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多伟大？熊向晖回忆写稿挨批：主席不赞成我们去歌颂他

1953年4月27日，北京刚下过一阵雨，东长安街的柏油路还闪着水光。熊向晖陪几位新到任的亚洲外交使节去参观天安门。人们把目光都投向城楼，可熊向晖的注意力却落在楼上一抹并不显眼的身影——毛主席正倚栏远眺，没有配乐，没有闪光灯，只是偶尔抬手向人群致意。那一刻，熊向晖第一次强烈地感到，真正的领袖并不需要夸张的礼仪来衬托。

时间推回到1937年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舍的教室里，周恩来与蒋南翔匆匆碰面。“要找个脑子灵活、家世干净还能沉得住气的人。”周恩来指尖在桌面轻叩。蒋南翔想了想，只报出一个名字：熊向晖。短短一句对话，改变了熊向晖此后二十年的命运——他成了潜入胡宗南身边的秘密党员。

隐蔽战线的日子漫长。熊向晖每天伏案替胡宗南修改电报、起草讲稿，外人只看到一位深得军统器重的“才子”，没人知道他的每份稿纸都会被周密折叠后另行誊抄，两份文字朝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方向奔去：一份送往胡部司令部，一份通过隐蔽交通线北上延安。

1949年11月5日傍晚，勤政殿灯光明亮，周恩来笑着对来迟的熊向晖说：“回家的人总不用算迟到。”一句玩笑，把坐在一旁的张治中、刘斐听得瞪大了眼。原来早在十三年前，“熊先生”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揭晓，身份转换，他的工作也从情报转入外交。

1959年，外交部迎来忙碌的“五千外宾年”。熊向晖负责对接多国政要，每天在会议、宴会、翻译稿之间来回奔波。一次宴会散后，他随手把台布边上一段误写的英文勾掉，“改漏了一个介词，主席看见了，会说我们不严谨。”同事笑他小题大做，他只是摇头：细节关乎国家形象。

1960年5月5日，北京迎来七百余位国际友人参加劳动节庆典。外宾分批到人民大会堂与毛主席合影。毛主席坚持亲自站在门口迎来送往。这种看似“浪费时间”的举动，在外宾心里却留下极深印象：国家一把手愿意为他们多停留几秒，这是礼遇，更是平等。

活动结束后，需要一篇通讯稿向世界媒体及时发出。刘宁一找来正在食堂吃面的熊向晖，“主席点名要你写，三十分钟交稿。”碗里面条还冒着热气，他却顾不得多吃一口，擦了嘴就跑到主席办公室。毛主席示意他坐下，递过一只烟，“别急，先理思路。”二十分钟后，一份四段式简明稿件成形，仅改动数处即可付印。

第二天，又一批拉丁美洲朋友到访。熊向晖提前构思了导语，自信地认为此次能更快完成。稿件交审时，他特别保留了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句话，觉得照录原话合情合理。毛主席却把这一句中的“毛主席领导下”勾去，改成“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就”。

熊向晖有些困惑，忍不住问：“外宾原话就是这样，用上不更真实吗？”毛主席放下笔，目光严肃，“没有我，中国就不能前进，这是哪个结论？过去打仗靠的是群众，现在建设靠的仍是群众。别把个人抬得太高。”话音不高，却句句清晰。

熊向晖沉默良久，收稿离开。回到办公室，他复阅那行字，忽然意识到：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被反复赞颂，而在于随时提醒世人——人民才是历史主人。主席删掉的，不只是七个字，而是个人崇拜可能带来的风险。

几年后，熊向晖在给年轻外交官做业务培训时提到这段往事：“文件里能少写一个人名，就少写一个人名；多写一句人民，多一分安全。”台下有人记录，有人点头，却也有人小声嘀咕，“用不着这么谨慎吧？”熊向晖听见了，笑而不语。

1976年初春，他在日记里回忆当年被“改稿”的情景：“主席的红笔画在纸上，不像批示，更像界线。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人民身后，哪怕只是一篇几百字的通讯。”这段未公开的笔记，诠释了他对那次“挨批”的真实看法。

如今，这页日记已被档案馆收藏。档案盒标签写着：“1960年5月，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宾报道底稿及修改样张。”盒内那张薄薄的稿纸，左上角能看见毛主席用黑铅笔写下的最后一句修订：“人民是创造者，写清楚。”熊向晖后来对同事说：“任何个人都会老去，只有这八个字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