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胡同的翰墨往事

▌李仲民

如今，在西长安街南侧，有东安福胡同和西安福胡同。明清时期，这是一条胡同：安福胡同。

旧时，这里与皇城和中央衙署仅仅一街之隔，深受在京官员的青睐。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有众多文人雅士在此居住。在他们的诗文唱和中，安福胡同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明代才子汤显祖，在这里短暂居住，为这条胡同增添了浓浓的墨香。

晚至民国，这里依然书香浓郁，收藏家、艺术家在此寓居。胡同里还有北平印社。时光荏苒，这里依然诉说着翰墨往事。

东安福胡同北京日报图片库供图

明代绿雨楼“独对南薰”

在安福胡同出现在史籍之前，这里很大可能是以安福里或安福巷的名字存在。

1505年春，28岁的江南才子陆深考取进士，殿试首席读卷官正是内阁首辅刘健。据《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当年的二甲头名崔铣、二名严嵩，陆深排名第八（《明史》言其二甲头名，当误）。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二十余名同榜进士，循例赴安福里刘宅拜谒座师。

正德三年（1508）夏，已是翰林院编修的陆深也将寓所迁至安福里。《江东藏书目录序》中自述：

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疴新起，命童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楼。数年之积，与一时长老朋旧所遗，历历在目，顾而乐焉。

只是世事难料，早在一年半前，因不满权宦刘瑾乱政，刘健、谢迁等一干竑股之臣已愤然辞官返乡了。

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陆深以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身份致仕，三年后卒于浦东家中，谥文裕。

陆深为官之余，笔耕不辍，史称“为文章有名，工书。”他还是位藏书大家，《中国藏书通史》为之辟有专章。陆氏藏书楼名“绿雨楼”，他为之写下诗文多篇。

《绿雨楼记》，文辞优美，为了解明时文人读书情趣难得之史料，殊可一读：

陆子卜居长安，爰得高楼，硕柱劲梁，下为三室，悉牗其南，高明静虚，是故夏凉而冬温也。登兹楼以望焉，面临广园，南风徐来，城堞蜿蜿，自东直趋，而正阳、宣武二门卓立相向，若两山。

《绿雨楼铭》则言：

客有出安福巷者，见岑楼突起，有槐覆于北檐。问曰：“此谁氏之居也？”应者曰：“松江陆子客。”……铭曰：嘉树嶷嶷，安福之里，有楼言言，与厥树峙，谁其有之，云间陆氏。……斯楼层城为屏，西有玉泉（山名），东有观星（台名），仰瞻帝阍，庶司在下，屋瓦鳞次，广陌膴膴，葺其上区，以藏以修，潜室素轩，皆在斯楼，名绿雨者，厥掇其竒……

陆氏诗文中提到绿雨楼“独对南薰”，“南薰”当指紫禁城西南隅之南薰殿；“仰瞻帝阍，庶司在下”，分指皇城和千步廊两侧中央衙署；又有“登兹楼以望……而正阳、宣武二门卓立相向”。那么，充满神秘感的悠悠古巷究竟位于何处？今犹存否？

找寻答案过程中，我又收获新发现。通过“茶陵诗派”中坚、嘉靖六年（1527）以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身份致仕的一代名臣——石珤所作《移居长安门西安福巷》，可证其曾寓居此巷。诗云：

谁言广陌好，陋巷亦清幽。夜月春长满，晴云昼不收。宫中闻报漏，门外度鸣驺。时复乘间兴，凭轩望五楼。

题目点明“安福巷”位于“长安门西”。诗中且言：“人在宅中，耳可闻宫中报漏；凭轩眺望，目可望午门阙楼。”据此推断，其寓所位于西长安街南侧，靠近“五府”、太常寺（今国家大剧院）一带，与后来安福胡同的位置比较接近。

汤显祖写诗忆旧邸

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没有记载安福巷，取而代之的安福胡同，它介于西长安街与绒线胡同之间，东起石碑胡同，西至宣武门内大街。

安福胡同正是我所寻觅的目标。

元代以前，这里地处城北郊野。营建元大都时辟为南城垣护城河的一段。徐苹芳先生《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谈及：

元大都南城垣西段的护城河遗痕，自东向西为文昌阁、安福胡同、手帕胡同……安福胡同西口正当元大都顺承门瓮城前，斜向西南与宣武门内大街相交。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期间，于永乐十七年（1419）将元大都南城垣向南拓至今前三门一线。原有护城河随之填埋，新老南城垣之间逐渐衍生出一批全新街巷，安福胡同即是其一。

明代安福胡同出现后，因与皇城和中央衙署均仅一街之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深受一众在京官员青睐。除前文提到的三位名臣之外，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春，观政北京礼部的新科进士、抚州才俊汤显祖，亦安家于此，并迎娶了年轻美貌的如夫人——傅氏。比邻而居的是同榜进士、浙江桐乡人钱梦得和沈蒸。这两人后来为官清廉，颇具政声。

过了一段时间，汤氏夫妇移居别处，赋诗《京邸移居，留别比舍钱国贤沈胤盛二兄》，内云：

乔林春鸟接宫墙，道是钱郎并沈郎。庭翠便成交让木，窗虚暗度辟寒香。颜公醉谑宁妨静，顾恺听歌不厌长。别去那堪重唾井，曾从东壁得余光。

某日，汤显祖途经这里，回想不久前夫妻二人新婚燕尔，作《过安福旧邸口号》，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宦学新移近礼闱，行经旧邸思依依。飞帘巷口人曾拂，舞辔街心马似归。粉障自寻题处迹，薰炉重对护时衣。归家少妇迎门问，妆阁帘闲燕可飞。

1584年仲夏，汤显祖授南京太常寺博士，携妇南下赴任。十五年后，汤显祖再次回京城，有感而发下作《都下柬同年三君》，序云：“同年南君、鲁君、刘君，偕予试政礼闱，十五年所矣。俱以县令来朝，困顿流移，可笑可叹！立春岁除，眷焉成咏。”诗中有这样几句：“曲江花老曲台前，试政传看美少年。流涕复来歌笑地，白头相唤起朝天。”经年颠簸困顿，当年的“美少年”变成“白头翁”。故都再来，已不复“乔林春鸟接宫墙”之景象，也没有了“粉障自寻题处迹”的那份闲情。

安福之地在明末甲申之乱中一片狼藉，元气大伤。清初实行“满汉分居”政策进一步使这里积淀二百年的文人气象遗失殆尽。康熙年间学者高层云有“绿雨楼，陆文裕深旧邸，在正阳、宣武二门之间，今失其处”之叹。

北平印社留有墨香

清代乾隆年间，为安置平叛大小和卓有功的维吾尔贵族，安福胡同一带建起回回营。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奉旨授白和卓为回子佐领，以投诚回众编为一佐领，于西长安街路南设回回营一所居之，共房百四十有七楹。”又于宝月楼（今新华门）对面，大兴土木敕建礼拜寺。

随着历史的变迁，承载着乾隆帝与香妃爱情传说的巍然巨构，仅能通过些许斑驳的老照片窥知一二。时至晚清，西风东渐，风云激荡，满族统治日渐衰落，禁网初开使大批汉族官员重新移居京师内城，沉寂已久的安福胡同再次热闹起来。

以往，人们提起这里，谈论最多的是民国初年附庸于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徐树铮、王揖唐等为首的安福系政客。1918年，正是因为他们主要活动场所在安福胡同，且以“安福俱乐部”名义开展活动，得名“安福系”。

倘若细细梳理，不难发现：尚有众多社会名流、各界精英寓居于此。譬如，据马勇《梁漱溟传》：“梁漱溟，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即公元1893年10月18日重阳节，就出生于北京西城安福胡同一个官宦人家的庭院中。”

据恽毓鼎《澄斋日记》1914年5月28日记载：“五月初四日阴，狂风怒号，有发屋拔木之势。傍晚至安福胡同访王聘卿畅话。”

王聘卿即号称“北洋三杰”之首、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王士珍。原来，这位昔日政坛风云人物亦和安福胡同有过交集。

张次溪编纂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收录有“鸣晦庐主人”王孝慈所撰《闻歌述忆》，记述了王孝慈于清末至民国初年在京、津、沪多地观摩京剧的感受，涉及众多名家，尤以伶界大王谭鑫培（别名英秀）演出经历记述最为翔实，其中言及：“予至京侍寓安福胡同，遂供职京师。暇更研籀文史，幞被入值，构灯集南田题画诗，为蒋刻《瓯香馆集》所未收者成卷。有余闲，遂将所收英秀戏单，装池成册。”

民国初年，王孝慈任大总统府秘书、国务院佥事等职。他以收藏版画、戏剧、通俗小说类古籍著称。安福胡同距琉璃厂不过二三里，来往十分便捷。或许冥冥之中，明代陆深、汤显祖等先贤余音也会默默相助吧。《鸣晦庐藏曲略目》里就收录有包括汤显祖作品在内的元明清戏剧多部，且版本极其珍贵。

郑振铎回忆：“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

王孝慈因病早逝。为此鲁迅先生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

其父王芝祥也值得一提。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北京通州人。前清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起，赞成共和，被举为广西副都督，既而率军援助武昌起义。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其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推为理事。历任京兆尹、侨务局总裁等职。晚年致力慈善事业。

1932年51期《湖社月刊》登载一则画界琐闻，云：“篆刻家吴迪生，近在安福胡同组织北平印社，精制各种仿古金银铜印，凡龙凤走兽之纽，凡数十种。闻其工匠，皆囊日印铸局之旧人也。”由此可见，安福胡同还曾是北平印社的所在。其发起人吴迪生是齐白石入室弟子，笔者曾见他刻的刘春霖书诗文扇骨，刀锋入骨，功力深厚。

吴迪生还与徐悲鸿等名家多有交往。1935年，徐氏曾以其夫妇属相为题创作一幅《虎与兔》赠之。

多年前，某拍卖会上，有人拍过一件白石老人致吴氏信札。信封上就有“西单安福”“甲七十九号”以及“吴迪生先生启”等字样。

这里出现了“甲79号”的字眼。北京街巷胡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门牌号时间并不久远，中华民国三年（1914）一月编印的《教育部职员录》是目前同类史料中最早的实例。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如今安福胡同格局已产生极大改变。

安福胡同早已分成东西两段，西安福胡同西端退至牛录胡同一线，不及原有规模三分之一。胡同北侧经过改建的一片平房为街道机构办公使用；南侧，东段是在民国时期中央电影院基础上于1960年建成的北京音乐厅，西段有近十所四合院被保留下来。

东安福胡同稍好一些，南侧约二十所旧院落保存尚属完整；北侧则被全部拆除。基于现状，欲查找到前文中所涉众多名人故居，包括具有确切旧门牌号的吴氏旧居，恐怕也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