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滩,女校学生一夜成花魁,为何惨死泥田,凶手是谁咋作案
发布时间:2025-10-03 18:20 浏览量:2
民国初年的上海滩,一场“花国选举”盛会如火如荼,这是专为风尘女子搭建的登云梯。
最终夺得“花国总理”桂冠的,并非声名显赫的红牌花魁,而是一名女校的普通姑娘,从默默无闻到名动上海,只用了短短一夜。
然而谁也没想到,仅仅数月之后,这位风光无限的新晋名媛,竟会衣衫凌乱、浑身珠宝被掠一空,惨死于徐家汇荒芜的田野之中。
一个从女校辍学的贫家女,如何凭一场选美跻身上海滩名流圈,究竟是什么人,会对一个弱女子下此毒手?
1920年,上海徐家汇的清晨,薄雾还未散尽,一个农民扛着锄头往自家田野走,刚靠近田埂就被一股刺鼻的腐臭味裹住。
他捻着鼻子循味上前,拨开半人高的麦秆,眼前的景象让他双腿一软,只见一具女尸仰面躺在泥地里。
她的身上是丝绸缝制的华美衣裤,脚蹬精致的薄丝袜却没穿鞋,脖颈处一道深紫的勒痕狰狞可怖。
警方查明,这具女尸死状凄惨,竟是不久前在“花国选举”中,艳压群芳的“花务总理”王莲英。
她的死究竟是情杀、仇杀,还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警方迅速出动,回到那场惊动上海滩的选举中,那会找出什么蛛丝马迹呢?
民国初年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霓虹灯下,青楼楚馆更是这片繁华里不可或缺的点缀。
1917年,位于上海娱乐中心的新世界夜总会,办了一场震动全城的“花国大选”,成了打破当时沉闷氛围的一道惊雷。
这场选美并非凭空出现,背后藏着对时局的微妙戏谑,因为晚清时,青楼女子选美被严令禁止,认为有伤风化。
但到了民国,禁令形同虚设,更巧的是,选美时恰逢袁世凯称帝闹剧落幕,“总统”二字沦为民间茶余饭后的笑柄。
于是这场选美干脆效仿晚清花榜,设了“花国大总统”“副总统”“花务总理”等职位。
一元大洋一张选票,嫖客可不限数量购买,到底谁能拔得头筹,全看背后有多少人愿意为其砸钱。
对青楼女子而言,选美结果直接决定日后身价,所以几乎所有高级青楼女子都铆足劲参与,一时间新世界门前车水马龙。
没人会把赌注押在王莲英身上,那时候的她,不过是刚在书寓行当站稳脚跟的新人,而书寓是旧上海青楼里的最高等级。
王莲英本是杭州旗人之后,父亲许阿桂早逝,关于她的身世,小报众说纷纭,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藏着底层生活的辛酸。
1916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正在读女校的王莲英被迫辍学,揣着仅有的几块大洋,跟着同乡来到上海谋生。
初到上海的王莲英,先进了戏班子学戏,可戏班子里等级森严,她没背景没门路,只能做些端茶倒水的杂活。
后来一位老板看中了她的容貌与灵气,便花重金将她从戏班子赎出,教她琴棋书画,培养成书寓。
王莲英悟性极高,肯吃苦耐劳,不过一年时间,就从带着乡音的丫头,蜕变成能与上流客人对答如流的准书寓。
“花国大选”的消息传来时,王莲英知道,这是她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选美当天,四马路上的青楼女子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争奇斗艳间,反而让人审美疲劳,轮到王莲英登场时,全场却突然安静下来。
因为王莲英没穿女装,而是身穿浅灰色男士袍裤,外搭亮金色马甲,头发梳成利落大背头,英气逼人地走上台。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她唱了一曲《逍遥津》,唱腔浑厚有力,将戏中人物的悲愤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与一身男装相得益彰。
台下观众眼前一亮,原本没多少人关注的王莲英,竟凭着独特的气质与才情,收获了一万八千票,最终斩获“花务总理”的头衔。
一夜之间,她的名字传遍上海滩,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王莲英彻底从底层丫头,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名媛。
成名后的王莲英,彻底陷入了对虚荣的追逐,她觉得“花务总理”的身份,必须用奢华的物质来匹配。
她退掉租住的狭小弄堂房子,在外国人聚集的花园区域,一口气订下两幢新式洋房,家具全从欧洲进口。
王莲英更是极尽奢靡,手上常戴着三四枚戒指,尤其一颗南方钻石戒指更是灼目,浑身珠宝加起来,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
她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升级,每天出入于咖啡厅、舞厅、电影院等洋人聚集的场所,恍若真正的上流名媛。
可鲜少有人知道,这位风光无限的名媛,其实心中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情事。
她与杨习珪相爱,未婚生下一个女儿,也曾想过与杨习珪成婚,可遭到母亲董氏坚决反对。
董氏早已习惯靠女儿过奢侈生活,深知王莲英嫁人,就无法再继续做书寓,家里的财源也就断了。
王莲英只能妥协,与杨习珪偷偷往来,生完女儿后没来得及休养,就重新回到声色场中,继续陪客应酬。
谁也没料到,1920年6月,成了王莲英生命的终点,当农民在清晨报案后,警察在田野发现她的尸体时,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杨习珪,毕竟他与王莲英有情,又因婚事被阻,很可能因爱生恨,犯下命案。
可经过详细审讯调查,杨习珪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因为案发当晚,他一直在朋友家打牌,从傍晚直到第二天清晨,朋友和牌馆老板都能做证。
杨习珪得知王莲英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不像是装出来的,警方只能排除他的嫌疑,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警方开始询问董氏,得知当晚王莲英梳妆打扮很隆重,将最贵重的珠宝全都戴在身上,还特意喷了进口的香水。
董氏问她去见谁,她笑着说是“一位重要客人”,说完便出门,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就在这时,董氏的一句话给了警方新的线索,王莲英出门时说要坐汽车去,她说客人派车来接她。
警方立刻对汽车展开调查,王莲英家附近的车夫提供了关键信息,他说案发当晚,确实看到王莲英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还记得车牌号。
顺着车牌号查下去,警方很快锁定了车主,那是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五儿子朱子昭,人称朱老五。
朱老五是典型的豪门二代,平时开着豪车出入各种场合,身边从不缺女伴,与王莲英的重要客人身份完全匹配。
可朱老五却坦然承认车是他家的,但案发当晚他并未用车,而是将车借给朋友阎瑞生。
这个人是谁?他们立刻调查,与此同时,王莲英的同行说,当晚的饭局是张先生组的,她和王莲英都受邀参加。
张先生在饭局上出手阔绰,点了最贵的菜和酒,还不时用英语和法语聊天,显得很有学问。
后来张先生提议开车去兜风,同行觉得他的眼神不对劲,便找借口拒绝了,可王莲英却被张先生吸引,两人一起上了豪车,从此再无音讯。
张先生的外貌特征,与阎瑞生完全吻合,难道阎瑞生就是化名张先生的凶手,他借了朱老五的车,以饭局为诱饵,将王莲英骗上车后行凶?
可当警方赶到阎瑞生住处时,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几件散落的衣服,这人去哪里呢?
警方在附近布控蹲守,整整半个月,都没见到阎瑞生的踪影,难道他已经逃出上海了?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徐州火车站传来了消息,一名从上海调往徐州的警员,在候车室发现一个可疑男子。
这名警员曾参与过阎瑞生的通缉令张贴,对他的样貌印象深刻,当时那名男子正趴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觉。
似乎感觉到警员盯着他,那男子突然醒来,眼神瞬间慌乱,起身就往车站外跑。
警员立刻大喊抓凶手,车站的巡警闻声赶来,合力将男子制服,经过核实,果然是阎瑞生。
原来阎瑞生作案后,担心被警方抓获,辗转到徐州,本想从徐州转乘火车去北方避风头,没想到刚到车站就被认出。
在审讯室里,阎瑞生一开始还想狡辩,说不认识王莲英,可他神色慌张,嘴唇总是下意识地抿着,像是在隐藏什么。
警方察觉异样,强行掰开他的嘴,一枚闪亮钻石戒指掉出来,正是王莲英案发当晚佩戴的那枚。
铁证面前,阎瑞生再也无法抵赖,终于坦白自己的罪行,而他的经历,远比警方想象的更复杂,也正是他的作案动机。
阎瑞生并非穷困潦倒之辈,相反他曾是前途无量的才子,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商人,家境优渥。
他从小就聪明过人,读书成绩优异,精通英语和法语,还会写一手好文章,后来在洋行找到了买办的工作,月薪两百大洋,是妥妥的白领精英。
若是他能踏实工作,本该有不错的人生,可却染上两个致命的恶习,就是赌博和嫖娼。
阎瑞生自小被家人宠坏,养成骄纵挥霍的性子,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可他仍改不了大手大脚的习惯。
在大学时,他就经常和同学在寝室里赌博,最终被学校开除,只能提前进入社会。
工作后的阎瑞生,赌瘾愈发严重,薪水刚发下来,就被拿去赌场或跑马厅挥霍一空,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债主日日上门催债,走投无路的阎瑞生,竟动了歪心思去抢劫,而且想到声名在外、满身珠宝的王莲英。
他曾在妓院见过王莲英,知道她每次出门都戴满贵重珠宝,而且身边没有保镖,因此为了顺利得手,开始精心策划。
他通过老同学朱老四,也就是朱老五哥哥,向朱老五借豪车,伪装成富贵公子。
买了麻醉剂后,他找了两个同样欠了赌债的朋友,茶叶贩子吴春芳和方日珊,许诺得手后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帮忙。
最后他化名张先生,谎称是王莲英熟客的朋友,通过妓院老板去约王莲英吃饭。
将王莲英骗上车后,阎瑞生开到徐家汇,谎称内急要停车,吴春芳和方日珊忽然扑上前,用浸麻醉剂的手帕捂住王莲英口鼻。
可第一次作案的几人经验不足,麻醉剂用量太少,王莲英不仅没晕过去,反而激烈挣扎,大声呼救。
阎瑞生慌了神,生怕被人发现,赶紧从车里拿出一根麻绳,死死勒住王莲英的脖颈。
吴春芳和方日珊也帮忙按住她的手脚,直到王莲英不再挣扎,阎瑞生才松开手,此时的王莲英早已没了呼吸。
随后,三人瓜分了王莲英身上的珠宝,阎瑞生担心夜长梦多,赶紧开车去还车,让吴春芳和方日珊处理尸体。
可吴春芳和方日珊胆战心惊,根本没心思挖坑,只把尸体拖到田野,就仓皇逃走了。
1920年底,阎瑞生与帮凶吴春芳在龙华刑场被枪决,当天刑场周围挤满了围观群众,足足有上万人围观。
王莲英的尸体,在案发后被暂时安葬在徐家汇的乱葬岗,但九年了仍无人为她迁坟,曾经风光的“花务总理”,最终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她生前追求的奢华与体面,在她死后都化为了一场泡影,而这场民国初年的命案,看似是简单劫财杀人,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荒诞与悲凉。
欲望是无底洞,若不能守住本心,再风光的开局,也可能落得潦草的结局;而一时的贪念,或许就是通向毁灭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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