》，郑士范写到：“言及《经世文编》，论有两歧，即令折衷，范匆匆皆未卒业，惟为编次所注，参末议一条耳。”虽然郑士范自言参与《皇朝经世文编》的讨论“匆匆皆未卒业”，编次也仅仅“参末议一条”，但郑士范参与其中，并且颇受其影响。后来，告病还乡已久，居家潜心著述的郑士范在同治九年编成《盛世人文初集》一书，虽然没有“经世”二字，但考其内在思路，实与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密切相关。

张鹏飞对于续补《皇朝经世文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在《皇朝经世文编补序》末云：“且此特初续耳，海内同志藏先人与前辈文集必多，倘有类此者，请邮筒惠寄，不惮二续、三续、四五续，以助见闻之不逮，则此更成全璧矣。”他将自己的《皇朝经世文编补》作为初续，并计划向海内征集文献，继续编辑二续、三续，直至四续、五续，可谓雄心勃勃。虽然张鹏飞生前并没有进行到二续，但张鹏飞是第一个给《皇朝经世文编》作补续的人，“开启了经世文续编的先河”，“其所选部分文章也为诸续编所继承”。郑士范也在自己的序中说“拟以绪增”，只是也像张鹏飞一样没有真的完成再次续补。

张鹏飞对《皇朝经世文编》所作续补部分，“补入陕甘等地包括自己在内的六十七人约三百六十五篇文章。所补文章依贺长龄原著体例，仍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门，其中学术、治体、户政、礼政四门多补入”。张鹏飞严格地遵守了贺长龄的成法，按照文章的内容主旨分门别类。而郑士范《盛世人文初集》则与此颇为不同，以人物为线索，依次收录相关书信、传记、年谱、语录、墓志铭、神道碑、行述、行状等。根据目录，郑士范所选人物有汤斌、张伯行、朱轼、陈宏谋、陆陇其、李光地等，大体皆为理学名臣。前述张鹏飞续补了八个门类，而以学术、治体、户政、礼政四门为主，可以看出张鹏飞在对学术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实践的文献。与此颇为不同，郑士范所选则大体以学术为主，即使有张伯行、陈宏谋、李光地这样的要员，也是因为诸人是理学名臣，而不知只有事功。这反映了郑士范以学术为事功根底的思想，与张鹏飞追求的面面俱到各有所长。

之所以呈现出两种差异明显的倾向，与两人的生平经历不无关系。张鹏飞、郑士范皆为举人，但张鹏飞长年候补，未尝一日实际为官，先是在四川各地协助阅卷谋生，后又以刻书为事业，多方奔走，游离于官方与民间之间，故思想较为复杂，不专一于学术。而郑士范中举后则历任清溪、贵筑、平越、安化、印江等州县长官，并与贺长龄等大吏往来，具有丰富的官场经历。郑士范既为体制内人员，须处事谨慎，自然不能像张鹏飞一样意气用事，而其编《盛世人文初集》多收理学名臣文献，自与其仕宦经历与为政理想密切相关。

五、和而不同：学术根底的路径差异

张鹏飞与郑士范作为挚交，在学术切磋以及编选文章时表现出一定差异，其背后是二人学术根底的路径差异使然。

张鹏飞为人直率，意气甚重，时常与人争辩，甚至以未仕举人的身份而敢于对长官激烈批评，具有纵横家气质。其著作丰富，有《来鹿堂全集》《关中水利议》《皇朝经世文编补》《（续补）三省边防备览》《安康兴贤学仓志》《（注）三字经》《六志补遗》《安康节孝征信录》《花样集锦》《乡会墨磁》《（增释）才子杂字》《连云清课》《横渠清课》等，可谓著作等身。但是，在如此众多著作中，个人诗文集《来鹿堂全集》所收诗歌则纪事诗居多，文章则序跋传诔为主，抒情诗与写景文较少，《关中水利议》是长篇议论文，《安康兴贤学仓志》属于志书，《安康节孝征信录》属于传记，二者皆属于文献编辑，《花样集锦》《乡会墨磁》《连云清课》《横渠清课》是教材和讲义，而《皇朝经世文编补》《（续补）三省边防备览》《（注）三字经》《六志补遗》《（增释）才子杂字》皆是对他人著作所做的的续补增订。总体而言，张鹏飞缺乏纯粹的学术著作，只有《关中水利议》议论较多，可视为水利学说专著。在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刻书事业之馀，张鹏飞肆力于文献编辑、续补、增订工作上，更像一个史学家。

与张鹏飞颇为不同的是，郑士范在受业之初，师从宝鸡强铎、汉中张彝叙等地方名儒。为官之馀，亦潜心理学，告病还乡之后，更是专心著书讲学，虽然后来也参与组织团练，但更为世人所熟知的身份，却首先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学者。关学清麓学派创始人贺瑞麟在《关学续编》中给郑士范立传，有云：“先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见异书必手自缮录，雠校精审，蓄书最富，凤郡好学之士多借观焉。而其诲人孳孳不倦，尝令读《朱子全书》《小学》《近思录》等书，曰：‘此洙泗真传，我辈宜终身研究，身体力行者也。’其一生学力专注于此云。”贺瑞麟强调郑士范以朱熹《小学》等书教人，这与郑士范《墨香书院学约四条》可以互相验证，其文有云：“《小学》书常置案头，暇即细看，自加隐括。”这与遵奉程朱学说的贺瑞麟等关学学者的理念完全一致。由此可见，郑士范作为关学获得了贺瑞麟的认可，并因此被列入《关学续编》。

除了贺瑞麟的叙述，通观郑士范著作，除了在居官之地所修地方志，计有《绿猗寮集》《春秋传注约编》《四书小注约编》《盛世人文初集》《三礼表》《朱子年谱》《许鲁斋年谱》《朱子小注约编》《漆沮通考》《旧雨集》等，除了《旧雨集》《綠猗寮集》《盛世人文初集》，都是形式各异的学术著作。或许会有学者质疑郑士范著作多为改编删定，缺乏关学专著，不能算关学学者，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比起著作等身，儒家更追求述而不作，孔子的作品无一例外皆为删定而来，从未有人因此质疑孔子是伟大的学者。其次，贺瑞麟将郑士范收入《关学续编》，新发现的稿本《续修凤翔县志》也将郑士范收入该书《儒行传》，可见近代学界对于郑士范的关学学者或儒学学者的身份具有共识。更进一步，如今关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仍是就前人的著作进行阐释，并没有出现自成一家的思想家，因此不能苛责前人。

结语：

张鹏飞与郑士范皆为举人，一个成长于陕南，性情直率，不曾为官，一生刊书济世，是成功的刻书家，在陕西刻书史上影响深远；一个成长于关中，笃信理学，历任数地，政绩卓著，是学者型官员，名列《关学续编》。两人皆著作等身，同气相求，交谊至深，但时有分歧，切磋琢磨，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写照。张鹏飞《来鹿堂全集》，2023年2月已由张鹏飞同乡后学，安康学院郑继猛教授整理出版，郑士范所云“来鹿堂著述，有必传者矣”，可谓名副其实。而郑士范著作的整理工作，也已经在进行中，届时又将为陕西古籍整理的一个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