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生态与京师诗坛

京师诗坛是政治与文学交织的第一现场。纵观清代文化政策的演变，“乾隆时期无疑是文治最为盛行的阶段，京城则是文治政策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地方”。乾嘉的文治举措、文人网络等文化生态塑造着帝京文学，而京师文坛的诗学活动与书写主题等无不影响着时代的精神气象。帝都文化生态与文学，是交叉互动、相互作用、彼此建构的。

首先，乾隆文治视域下的京师映像。承袭康熙文治而来，乾隆将清代文治话语推向了历史极致。乾隆标榜“敬天法祖”，继位伊始即启动丙辰博学鸿词科，于是“东西南北人，皆向长安走”，开启“治世之音”的重要序章。乾隆四年沈德潜以“积学工诗，耆儒晚遇”，成就了乾隆文治的“艺林佳话”，而乾隆与沈德潜迹类师友的特殊君臣关系也足具象征性，成为彼时台阁侍从与士子文人书写的热门话题。乾隆十五年《御选唐宋诗醇》的编纂刊行，既回应了清初以来的“唐宋之争”，亦成为帝都诗风由尊唐转向融通唐宋的宣言。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全书》纂修，轰动朝野，京师文苑的诗学话题于此注入了四库底色，同时，大批学者荟萃京师亦推动了金石考据之风的悄然风行。尽管对四库的编纂褒贬不一，但乾隆“以彰稽古右文之盛”的文治网络已然借此织就。凡此，乾嘉时期，足具热度的文治话语已然渗入彼时的京师文苑。

多民族交融视域下的京师创作力量新变。有清一代，多民族汉语创作情况尤为可观，其中蒙古族、满族等民族文人传统诗文创作臻于成熟，价值日益凸显，且集中于京师诗坛。乾嘉时期，经过入关后百余年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涌现出大批著名的八旗诗人，所谓“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

聚焦京师诗坛，且不说“宗室诗群”的诗文成就，单就依托于科举之途而迅速崛起的“纱帽诗群”而言，在满汉同榜科举生态下，八旗科举世家与文学家族蔚然兴盛，一时之间，蒙古法式善家族、和瑛家族等，满族英和家族、那彦成家族等，满族汉军唐英家族、蒋攸铦家族等，八旗诗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被誉为“满洲三才子”的蒙古族法式善、满族铁保以及汉军百龄，皆以诗名世。尤其是法式善，他以《存素堂诗初集录存》二十四卷等诗作之富名重一时，亦因“笃嗜风雅，爱友若渴”而见称当时。他撰写的《八旗诗话》是清代第一部八旗诗歌批评专著，遂有论者将其与袁枚并称，所谓“一时坛坫之盛，几与仓山南北相望”。总之，八旗诗人已由清初诗坛的边缘人群跃居为乾嘉时期不容轻视的创作群体，成为京师诗坛乃至清代诗歌史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次，文人雅集与京师风雅气象的建构。乾嘉时期，海内承平，人文蔚然，在乾隆重华宫茶宴联句活动的风尚引领下，京师内外文人雅集蔚然成风，诗文酬唱呈现出一派雍容典雅风尚。以雅集之地域名动天下者，如扬州曾燠的“邗上题襟馆”、陕西毕沅的公署、阮元于杭州的“诂经精舍”和在广州的“学海堂”、翁方纲于济南的“小石帆亭”等。然作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的京师，其风雅集会最为繁盛。不只有京师本土诗人如朱筠的“椒花吟舫”、翁方纲的“苏斋”、法式善的“诗龛”“梧门书屋”等发出的雅集邀约，宦居京师的诗人也以书斋为集会之所，如王昶的“兰泉书屋”、吴锡麒的“有正味斋”、赵怀玉的“亦有生斋”等，广会众宾于帝都。而京师风雅又远不止于这些书斋中的“文学沙龙”，更有走出书斋、打破时空的风雅集会——陶然亭雅集。陶然亭地处京南，以“城市山林之景”汇聚了京城内外的学子官员，其名声之盛大——“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震均《天咫偶闻》）。陶然亭雅集又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同年嘉会与同乡宴集为特色。文人雅士流连觞咏，畅叙终朝，于雅集酬唱中诗意地描绘着京师风姿。

最后，乾嘉时期的诗歌创作气象及其衰变。乾嘉时期，素以秩序与统一为其表征而呈现为宏大与稳定的气象。乾隆御宇六十载，“平回部，再平金川，西南诸酋，稽颡归化”，疆域拓展远胜于前朝；“六番南下、四次东巡、两次千叟之宴”，文治之盛无出其右。但是，哪种文学形态能够展现“颂圣德、美风化”的景观呢？以“铺陈鸿业，鼓吹斯文，敷为典诰，伸为雅颂者”的应制文学无疑成为建构这一气象的最佳载体。举凡朝廷的巡狩、筵宴、节庆、讲筵、祭祀、战捷等重大事件，文武臣工、天下文士竞相敬献颂文，以明确的主题、模式化书写、集群化创作的应制诗歌，形塑着乾嘉时期的文坛景观。乾隆最为得意的“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借此二事，恭献颂赋之举风行。平准定回，群臣献诗以颂乾隆“西域部落，悉底荡平，山川道里，尽归版图”的不世之功；六下江南，群臣虽不乏讽喻与依违之士，然更多的是“中外臣庶莫不舞蹈咏歌，形容美盛”的谀颂和声。在唱赞谀颂的主旋律下，个体的性情与诗心几被抹杀，即便天才诗人黄仲则也难以幸免，流寓京师期间，他亦赋《平金川铙歌十章》诸诗。可见，那种戕害个性、无视现实的负面效应亦如影随形。应该说，盛世“衰音”已埋下伏笔，而诗坛的这一浮华景象亦急需禀赋“剑气箫心”的龚自珍时代的到来。

综上，以地域视角考察乾嘉诗坛，结合特定语境下的文治格局、地域空间、诗学活动、文本形态等多维因素，尝试在还原历史图景中审视清代诗歌复杂性的成因，既是考察乾嘉时期文学生态与京师诗坛交互关系的重要路径，亦是书写清代北京诗歌史、重写清代文学史值得参考的文学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八旗进士群体文学创作研究”（23BZW08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