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袁世凯：出尔反尔你最行

1915年8月20日的上海，没有预料到会因为一篇文章，掀起这样闹腾的场面！《大中华》月刊那一天登出一篇新文，署名处只有四个字：梁启超。未等编辑反应过来，稿件竟然就成了各报的抢手货。发行量蹭蹭往上涨，刚出印刷厂就全被哄抢一空，不懂这抢什么呢？可不是名人效应使然？说起来，这年头没有新闻审查，大家都能发声，谁都能说两句，可只有这篇文，偏偏火的一塌糊涂。

梁启超，这名字谁不耳熟？广州新会出来的人。十岁的孩子还在书桌上调皮捣蛋，他就成了秀才，十二岁又中秀才，十七举人。这要不是天资使然，谁干得出？康有为的门下，维新名号，那些章节都讲不完。可是后面一场大祸，戊戌变法失败，落得个东渡扶桑，浪迹他乡。

在日本没闲着，遇上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这些大佬。笔战展开，谁怕谁？一人对一群，愣是打了个旗鼓相当。字里行间火药味十足，看的人心里痒痒。可仔细一瞧，梁启超其实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权谋深沉，他也会犹豫、退缩，甚至反复摇摆。到底什么是正道，他自己恐怕也不明确。有人说他观念动摇，今天君主立宪、明日激进共和，哪有一点定性？

民国刚开局，梁启超选择和袁世凯合作，好似试水，组建进步党，妄想推宪政与国民党叫板。熊希龄那会儿当上总理，司法总长的位置梁启超也坐过。春风得意吗？埋下的隐患，此时还看不出，毕竟党派混战，想保一个中立清流的位置太难。等国会被解散，袁世凯又变脸成了帝制派，梁大才子一拍脑门，赶忙与其分道扬镳，这才去了上海。是不是悔过？不知。

帝制呼声再起时，上海的文人墨客早就按捺不住。有的人高声叫好，有的人冷眼旁观，还有的人端茶看戏。可梁启超却选择了一种不落俗套的做法——投笔为枪。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几天间被各大报刊抢着转。这是时代给他的舞台？其实，未必。可能也就是一时气血上头。

文里，梁启超毫不留情地戳穿君主制度的虚伪。他拿个泥偶作比，一旦失了民心，“再放回殿堂也没灵了”。要说那些帝制派还指望重振天威，他一句话便打回原形。谁听了心里还有底气？多半是打起精神硬撑。

他又开始拿袁世凯逗闷子。辛亥以后，制度换个没完，约法一会儿改，一会儿弄个新花样，民国仿佛成了政策的试验场。“一朝一变，国民晕头转向。”梁启超说，一会儿总统，一会儿皇帝，你说这戏到底唱得像不像滑稽？高政令之后连个章法也没有，权威难以立足，民间嚷嚷不休，也不稀奇。

杨度出现在历史舞台，开始的时候他被梁启超批得一无是处，说他是袁世凯的御用文人。但细想，这批评也不过是梁氏“个人情绪的发泄”，至于杨度本人究竟是不是孬种？似乎也不全是。一肚子才情任尔评说，时代不允许就永远无处可施展。想起杨度晚年，变得安静，声望一落千丈。或许，这是大家共同的无奈吧。

梁启超的风格向来带着点嘲讽，他的讽刺总是能扎到人心里去。可是他笔下写得激烈，私底下的梁却常常低调，说话没这么冲，有人见他吃饭喝茶，话题杂乱不经，生活气息十足。报刊上那个杀气腾腾的文豪，现实中却未必那么决绝。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梁启超？也没人能说得明白，或许两者都有。

每次历史拐弯，梁启超几乎都赶上。变法、流亡、笔战、做官、脱身，环环相扣。他并不是完人，他反复考量、犹豫不决，行为总是反复。例如他批袁世凯倒行逆施，自己却一度走进权力中心。政治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一以贯之。“一根筋硬杠吗？”其实未必。你能说这样不好吗？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撑得住那么多选择的重量。

有观点说梁启超的文风太过冷峻，批评里没留情面，读者喜欢的未必是真的震撼，只是有种“看热闹”的心态。可事实是，有些东西摆明了说出来，才显得真实。再说，近代中国哪有几人敢像他那么不要命，笔下见血，把话掷到皇帝跟前？

不过别太简单地看待一场文人笔战。老百姓坐在茶馆里看报，可能觉得只是梁启超又出风头，但知识分子之间明里暗里的较量，关乎的是制度存废、生死荣辱。帝制一旦复辟，真的会有人信服？到底是谁还把皇帝当回事？现实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

这几年研究学者发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流传的数据有虚高成分。有人追查各地报馆的销路，发现部分是转抄带来二次热度，未必“抢购一空”。可话说回来，舆论潮水起落，总得有人站在前头喊话，梁启超也是趁势而为。若论影响力，这篇文章也许没有想象的大，但对那个冬天、那座城市，却真切地烙下了一个注脚。

中国历史上的“天才型笔杆子”不少，梁启超所代表的，是旧与新之间的横跨，是试错和折返的典范。他会动摇，也敢下场。他的拿捏，有时又很准，可能因为他更在意潮流，而不是个人。只要潮流变了，他随时会改弦易辙，这是真聪明还是假投机？有些人冷嘲热讽，却也学不来。

梁启超文笔锋利，有人评说他在那场帝制风波中以一敌百，成了反袁的代言人。但回想他过往的合作史，难道不是每逢局势巨变，他都在尝试自保、甚至自利？这样的复杂性，或许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动荡时无法回避的真相。责怪他们摇摆，倒不如说是历史本就让人捉摸不定。

1915的庚秋，帝制派终成闹剧。袁世凯风风火火地上阵，最后也不得不黯然谢幕。梁启超此文之后数月，闻听袁薨，写下一段并不激昂的追思——他对袁既认同也反感，难道不矛盾？怕是自己心里也打过无数个问号。他的再三变化，不全是“墙头草”。也许，只是顺势而为的人不能不如此。

这些历史片段，给人印象深刻。上海弄堂里的喧嚣、报馆门前排队的人影、梁启超的长衫和手杖、编辑边催边骂却还是追着稿子的狼狈，各种细节交错，真真假假，像是织了一张形状古怪的历史网。报纸上印的，不止是一个人的文字，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情绪和迷惘。

谁说历史一定成线？有时候像个乱麻团。梁启超的身影忽远忽近，前脚刚下定决心，后脚又转了方向。这种变化，也许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最懂。那一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让上海夜里亮了不少宣传灯箱。天一亮又归于平静，街头小贩继续叫卖，报摊上的新文又开始流转。

一个文人的命运，被大时代推着走，也就这样了。至于那篇文章的实际意义，见仁见智。几家获利，几家倒霉，最后成败与否，只能任由后人口舌。要说谁真赢了？没人能随口回答。

这些碎片，加起来才像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要是问梁启超后不后悔写下这些，他未必会给个答案。世界就是这样，有人一文定乾坤，有人却只剩下来无数反复和未完的可能。

窗外的夜又冷又长，街角电灯一闪一闪，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就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也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