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惨才子，科举考到60岁，却写出最动人的散文

《——【·前言·】——》

投身科举多年，屡落在即，直到60岁才中进士，却以散文传世，被后人称为“明文第一”。

明弘治二十年（1507），归有光出生于江苏昆山，家境殷实，父亲归崇本为医。早年聪慧，八岁便能成文，九岁应童子试，十岁写下《乞醯论》，流传乡里。少年自负，志气高远，誓要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十四岁，归有光入县学，正式成为生员。在当时，这意味着迈入士人的门槛。世人皆道他“笔力千钧”，语出惊人，他自己也信心十足。十七岁首次参加乡试，意气风发，誓言“一举成名”。然而结果却是一纸落榜。乡人叹惋，他默然回屋，将试卷重读十遍。

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几乎每三年一次应试，从不间断。从苏州到南京，从家门到贡院，他走过无数次，夏日灼热、冬雨凛冽，他始终背着行囊、捧着书卷，来来去去。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乡试落第已成常态，会试落榜更如诅咒。

归家之时，常为邻人讥笑，“年年都考不中，不如去做塾师”。他面无表情，继续抄写《左传》。他从不多言，所有的怨气与孤独，都写进了文章里。

嘉靖十九年（1540），归有光三十四岁，这一年他终于中举成为举人。这场迟来的成功，几乎是他全部尊严的慰藉。但随后八次参加会试，又皆败北。他那年写下《项脊轩志》初稿，文章压抑、沉郁，讲述亡妻、亡母与破落书室的记忆，寥寥千字，却藏尽他心中无望与孤意。

为了生活，他迁至上海嘉定，在安亭小镇设馆讲学，收徒授课谋生。他借宿老友家中，早晚讲读《大学》《中庸》，白天下田写水文志。安亭书塾简陋，每逢雨季屋瓦滴漏，他就撑伞站讲。乡里人见他落魄，传他“死守举业，不知悔改”。

有人劝他改行，有人邀他入商行，他一笑拒绝。他说“文章既可传世，何苦就此止步？”他的志向，已经与名利无关，仿佛只为了内心那股不肯低头的倔强。

三十年间，朋友一个个高中入仕，他独自守着残破书房，夜灯孤影，写下《先妣事略》《寒花葬志》《亡徙录》等纪实散文。他的文风质朴自然，不作骈丽，却动人心弦。这些文章在江南学界悄然流传，震川之名由此始显。

但他自己，仍在科场之外徘徊。他曾在信中自讽：“五十未第，如梦如痴。”但仍在三年又三年的节奏中备考。岁月催老，他的发鬓早白，手指已僵，但依然抄书、临帖、默诵策问。

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再次进京赶考。这一次，他终于榜上有名，中进士第。这个消息传到江南，文人唏嘘。曾经被遗忘的书生、曾被讥为“废才”的塾师，终于跨进了仕途大门。

他没泪水，也没狂喜，只是在家中摆了一桌素席，默念亡母在世时叮嘱的一句话：“莫弃读书，莫失自重。”那一刻，他如释重负，也终于完成了对少年时代的交代。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60岁，终于登进士第。三十多年，寒窗苦读，十余次落榜，他把这一纸功名看得沉静如常。这一年，年过花甲的他，被任命为浙江长兴县知县。

长兴虽小，却是湖州一带粮仓重地。归有光赴任时，两袖清风，行李不过数箱。他抵达官署那日，百姓簇拥围观，都以为新任县令会架官车、着绣衣，未料只见一位白发老者，布衣短褐，神情肃然。他没召文吏议政，却先去了县学讲学。

他说政令易散，教化可存。他一边整顿学舍，一边重新编排乡试读本，把《礼记》《大学》与《中庸》重编成册，命县中子弟读诵。他提倡“文以正气为本”，开馆讲课不收束修钱。他说，“人读书若不知心中之正，何以为文？”

他主持修复“圣井”，亲撰《圣井铭》，勒石立碑。他挽乡人入讲堂，鼓励开蒙之学。他不依靠官府威仪治理地方，而用笔墨、礼义、教化重建乡风。

但他从不迂腐。遇事果决，断狱清明。他拒绝权贵干预税粮之事，驳回商贾私请田契之案。他不取一文私利，甚至将俸禄部分赠给书塾重修。他身边文吏私下称他“先生”，不叫“县尊”。

在长兴两年，他与文人往来频繁，编纂《三吴水利录》，实地踏勘，记录水道走向、水灾频率。他从不以官为荣，只以学问自立。他说：“我做官，为求一段平实，非取高名。”

隆庆初年（1568年），因政风过于严谨，被调任顺德府通判，专管马政。这项事务枯燥、繁重，非读书人所愿，但归有光仍秉持一贯作风，将马政事务逐条梳理，整理出《马政志》。他不是为了留名，而是为了制度清晰、官民有据。

他对朝廷赏赐极淡，衣食起居如旧，居舍仍是一间旧屋，案几摆满旧书，书边插着乡亲写来的信。他说：“仕途倥偬，我已过耳。”他看重的，从不是官职升迁，而是文字是否能在百姓之间留下光亮。

隆庆二年后期，他调任南京太仆寺丞，掌制敕房之职。此职虽为正五品，却属文吏中清要位置。他日夜校对制诰文书，与史馆文士共修《世宗实录》。他依旧作息如前，清晨读书，日间抄录，晚课不废。修史间隙，他默写散文草稿，其间多情怀故人、咏怀身世之作。

他身为进士，却不结朋党，不依权势；他身为官员，却不营私利，不累民众。他像是朝堂里的一株孤松，风来不动，雪落不染。

他的仕途不长，也不辉煌，却始终清白坦荡。他带着文人气节走入官场，又带着干净衣袖退回书房。他知道，名位终将散去，唯有文章与风骨，能被后人铭记。

进士及第后，他临县赴任，任命为浙江长兴知县。长兴小县，官衙破败至极，百姓习惯近权为豪，亡情逆令屡见。面对这些，归有光抬手伏案，却没有用新颁法令硬压。他先整治课堂，让校舍复建，宣导礼学与乡风，开展“教化即政务”的革新。乡村里出现了清朗读书声、少年扳着笔记文章的向善场景。

他亲自撰写《圣井铭》，在校场竖碑，用隽饰文字记载圣井修建缘由和惠泽乡梓的意图。他说井水甜，乡中人饮后朗言：“岂为名利，唯养生灵。”筑碑让乡人看见书的力量，更看见身为长兴县令的温度。每次走读校场，看到娃娃们避过监察，逃课时，他轻叹，却不惩治，只陪他们读课文、讲史书。

在长兴两年，他没求过晋升，却被百姓传为“师长人”。朝廷却对他的政策瞧不上眼：他坚决抵制官府横征暴敛，上书说“县令本为折护乡梓，不当累民命”。他的正直惹恼上司，被打击调往顺德任通判。

到河北顺德府，他成为马政负责人。他未熟马政，却写下《马政志》，系统整理马匹驯养、道路运送、马棚管理的方略，条理清晰。这块地儿远离江南文风核心，他心里闷闷，却把残篇草稿写在书房中，待归可用。

调往南京后，他担任太仆寺丞兼制敕房小吏。他整理旗帽、车驾、电文，修订礼仪文件，却始终穿着朴布书衣，袖口有墨痕，但他不入宫，不争高位。此刻，他的使命转换成了文献铸行：主修《世宗实录》，把历史与他生活过的朝局一字一字复制，他亲笔覆审，笔下传承下去。

他在寝宫内几次接旨，却从未微笑，印象里只有那一件旧袍与案边的史书刻刀。他说“岁数大，官职高，不可伤气”，身体单薄却眼中坚定。这是一个真正入政却深不入流的“文吏”，没有执权，却掌印纪实。

皇帝勋封，他却选择归田。永乐十五年春，归有光重病发作，双方几次请辞都未获批准。他在庆寿寺卧榻上，扉页摞着《世宗实录》，身边放的是《震川先生集》校稿。他不愿离开校书桌，但也在书写中透露出告别的味道。

病重那日，他吩咐弟子写下两件事：请皇帝赦免建文朝旧臣溥洽，以及为佛建立宽松法规。他没有遗言，没有财产分配，只有这一条条“为古文守住温度”的请求。

隆庆五年初春，他在寒风中圆寂，面如死灰，却仍握笔到最后。朝廷下诏辍朝两日，以僧礼追赠归有光谥号“文恭”。并赐通天下文人祭礼，百官冠服肃立。他的遗体不入皇陵，却被葬在家乡昆山金潼里。家庙名状只是金潼里朴位的一座坟冢，一座题为“归震川先生墓”的细塔静立风中。

他死后，文人在他墓前垂泪，碑文由王世贞题写，他为归文风所折服，无怨旧日争论。后来清代桐城派称其散文为“明文第一”。建书房时，林则徐题联：“水利文章俱化雨，心香笔底续文昌。”他散文短小真切，日常里撼动人心，诗性与叙事融合。

他的《项脊轩志》《思子亭记》《女如兰墓志》《寒花葬志》等散文皆流传，情深而不矫情，节制又直白。他写小事，却写了心事；写故人，写自己在时间里走钢索也能立稳的坚定。

明文有一株晚花，他的文字托举住崩落的时代与落寞的人的情绪，却始终不求名立。他科考到60岁，仕宦不求权势。他留书全球，被称为明代散文的光。他孤独，却在人心中，点燃比仕途更长久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