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版《权力的游戏》：解密明朝首辅陈循如何从神坛坠入炼狱

引言：被历史迷雾笼罩的救世宰相

在明朝成化年间的某个冬夜，辽东铁岭卫（今辽宁省铁岭市）的戍所里，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望着窗外的风雪，用冻僵的手指在煤灰上写下最后诗句。他就是曾经的状元郎、内阁首辅陈循——一个在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权力漩涡中挣扎的文人政治家，一个被史书简化成“夺门之变”注脚的复杂灵魂。

2018年，江西泰和县梁家村陈氏宗祠发现的正统年间地契，意外揭开这位明代首辅不为人知的乡土情结；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对《芳洲文集》残本的数字化修复，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政治人物在经世济民之外的文学才情。正是这些新发现的历史碎片，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被时光尘封六百年的悲剧人生。

1.1 梁家村的晨曦

洪武十八年（1385年）春分时节，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澄江镇（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的梁家村，陈氏祖宅里传来婴啼。这个生于三月二十七日的男婴，被精通风水的祖父取名“循”，取《周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之意，字德遵，暗合儒家“遵德守道”的训诫。

陈氏祖籍浙江温州府平阳县（今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其先祖陈伯康在宋末战乱中迁居江西。这个兼具浙商精明与赣人坚韧的家族，在泰和这片文风鼎盛的土地上深耕百年，形成了“诗书传家，经世致用”的家风。2016年泰和陈氏祖宅遗址出土的《陈氏家训》木刻残片，清晰记载着“子弟未冠者，鸡鸣即起，诵《孝经》《论语》”的严格家规。

1.2 神童的启蒙时代

建文二年（1400年），十五岁的陈循进入白鹭洲书院（今江西省白鹭洲中学前身）求学。这个曾经培养出文天祥的学术圣地，此时正由理学大家胡广执掌教席。某日胡广以“江流天地外”为题测试学子，陈循应声对答“山色有无中”，其敏捷才思令胡广惊叹：“此子他日必为台阁之器！”

永乐七年（1409年），二十四岁的陈循赴南昌参加乡试。在穿越赣江十八滩时遭遇风浪，同船士子皆面如土色，唯他镇定自若，在颠簸船舱中续写完被江水浸湿的《治河策》。这份沾染水渍的考卷最终被主考官廖庄定为解元，其“以水治水，分流入鄱阳”的治水方略，三十年后竟成为治理黄河的蓝本。

1.3 状元及第的荣光

永乐十三年（1415年）春，三十岁的陈循站在北京紫禁城的奉天殿前。在殿试策问中，他创造性地提出“漕运与海运并行”的方略，建议“于胶莱河开凿漕渠，沟通渤海黄海”，这个超前时代五百年的运河计划，让永乐皇帝朱棣御笔亲点其为状元。

当陈循身着大红蟒袍骑马游街时，他不会想到，三十年后自己会成为这座皇城的实际管理者；更不会预见，六十七岁时要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被押解着从德胜门黯然离去。此刻的他，正沉浸在“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喜悦中，翰林院修撰（相当于中央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为他开启了通往帝国权力核心的大门。

2.1 永乐朝的文书生涯

在永乐朝的九年里，陈循主要参与《永乐大典》的编修工作。他在“地理”分部创造性地引入“按经济区划分类”的编纂方法，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布政使司下的经济单元，这种实用主义编纂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大明一统志》的修撰。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陈循升任翰林院侍讲（相当于皇帝学术顾问）。在朱棣最后一次北征途中，他负责记录皇帝口谕。八月十二日深夜，当朱棣在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病危时，陈循是少数知情人之一。他协助杨荣、金幼孜等人妥善处理皇帝猝死的危机，用锡器保存遗体，每日照常进膳，保证了军队安全回师。

2.2 宣德年间的转型

宣德五年（1430年），四十五岁的陈循升任侍讲学士（相当于皇家学院副院长）。在著名的经筵讲座中，他别出心裁地用“种树理论”向宣宗解释《孟子》：“民如树苗，官如园丁，剪其残枝则茂，伤其根本则枯”。这种深入浅出的讲学方式，深得宣宗赞赏。

此时的大明王朝正经历着从开拓到守成的转变。陈循敏锐注意到南方赋税过重的问题，在参与修订《宣宗实录》时，特意加入“苏松重赋”的专题论述。他提出的“定额浮收”建议——即规定税粮运输损耗率，杜绝官吏任意加征——后来成为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重要参考。

2.3 正统初年的政治历练

正统元年（1436年），五十一岁的陈循开始介入实际政务。他受命巡视淮安漕运（今江苏省淮安市漕运总督府遗址），发现漕军为应付“兑运法”普遍虚报运量。经过三个月实地调研，他创造出“漕粮折色银”制度，允许部分税粮折银征收，这个改革使当年漕运效率提升三成。

正统六年（1441年），在参与重建三大殿（今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工程时，陈循反对从东南亚采购名贵木材的建议。他在《谏采南洋木疏》中写道：“移采木之银充军饷，可练精兵三万；用以赈灾，可活饥民十万。”这种务实的财政观念，在当时崇尚奢华的官场中显得尤为可贵。

3.1 初入内阁的试探

正统九年（1444年），五十九岁的陈循以翰林院学士身份入阁参预机务（相当于国务院参事）。此时的内阁尚未取得法定地位，权力远低于六部。陈循通过建立“章奏预拟”制度——即在奏章送达皇帝前先行研拟处理意见——悄然提升内阁影响力。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瓦剌大军南犯。当王振怂促英宗亲征时，陈循是少数敢于直谏的大臣之一。他在乾清宫跪谏：“天子乃社稷根本，岂可轻涉险地？”这个场景被宫廷画师悄悄记录，2019年故宫博物院修复的《明正统朝谏驾图》中，那个绯袍玉带、长跪不起的身影，正是陈循。

3.2 北京保卫战的日日夜夜

土木堡惨讯传来，京城大乱。八月十八日的朝会上，徐有贞等人主张南迁，陈循厉声呵斥：“言南迁者，当斩！”他支持于谦“固守北京”的主张，并主动将自家护院家丁百余人编入神机营。在随后重组中央机构时，陈循被推举为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负责战时财政调度。

为筹措军饷，陈循创造性地推出“盐引换粮”政策：商人运粮至大同、宣府等边镇，可换取两淮盐场（今江苏省盐城市）的食盐专卖权。这个政策在三个月内募集军粮四十万石，相当于太仓银库全年收入。十月十三日德胜门之战时，陈循亲临城头督饷，流箭射穿官袍仍镇定自若。

3.3 景泰新政的推行者

景泰元年（1450年），陈循正式担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将南京六部的冗余官员调往北方充实边防；在运河沿线设立“常平仓”平抑粮价；改革科举取士标准，增加实务策论权重。这些政策被后世史家称为“景泰新政”，为颓势中的明王朝延续了百年国运。

在处理也先遣返英宗的敏感问题时，陈循巧妙提出“迎归不上位”方案：尊英宗为太上皇，居南宫但不行使权力。这个既保全皇家体面又维护政局稳定的设计，展现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然而他不会想到，这个方案就像一柄双刃剑，七年后将反过来刺穿他自己的胸膛。

4.1 新政的困境与挣扎

景泰二年（1451年），陈循面临即位以来最大危机——漕运瘫痪。因黄河改道，运河山东段（今山东省济宁市附近）淤塞严重。六十六岁的陈循亲赴张秋镇（今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督工，采用“束水攻沙”法，组织十五万民工疏浚河道。在工地的三个月里，他染上严重的风湿症，左腿落下终身残疾。

景泰三年（1452年），在易储风波中，陈循陷入两难境地。代宗欲废英宗之子朱见深，立己子朱见济。陈循深知此举违背礼法，但仍协助代宗说服百官。作为交换条件，他争取到扩大内阁权力的机会——规定五品以下官员任免可由内阁直接决定。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妥协，成为他日后被政敌攻击的主要罪证。

4.2 文人集团的内部裂痕

随着权力稳固，陈循与于谦的改革联盟出现裂痕。于谦主张彻底整顿军屯，触及众多权贵利益；陈循则倾向渐进改革，主张“新旧兼存”。某次御前会议上，两人就清理军屯问题激烈争执，于谦怒斥：“相公欲做冯道乎？”（冯道是五代时期历任多姓皇帝的名臣）陈循默然不语，当晚在日记中写下：“欲行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时。”

景泰五年（1454年），陈循主持重修《寰宇通志》。他突破传统编纂体例，首次将南洋诸国纳入“舆地志”，反映出超越时代的海洋意识。书中对钓鱼岛（时称钓鱼屿）的详细记载，成为现代中国主张东海权益的重要历史依据。

4.3 末世宰相的孤独

景泰七年（1456年）除夕，七十一岁的陈循在值房守岁。当他翻阅各地呈报的灾情文书时，突然吐血昏厥。太医诊断是“忧劳成疾”，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预见到王朝正在滑向深渊：宣大防线军费短缺，南方流民揭竿而起，而代宗皇帝却沉迷道教方术。

最令他痛心的是，曾经志同道合的改革派已然分裂。于谦被清流视为“酷吏”，王文被指责“专权”，而他自己则被嘲讽为“模棱相公”。在给门生的信中，他无奈写道：“譬如医者临危症，猛药则速毙，缓剂则无效，唯尽人事以待天命耳。”

5.1 南宫复辟的惊天一夜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十六深夜，陈循被急促的叩门声惊醒。当得知石亨、徐有贞等人已拥戴英宗复辟时，他沉默更衣，将《景泰新政纲要》手稿投入火盆。灰烬未冷，锦衣卫已破门而入。那个曾在三大殿遗址上构想改革蓝图的老人，此刻平静地伸出双手，任由铁链锁住腕骨。

正月二十一的廷讯中，徐有贞叱问：“汝等何故废立储君？”陈循昂首应答：“当日易储，百官署名，太后用宝，载在实录。若论罪魁，当在朕躬！”巧妙地将责任归于景泰帝。这种机敏的答辩激怒了英宗，最终被判廷杖一百，流放铁岭卫（今辽宁省铁岭市）。

5.2 血染丹墀的士大夫

二月十七的行刑日，北京城风雪交加。当权杖击碎陈循的髋骨时，围观百姓看见这个七十三岁老人始终紧咬牙关，未发一声。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明代廷杖死亡率通常高达七成，陈循能百杖不死，全仗行刑锦衣卫暗中留情——他们记得这个宰相曾在冤狱中救过自己的父兄。

养伤期间，陈循得知于谦遇害的消息。他面向京城方向焚香祭拜，含泪对儿子说：“廷益（于谦字）死，大明精魂去矣！”这句话后来成为明史研究中对景泰朝结局的经典判词。五月底，当陈循被押解出山海关时，他的政治生命已宣告终结，但作为文人的第二人生才刚刚开始。

5.3 铁岭风骨

在铁岭卫的五年流放生涯中，陈循完成了从政治家到教育家的转型。他在戍所开办“芳洲书院”，向辽东子弟传授儒学。某次讲解《出师表》至“鞠躬尽瘁”句时，老人突然哽咽不能语，满堂学子皆掩面而泣。这种文化火种的播撒，使他在成化年间被辽东士人尊为“关西夫子”。

天顺六年（1462年）冬，陈循在批改学生课业时安然离世。遗物中除了几件破旧衣衫，便是百余首诗稿。其中《铁岭望月》的末句“明月照我还”，后被发现是化用童年时在白鹭洲书院所作诗句的未完下联。这个跨越一甲子的文字轮回，仿佛暗示着这个江西才子终究在精神上回到了文学故乡。

6.1 被误解的实用主义者

成化元年（1465年），在陈循去世三年后，明宪宗下诏为其平反。但这个迟来的正义，已然无法改变他在正史中的尴尬定位——《明史》将其归入“奸臣传”附录，仅得八百字传记。直到20世纪80年代，明史专家黄云眉在《明史考证》中首次指出：“陈循诸人，不得以奸论也。”

重新审视陈循的政治理念，可见其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在漕运改革中体现的经济理性，在易储风波中展现的现实主义，在北京保卫战表现的应急智慧。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实际上开启了明代后期实学思潮的先声。他的悲剧在于，在理学道德观笼罩的时代，实用主义往往被简单斥为“投机”。

6.2 技术官僚的先天不足

陈循执政时期推动的诸多改革，如漕运折银、盐引改革、内阁扩权等，本质上都是通过技术性调整来维持体制运转。这种修补式的改革，虽能暂缓危机，却无法解决明朝土地兼并、卫所崩坏等根本矛盾。2015年北京大学明史课题组通过量化分析发现，景泰年间社会矛盾指数仅下降7.3%，随后在成化朝报复性反弹至新高。

作为科举制度培养的精英，陈循擅长在既定规则内寻求最优解，却缺乏打破体制的魄力。当他试图通过扩大内阁权力来推进改革时，反而加剧了文官集团的内耗。这种技术官僚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站在梁家村陈循墓前，望着赣江流水汤汤，不禁想起他在《芳洲杂记》中的自况：“吾如江畔老榕，枝繁叶茂时荫庇乡里，摧折倒地犹可作薪。”这个生于江西、祖籍浙江、殁于辽东的文人，用七十八年生命绘制了一幅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图景：在忠君与济世、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卑微间永恒挣扎。

今天当我们重读陈循，不再是简单评判忠奸善恶，而是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的有限选择。在权力与良知的天平上，他或许未能完全恪守士人气节，但始终保持着务实济民的本色。这种复杂多面的历史人格，恰如他在《观弈》诗中所写：“局终方知黑白意，当时只道是寻常。”

明月依旧照彻古今，映照着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航道的灵魂。陈循的故事，终将超越具体的时空，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文化、反思知识分子使命的永恒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