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骄子一生风流，死时遗产仅剩20块，却有上千风尘女自愿送殡

1931年，天津街头上千名窑姐儿，清一色头绑白绳，胸前配着同一个小像勋章，哭声哀转悠长，延绵数公里地。

姑娘们一波接着一波上门吊唁，还有不少哭着求着要给逝者守夜。

操办丧礼的人，盯着逝者遗像，赞叹道：“您果真做到了···”

这位堪称“民国柳永”的公子哥儿，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人怀念。

他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一位生于朝鲜半岛的混血儿。

他的父亲就是当时，被清王朝派到朝鲜驻守的袁世凱。

袁世凱在当地娶了贵族女子金氏为妾。金氏很快有了身孕，分娩前袁世凱和金氏不约而同梦到巨兽奔来，形同豹子。

因此袁克文出生后，袁世凱给他起字为“豹岑”，寓意这个儿子命格不凡。随着对袁克文愈加钟爱，袁世凱干脆把他过继给最信任的大姨太沈氏。

沈氏没有生养，更是把袁克文当成宝贝，宠溺得不得了。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袁克文，虽然顽劣，却异常聪颖。

他6岁开蒙读书，7岁就能读懂经史，10岁动笔写文章，15岁便能赋诗填词，俨然一副名门贵公子的派头。

俗话说：才子多情。袁克文也不例外，在狐朋狗友的拖拽下，他早就对花街柳巷的莺莺燕燕熟悉不已。

但他心里，却有一位始终可望不可及的白月光。

她就是北洋女子公学的负责人吕碧城。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袁府。

那日袁克文心血来潮，要找父亲借钱给一位当红窑姐赎身，碰巧遇到吕碧城来向袁世凯借办学资金。

吕碧城一身洁白长裙，白色遮阳帽斜斜盖住半个脸，如一缕轻盈的风，徐徐走来。

那一刻，袁克文被深深迷住，连忙向父亲改口：“我是来借书的···”

其实，吕碧城比袁克文整整大了7岁，但在袁克文眼里，她风情曼妙，才华横溢，有着十七八岁女孩永远复制不走的女性魅力。

从那天起，“吕碧城”三个字就深深刻在他的心中。

渐渐地，整个天津城的人都知道袁克文崇拜吕碧城，袁克文对此也毫不掩饰。

后来，女子公学停办，袁克文知道后一改叛逆作风，变着法子讨好父亲，就想让吕碧城进总统府当秘书。

吕碧城何尝不知道袁克文的心意，她对袁克文也不是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倘若袁克文能为她砍断天涯芳草，心甘情愿独守一人，她大概是会被打动的。

遗憾的是，时代的洪流，让他们还来不及考验情爱，就分道扬镳。

吕碧城进入总统府后，才发现原本以为的汪洋大海不过是一潭臭水，尽是些道貌岸然的人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对政界失望至极。

更让她气愤的是，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意图登基称帝。

袁克文与吕碧城同样反感，奈何他是袁家二公子。一边，袁世凯对他寄予“太子”厚望，一边，大哥袁克定视他为“眼中钉”。

袁克文公然写诗奉劝父亲：“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袁克定大做文章，惹得袁世凯大怒，将其软禁。

袁世凯这一闹，彻底砍断了儿子的情缘。

吕碧城辞职到南方隐居，不愿再与袁家扯上关系；袁克文则被软禁，直到袁世凯去世，袁克定掌握了家中大权，才把他放出来。

两人余生，再无相见。

袁克文重获自由后，不屑与袁克定为伍，拿着分到的遗产，带着自家家眷去了天津，从此彻底过上放荡不羁的生活。

不过，袁克文尽管行事浪荡，为人却公平公正，从不轻侮地位低于自己的人。

他好戏曲，便与优伶论交，对师承上低于自己的，往往平辈论交；高于自己的则执弟子礼。

人们常常在茶馆饭肆，看见他与“戏子”们厮混一起，毫不拘礼节。

他好流连青楼，与青楼女子相交，亦是彬彬有礼。

如若两情相悦，则如胶似漆，诗酒对唱。如若缘分已了，则好去好散，绝不死缠烂打。

当时，青楼宾客对袁克文最深的印象是，他喜好请美女抬纸，伺候他写字吟诗。

微醺过后，纸张悬空，香墨淋漓，在场者纷纷开怀大笑。无人在意他的来时路，只为他此刻的肆意潇洒鼓掌。

袁克文的余生，一直延续着这样一种豁达。他兴趣广泛，没有身份的牵绊，交游更广，三教九流无不往来。

可笑的是，他的哥哥袁克定和父亲的老部下（北洋系诸将领），反倒觉得脸上挂不住，曾上门来阻止。

袁克文干脆亲自登台，演了一出昆曲《状元钻狗洞》，以此自嘲和暗讽为政者的虚伪。

若说袁克文的后半生，有什么惋惜，那就是再也没找到可以令他停驻的人。

他为无数青楼女子写诗填词，却多为应酬之作，偏向才情，再难写出真心。

唯一一个相处最久的女子，唐志君。她气质极佳，才华卓绝，几乎可与当年的吕碧城匹敌，是袁克文后来最相得的红粉知己。

他们郎才女貌，文章手笔也十分相似，时人总是难以分辨出两人的作品，一度视他们是天作之合。

谁料数年之后，袁克文终究还是厌倦了唐志君，就像对待过去的旧人那般，挥手告别。

唐志君却一直顾及旧情，后来听闻袁克文去世时，她悲痛不已，踉踉跄跄跑到报馆核实消息，并决定要为袁克文写传记。

民国十年后，才刚步入中年的袁克文，不知为何身体状况不复从前，时常要卧床休养。当初分得的家产，也被挥霍得所剩无几。

朋友们知道他有名士气，既不肯张口借贷，也不接受馈赠，便在报刊上联名写了一个广告，说：“袁克文擅写汉魏古书体，有需要者可登门求字。”

广告一出，求书者纷纷找上门来，袁克文不时能挣一笔可观的收入，缓解生活的燃眉之急。

1922年，广东潮汕一带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雨灾害。

当灾情传到天津时，袁克文十分痛心，他想为灾民做点什么。

于是，他取出砚台、宣纸，一页页书写墨宝，穿插描述灾难的无情，行文催人泪下。

随后，他把墨宝拿到戏园拍卖，不一会儿就被抢空，直到身上只剩下一把朱毂白羽扇，他笑道：“这本是我父亲当年赐的，我若肯出卖，各位大爷，是否出手更阔绰？”

话音未落，就有人争相竞价。最后，袁克文一共筹到了数万钱，悉数捐给了灾区。

1931年，42岁的袁克文病入膏肓，终日缠绵病榻。

临终之际，他给友人留下绝笔：

生死之事，自有天意。我已无憾于世。如今只盼来生不作华胥世族，求个闲散去处，不劳你们费心了。

随后，他含笑躺在破烂的竹床上，翩然离去。

家徒四壁的他，只在笔筒留下了20块钱，他的丧礼却成了天津城最大的“盛事”。

出殡当天，灵堂里的挽联挽诗，层层叠叠，多到无法悬挂。

吊祭的人有亲朋故旧、社会名流，也有优伶僧尼、道士喇嘛、帮会头目。

最惹人注目的，还是那些系着白头绳、面容姣好、来路不明的女性，成群结队，来来往往，不下数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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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生在枭雄之家，却鄙弃政事与官场，一生只向往做一名士，沉醉在艺术与情爱中。

这样的人生一定是痛苦的，割裂的。让人敬佩的是，袁克文咽下了苦涩，把温暖留给人间。

他终究是一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