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因为害怕袁世凯，竟将情人送袁世凯，原本的老婆成了小妈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但比他的称帝更荒唐的，是他家里那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夺爱风波”。一个本该成为儿媳的女子，竟阴差阳错成了自己的“六姨太”。一张照片，一句谎言，竟让袁克文把心上人“亲手”送进了父亲的怀抱。

1890年7月16日，袁克文出生于朝鲜汉城，他的父亲袁世凯彼时正借“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之机声名鹊起，风头一时无两，而朝鲜国王为表感激，遂将婢女金月仙赐给袁世凯为妾，金氏聪慧娴雅，入袁府后深得宠爱，不久诞下袁克文，袁克文一出生便享尽宠爱与纵容，天不怕地不怕。

他从小展现出惊人的才思与记忆力，不但七岁通读经史，十岁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五岁时已能挥毫成诗、信笔成赋，其师方地山虽为江南才士，却性情疏狂、行为散漫，常带年幼的袁克文出入烟花之地，与艺伎为伍、与商贾交游，使他早早熟悉了风月场中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

这种混合了才子气与浪荡心的成长环境，不但塑造了他后来的风流形象，也埋下了他一生与青楼女子剪不断、理还乱情缘的种子，而他自此也在名士与浪子的角色中来回切换，既自矜风骨、又沉溺声色，终其一生都未曾摆脱那份天赋与欲望交织的诅咒。

袁克文沉迷听戏，更痴迷登台唱戏，他的扮相雍容俊朗，唱腔苍凉浑厚，极富感染力，每当剧院贴出他登台的告示，票房瞬间售罄袁克文拿手的，是《惨睹》，饰演亡国之君建文帝，一登场便衣袍猎猎、神色悲怆，唱至激烈处如裂帛断弦，一曲终了，台下所有人仍沉浸在他营造的悲凉氛围中久久不能自拔。

他的戏动人，他的文更不俗；笔下诗词或俊逸灵动，或沉郁顿挫，既承传统之精髓，又带几分新派之锐气，使他在报界与文坛同样小有名气，常有文章见诸报端，读者追捧不已。袁克文天生风流，才貌双全、谈吐不凡，走到哪里都是焦点，自然也惹得情债一身，从少年起便桃花不断，风月不断。

那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带着十六七岁的袁克文进京拜寿，慈禧太后一见这少年丰神俊朗、举止有度，当场起意要将自家侄女许配给他，袁世凯忙称早有婚约，慈禧只得作罢，袁世凯回府后便立刻物色亲事，干脆将儿子许给了天津盐商刘尚文之女刘姌。

刘家虽非勋贵，却财势雄厚、门风端正，刘姌字梅真，琴棋书画皆通，端庄娴静、才貌双全，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儿媳，和袁克文站在一起，宛若书中才子佳人。

婚礼办得风风光光，袁克文那年才17岁，婚后夫妻恩爱短暂维持了几个月，很快便被他无法遏制的风流本性冲得七零八落；从小便跟着老师出入风月场所的他，早已习惯花街柳巷，婚姻对他来说只是摆设。

他很少回家，栖身戏班流连青楼，甚至连三教九流混杂的“老妈堂”也照样出入，每当醉酒而归，面对梅真的质问，他只是轻轻一笑，甩袖而去，把一地鸡毛留给她收拾，把沉默当成了武器，也当成了最后的回应。感情就在这种冷漠中逐渐死去，一个眼中只有风月的浪子，一个心中满是孤独的妻子，明明成婚不久，却已形同路人。

他一生情史繁复，他在天津、上海等地陆续纳了五房姨太，分别是薜丽清、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与亚仙，皆是容貌出众、身段窈窕、或擅曲艺、或通诗画的风月名伎，出入高楼绮馆、登台宴席争妍斗艳，令袁克文流连忘返，沉醉其中而不知归路。

真正触及内心深处令他至死难忘的，还是那年赴南京，在秦淮河畔的花船之上偶遇的少女叶蓁，她年仅十四，眉眼间仍带着世家闺秀教养气息的女子，虽身陷风尘，却清丽如水，立于灯影之间仿佛一朵残雪覆地的白梅，令他一眼沉沦。

袁克文见她楚楚可怜，生出无限怜惜之心，在几日缱绻相处之后，便在她耳边郑重许诺：“待我复命归京，便派八抬大轿来娶你过门。”叶蓁信了，将自己珍藏的一张照片赠予袁克文为定情信物，作为对这一句承诺的无言回响。

归京后的袁克文在赴父亲书房复命时也将那张照片随身携带，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照片竟在他行礼时自衣兜滑落，被袁世凯一眼瞥见，袁世凯凝视着照片中清丽端庄的少女面容喜色难掩，随即抚须问道：“这是谁家的闺女？怎的如此出挑？”

袁克文脑中飞转，明知一旦吐露实情后果难料，便慌乱中顺势撒谎道：“是儿在南京为父亲物色的合适人选，特带照片回来请示。”袁世凯连连点头称好，旋即派人备下丰厚礼仪，火速遣人南下将叶蓁接进袁府，连婚期也一并定下，毫不拖延。

而此时身在南京的叶蓁，接到袁府来人时心中既惊且喜，只道情郎果真信守承诺，在万分欣喜之中穿上红嫁衣、登上花轿，心怀憧憬地奔赴那座权贵深宅，以为终得良人相守、共结连理。怎料洞房花烛夜，她看见的是袁世凯那双老迈浑浊燃着欲望的眼。

她将所有痛苦咽入喉中，沉默地接受“袁府六姨太”这个身份，日后两人虽名分已裂，心却难断，袁克文与叶蓁仍有暗中往来，情丝缠绵未绝，成就了袁世凯头顶上那片“常青不老”的草原绿意。

1915年，袁世凯孤注一掷称帝，自毁政治生涯，面对这片混乱，袁克文默默选择离开京城，远离政局风暴，用一次背井离乡的方式，表达自己与父辈之志彻底切割的决心。

这场“出走”，袁克文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投向了他真正钟情的梨园戏台，从此开始了他“票戏成癖”的人生新章。而此等“下九流”之事，自然令其兄袁克定大为不满，身为家族长子的他认为此举有辱家风，甚至特地托地方官员前来规劝。

他还花重金加入“青帮”，为入门送出十根金条，加之袁家名望加持，很快便在帮中稳坐高位，门徒遍布津沪一带，随从众多，连后来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都曾自称是他帮内辈分上的“后生”。

任他如何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终究也敌不过纸醉金迷的吞噬，袁世凯去世未满十年，袁克文手中的巨额财产便已被挥霍一空，昔日锦衣玉食、黄金满屋，如今只剩空空如也、一纸旧梦。1927年，他在报纸上刊登一则题诗售字的广告，自嘲式地写道：“每尺二元，折半一元；折扇六元，亲友优惠再减半。行草、楷书、小篆、隶书皆可定制。”这则广告标志着一位曾经风云人物的彻底跌落。

当年袁世凯分家产之时，诸子每人分得现银、股票、房产，总计不下十万之数，足可安度一生，可在袁克文手中，这笔庞大的遗产却如水银泻地般迅速蒸发，他最拮据时竟到了连饭都吃不起、靠变卖字画换米的地步。

1922年，南方潮汕水灾成灾，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他不顾经济拮据，毅然变卖珍藏字画，亲笔题跋后捐出所有所得，全数救助灾民，这一举动虽未登报显耀，但却足见他在潦倒之中仍保有的一丝士人的尊严与悲悯。

1931年，袁克文客死天津，终年42岁，一代风流才子、江湖公子就此落幕；清点遗物时，袁家上下竟只找到20元现银，连置办丧事的费用都捉襟见肘，最后靠亲友捐助、旧部奔走，才勉强为他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

1931年3月，一支缓缓移动的送葬队伍却早已占满了大街小巷，据当时报章记载，此次出殡队伍人数竟多达四千余人，从绅士名流到市井小贩，从文人学者到梨园弟子，甚至还有脂粉未退的青楼旧识、满眼泪痕的风尘女子，他们怀着敬仰惋惜或感慨万千的复杂心情，为袁克文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