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十回 陆机领兵战败被杀，长沙王司马乂被烤死

长沙王司马乂起兵诛杀齐王司马冏，由此掌控朝政大权。起初，因成都王司马颖地盘广阔、军力强盛、声望卓著，朝廷每逢大事，都会派遣使者前往其驻地邺城征求意见，待其答复后再作决断。然而数月之后，长沙王司马乂自感地位稳固，便不再请示，凡事皆自行裁决。

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均认为，推翻齐王主要归功于他们率军压境，若非如此，长沙王司马乂也未必敢轻举妄动。因此，尽管长沙王执掌中枢，这两位藩王却心怀功高之念，渐生骄矜之意。

此前，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齐王，实为谋士李含所献之策，故对其极为信任。而李含旧日仇敌皇甫商，在齐王败亡后转而投效长沙王，被任命为参军。皇甫商之兄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受命都督雍、秦二州军事。由于河间王司马颙正统辖此区域，名义上亦为皇甫重之上司，双方关系因而暗藏张力。

公元303年（太安二年），李含向河间王司马颙献策：“皇甫商深受长沙王司马乂重用，而其兄皇甫重镇守于此，终究不会真心归附我们。不如奏请朝廷将皇甫重调入京师，待他途经长安时将其擒获。”然而此计泄露，皇甫重得知后立即起兵讨伐李含。

当时执掌朝政的长沙王司马乂认为，朝廷刚刚平定内乱，若再起战端恐局势失控，于是请晋惠帝下诏，将李含调任为河南尹，并命皇甫重退兵，试图息事宁人。李含本有意借调职之机潜入洛阳作为内应，欣然赴任，但皇甫重拒不罢兵。

河间王司马颙因此大怒，遂集结四个郡的兵力，进攻秦州治所冀城（今甘肃甘谷县东）。与此同时，他暗中派遣密使前往洛阳，指令李含联合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伺机刺杀长沙王司马乂。不料这一阴谋再度败露——皇甫商提前获悉消息，迅速密报长沙王司马乂。

长沙王司马乂果断行动，将李含、冯荪、卞粹三人逮捕并处死。此事发生于太安二年七月。

李含被杀后，河间王司马颙以“讨逆”为名正式起兵，征讨长沙王，并派人联络成都王司马颖，共谋举兵。此时成都王司马颖虽名义上坐镇邺城，对朝政仍有影响力，但已无法如从前般随心所欲，心中亦萌生取代其兄长沙王司马乂之意，遂响应联军，一场新的宗室内战就此爆发。

卢志向成都王司马颖进言：“大王此前立下大功却主动谦让，已赢得广泛赞誉。如今若能将军队驻扎于洛阳城外，卸下铠甲，身着朝服入城，必能赢得人心，成就霸业。”

参军邵绩也劝道：“兄弟如同手足，若掌权之前先自断一手，如何能成大事？”

然而成都王司马颖并未采纳这些建议。

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暗中联手，联名上书晋惠帝，指责长沙王司马乂论功行赏不公，勾结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把持朝政，残害忠良，请求诛杀羊玄之与皇甫商，并将长沙王司马乂遣返回封地。

长沙王司马乂看到奏章后，讥笑二人不自量力，随即以晋惠帝名义颁布诏书，斥责河间王等人发兵逼近京师，实属大逆不道，宣布皇帝将亲率六军征讨，并任命自己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随驾出征。

八月二十四日，长沙王派兵护送晋惠帝抵达洛阳城西十三里的十三里桥，以此彰显“亲征”之势。

河间王司马颙派遣骁将张方率领七万精锐，从函谷关出发东进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则率部暂驻朝歌，任命陆机为前将军兼前锋都督，统领王粹、牵秀、石超等将领及二十多万大军，南下直逼洛阳。

陆机（261–303），字士衡，出身于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曾为成都王司马颖担任前锋都督。他来自东吴显赫的将相世家——祖父陆逊为东吴丞相兼大都督，父亲陆抗亦是国之柱石。

陆抗去世后，其部众由陆机及其三位兄长和弟弟陆云分别统领。当时年仅十四岁的陆机却更倾心于读书治学，对军旅之事并无兴趣。

公元280年，东吴覆灭，陆机与弟陆云归隐故里，闭门苦读十载，潜心文墨。这段岁月使他们的才学日益精进，终以文采斐然闻名天下，成为“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昆冈出玉”。“昆冈”即传说中的昆仑山，素有产玉之美名，借此比喻陆氏家族人才济济、英才辈出。

太康十年（289年），陆机与陆云兄弟北上洛阳，拜见太常张华。二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仿佛旧友重逢。后人因此将此类知音相见的情景称为“一面如旧”或“一见如故”。张华久闻二人才名，见面后盛赞道：“平吴虽得土地，然最大收获，莫过于得你们兄弟二人。”此后，陆机、陆云与曾任齐王司马冏主簿的顾荣并称“东吴三俊”，享誉一时。

后来还有一位钱塘人名叫褚陶，年仅十三岁便写出了《鸥鸟赋》和《水硙赋》，文采斐然，声名远播。当时张华曾笑着对陆机说：“你们兄弟如龙腾云海，顾荣则似凤鸣晨曦，三人一出，世人皆道东南才俊尽出矣！谁知竟又冒出个褚生！”

陆机听后也笑道：“您还没见过那些不显山不露水、却深藏不露的人才呢！”

陆机曾在赵王司马伦篡位期间，被任命为相国参军、中书郎，还曾奉命参与撰写禅让诏书。因此在司马伦倒台后，他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险些被处以极刑。幸得成都王司马颖爱惜其才华，出言相救，才得以免死，改为流放。不久朝廷大赦天下，陆机的罪责也被解除，于是退居乡里，过上了闲适生活。

陆机养了一条聪慧的黑狗，通体乌亮，唯独两只耳朵呈金黄色，灵动灵活，能滴溜转动，取名为“黄耳”。这狗曾被借与他人，即使远在三千里外，也能独自寻路返回家中。

一次，陆机心中郁结，思念江南故土，便笑着对黄耳说：“我如今想念家乡了，你愿不愿意替我送封家书？顺便也回去探望一下你的老朋友？”黄耳闻言，欢快地摇起尾巴，汪汪叫了几声，仿佛欣然应允。

陆机将书信仔细封入防水的竹筒中，再用绳索牢牢系在爱犬黄耳的颈上，随后放它启程。黄耳沿着驿道一路南下，奔向江南。途中饥了，便钻入草莽猎捕野兔、山鸡果腹；遇到江河阻隔，它便摇着尾巴靠近渡口，讨好地望着船夫。船夫见它灵巧可爱，笑着将它接上船。

待船近岸，黄耳早已跃入水中，奋力游向陆地。千里往返，寻常信使快马加鞭也需五十日上下，而黄耳仅用半月便将回信带回洛阳。自此之后，陆机常托它传递家书，黄耳也因此声名远播。后人诗文中，“黄耳”遂成家书信使的代称。

后来，成都王司马颖仰慕陆机才名，聘其为参大将军军事，并授以平原内史之职。

陆机任职未久，发生了一件令人侧目的事：一日，成都王司马颖亲信卢志当众故作无知，笑问陆机：“陆逊、陆抗是您什么人？”按当时礼法，祖辈之名皆属避讳，直呼其名已是失礼，何况公开提及，实有羞辱之意。

陆机当即正色回应：“就如同你与卢毓、卢珽的关系一般！”

卢毓、卢珽正是卢志的祖父与父亲，皆为魏时重臣。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其弟陆云素来谨慎，当场吓得脸色发白，事后劝兄道：“或许卢志并不了解我家渊源，何必如此针锋相对？”

陆机冷然一笑：“我祖我父名震天下，岂容轻慢？他既挑衅于先，我又何惧令其难堪于众？你没见他当时哑口无言吗？”

由于陆机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皆为东吴名将，功勋卓著，而陆机本人又才华出众、声望极高，时人普遍认为他文武兼备，具备统军之才。因此，在决定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之际，成都王司马颖竟任命这位以笔墨见长的文士为前锋都督，实则相当于全军统帅，率大军直逼洛阳。

陆机临危受命，荣登帅位，一时风光无两。有人为之欣喜祝贺，但更多人却暗自担忧——毕竟近二十年来，他始终沉浸于典籍之间，或著书立说，或吟诗作文。他曾编撰《晋记》四卷、《洛阳记》一卷，以及《要览》和各类文集共五十卷，创作数量惊人。他的诗歌讲究辞藻雕饰，风格多沿袭古人，除少数抒写人生短暂、羁旅思亲之作略具真情外，大多缺乏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

相较而言，陆机的辞赋与散文成就更高，尤以《文赋》最为著名。这篇以赋体写成的文学理论作品，系统总结了前人及自身的创作经验，深入探讨了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并对诗、赋、碑、铭、颂、论等多种文体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尽管《文赋》存在过于追求形式美、偏重辞采的倾向，但它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位饱读诗书、执笔为文的才子，一旦披挂上阵，执掌兵权，真的能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吗？天下之人，莫不屏息观望，静待答案揭晓。

陆机被任命为统帅后，内心深感压力重重。他素以文采出众著称，诗赋才华在当时少有人能及，但领兵作战却并非其所长。尽管他曾研读过一些兵书，却从未真正上阵指挥过战事，缺乏实战经验。而他所要统领的将士多为北方人，其中不少人都曾立下军功，久经沙场，对这位出身文士、毫无军功的主帅自然心存不服。

尤其是将领王粹、牵秀等人，虽曾与陆机同属贾谧门下的“二十四友”，往日有同僚之谊，如今相见，却面露不满，态度冷淡，显露出明显的抵触情绪。

面对如此复杂的军中形势，陆机多次向成都王请求辞去统帅之职，坦言自己难当此任。然而成都王执意不允，坚持命其领军出征。

无奈之下，陆机只得率数十万大军启程。这支军队行军时气势恢宏，战鼓喧天，声势浩大，远近皆闻，人们纷纷感叹几十年来未曾见过如此雄壮的阵容。

然而，这表面的威风难掩内部的裂痕——王粹、牵秀等人始终与他离心离德，屡次违抗军令，陆机虽居主帅之位，却难以有效节制，束手无策，军权虚浮，危机暗藏。

自古以来华亭是有名的“鹤巢”，成群的白鹤经常在清泉密林上方飞翔唳鸣。陆机、陆云兄弟在鹤唳声中刻苦攻读十多年。但这刻儿陆机在军营里心烦意乱，当年的文人生活只留下甜蜜的回忆。

陆机统率二十余万（一说三十七万）大军，把洛阳城围了四层，真是水泄不通。传说这支大军在夜里擂起战鼓，将士们齐声呼喊，京城里的屋瓦都震裂了。围城后鱼肉蔬菜运不进去，城里 168的人只能吃些老韭根和咸菜，街头巷尾叫卖的死驴肉、死马肉里面，竟掺杂了死人肉。

303年十月初八，陆机大军逼近洛阳的建春门，长沙王司马乂带着晋惠帝亲自来决一死战。

长沙王司马乂的猛将王瑚带着数千骑兵，把长戟捆扎在马上，冲击陆机的前军。前军受不住激烈的冲杀，顿时溃乱，统率前军的将领马咸被杀。

王粹、牵秀听到前军失利，带了自己队伍就逃。陆机的其他队伍也立即向东溃逃，在离城二十里的七里涧，多半被淹死，涧水被尸体堵住都流不动了，陆机手下贾崇等十六个将领被杀，陆机总算逃了出来。

成都王司马颖身边有一位备受宠信的宦官名叫孟玖，在宫中权势显赫。他曾请求成都王任命自己的父亲为邯郸县令，却遭到陆机之弟陆云的坚决反对，最终未能如愿，因此对陆氏兄弟心生怨恨。

此时，孟玖的弟弟孟超正隶属于陆机统领的军队，担任一名统率数千士兵的小都督。行军途中，孟超与其部下肆意抢掠、横行不法。

陆机依法逮捕了几名带头作恶的士兵，岂料孟超竟率领数百骑兵突袭主帅营帐，强行劫走囚犯，临走时还当众辱骂陆机：“你这南蛮小子，也配做大都督？”陆机在众目睽睽之下遭此羞辱，部下纷纷劝他依军法将孟超就地正法，以肃军纪。

然而陆机深知孟玖势力盘根错节，终究不敢下手。

孟超逃脱后，反而四处散布谣言，声称“陆机图谋叛乱”，并写信给兄长孟玖，极尽诬陷之能事，诋毁陆机。

面对如此境遇，陆机内心郁结难平，苦闷至极。每当军中号角声响起，他便倍感烦躁。他不禁回忆起往昔在华亭的岁月，那是何等悠然自得。当年他的祖父陆逊因辅佐东吴立下大功，受封华亭侯，家族亦安居于此，那段宁静时光如今已成遥不可及的旧梦。

在一次作战中，孟超拒不听从指挥，擅自行动，结果被敌军围困，最终战死。其兄孟玖怀疑是陆机借机陷害致其弟身亡。

当陆机兵败的消息传回后，孟玖立即向成都王进言：“陆机早有异心，竟将数十万大军白白葬送！”此时，牵秀与王阐、郝昌、公师藩等将领仓皇撤回，这些人原本就与孟玖关系密切，于是纷纷附和，一口咬定兵败之责全在陆机。

成都王司马颖因此认定陆机叛变，立刻命牵秀前去将其处决。参军王彰劝谏道：“我们起兵讨伐长沙王时，兵力远胜对方，胜负之势显而易见。以陆机这样通达明智之人，怎会在此时背叛大王？只因他是南方士人，北方诸将心存排挤，才导致战局失利。”然而成都王怒气未消，对这番劝告充耳不闻。

陆机在朝廷为官长达九年，历经司马氏宗室内斗的动荡岁月。他曾多次身处险境，侥幸逃生。当时有不少人劝他返回江南故里以避祸乱，但陆机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才略出众，正欲在这乱世之中建功立业，匡扶社稷。他一心效忠成都王，忠心可鉴，却不料最终反被诬以叛逆之罪，惨遭斩首，结局令人唏嘘。临刑之际，年仅四十三岁的陆机仰天长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道尽了对往昔宁静生活的无限追思与悔恨。

其弟陆云，曾任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等职，一生著述颇丰，留存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兄长陆机蒙难后，陆云亦受牵连，被判同罪处死。兄弟二人皆才名卓著，却终未能幸免于政治倾轧，令人慨叹。

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江统、蔡克、枣嵩等人纷纷上言，恳请宽恕陆云性命。他们指出，指控陆机谋反并无实据，陆机虽因谋略不足、统军无方导致兵败损威，处以极刑尚可理解，但陆云并未参与其事，毫无罪责，不应连坐受诛。

成都王司马颖听后犹豫不决，接连三日未能定案。蔡克更亲至王府门前叩首泣血，声泪俱下，又有数十人随同跪地哀求，请求赦免陆云。然而奸臣孟玖执意赶尽杀绝，唯恐后患，竟强行将成都王拉入内室，阻断求情。司马颖随即下令诛杀陆机三族，陆云终被斩首，陆机之子陆蔚、陆夏亦同时遇害，一代士族就此覆灭。

为了罗织陆机谋反的罪名，孟玖一伙人开始大肆株连、逼供。他们将陆机生前好友、吴地人士孙拯抓捕入狱，施以酷刑。

孙拯遭受非人折磨，浑身伤痕累累，皮开肉绽，膝盖与脚踝处的骨头都已外露，却始终坚贞不屈，拒不诬陷他人。狱中官吏见状，不禁动容，劝他说：“陆氏兄弟蒙受冤屈，天下皆知。您本是忠义之士，何苦如此糟蹋自己的身体呢？”孙拯仰天长叹，慨然道：“我既无力挽救他们的性命，又怎能忍心颠倒黑白、陷害无辜呢？”

孟玖等人见从孙拯口中无法得到想要的口供，便干脆伪造了一份所谓的“供词”。成都王司马颖此前虽处死了陆机、陆云，但事后心中常有悔意，怀疑是否错杀了忠良。如今见到这份“供词”，仿佛终于拿到了确凿证据，于是对孟玖等人赞许道：“若非你们忠心耿耿，这桩案子怎会真相大白！”

随即成都王司马颖下令诛灭孙拯三族。

消息传出，孙拯的两位门生——费慈与宰意，毅然奔赴监狱，公开为老师申冤。孙拯见二人前来，悲痛劝阻：“我之所以不肯背叛朋友，宁死也不愿诬陷知己。如今我死而无憾，你们又何必自投罗网？”

二人含泪答道：“老师不负知己，我们又岂能辜负师恩？”

孟玖听闻竟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二话不说，将费慈与宰意一同杀害。

三人壮烈赴死，气节凛然，令后人无不为之动容。

成都王号称拥兵百万，虽前线将领陆机战败，但其主力部队并未遭受实质性打击。他怒气未消，执意要将亲兄长沙王司马乂赶下台才肯罢休。不久，成都王司马颖的部将石超在黄河北岸的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取得一场胜利，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军渡过黄河，直逼洛阳城下。

河间王司马颙早前已派遣张方担任都督，率领七万精锐从长安出发进攻洛阳。长沙王派皇甫商率万余将士迎战，结果如同以卵击石，惨遭溃败。张方乘胜一度攻入洛阳，纵兵大肆劫掠，朝廷官兵及守军阵亡者逾万人。

长沙王司马乂重整皇室军队，亲自护卫晋惠帝出征讨伐张方。张方部众见天子亲临，士气受挫，边战边退，伤亡五千余人，最终退守至十三里桥。由于此前劫掠了大量财物，张方的部下担心皇帝亲征之下将失去一切，纷纷请求撤军。

张方却道：“兵家胜负本无常，善用兵者往往能转败为胜。”于是下令全军夜间悄然向洛阳方向推进七里，修筑多重防御工事，并调运大批粮草，准备再战。

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终日忧心忡忡。众人认为长沙王司马乂与成都王司马颖本是亲兄弟，理应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于是派遣中书令王衍前往成都王处斡旋调解。然而，成都王眼见长沙王已陷入绝境，如同瓮中之鳖，不愿妥协，断然拒绝了和解提议。

此时，皇帝的诏令几乎只能在洛阳城内勉强生效。城中粮草极度匮乏，一石米的价格竟飙升至一万钱。尽管如此，长沙王仍铁了心坚持抵抗，誓不退让。

张方率领的军队切断了城东千金堨的水源，导致城内严重缺水，连舂米用的水碓也因此瘫痪。为解决军粮问题，长沙王司马乂下令征调王公贵族家中的奴婢亲自舂米；凡是一品以下官员未参战者，其家中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一律编入劳役队伍。此外，他还征召原本免除兵役的仆从加入守城作战。

在整编扩充军队后，长沙王司马乂急需任命一位统帅。可面对如此危局，诸将皆畏缩不前，无人敢担此重任。无奈之下，长沙王亲自走向士兵，问道：“如今形势万分危急，你们希望由谁来担任都督，统领全军？”

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唯愿嵇侍中带领我们！只要他领军，纵使战死沙场，我们也无怨无悔！”这位嵇侍中正是名士嵇康之子嵇绍。他虽不通军事、不擅指挥，但德行高洁、声望卓著。长沙王深知其影响力，当即任命嵇绍为平西将军，借其名望凝聚军心，稳定士气。

长沙王司马乂的主簿祖逖献策道：“雍州刺史刘沈为人忠义果决，手下兵力足以牵制河间王。我们可请朝廷下诏，命刘沈出兵进攻河间王盘踞的长安。一旦长安告急，河间王必然心急如焚，必定会召回张方回防。”

长沙王司马乂采纳此计，立即奏请皇帝颁诏。刘沈接到圣旨后，迅速调集雍州七郡兵马，集结万余人向长安进发。

这一招果然奏效。虽然张方本人仍驻扎在洛阳城外，但他所率的军队已暗中分批撤退，回援长安，张方也暂时停止了对洛阳的进攻。

长沙王司马乂见时机成熟，便不再理会张方，转而集中兵力围攻成都王司马颖。此时，有人提醒长沙王说：“尚书令乐广的女儿是成都王的王妃，乐广恐怕立场不稳，难以完全信赖。”

长沙王司马乂于是当面质询乐广的立场。

乐广当即回答：“我在洛阳有五个儿子，而在成都王那边只有一个女儿，我岂会舍弃五个儿子去顾念一个女儿？”

尽管如此，长沙王心中仍存疑虑，此后凡涉及军政要务，便不再让乐广参与决策。

乐广生性豁达，待人宽厚。曾有一位老友登门拜访，席间共饮。事后这位朋友突然病倒，久久不愈。细问之下才知，原来当日饮酒时，他瞥见杯中竟有一条小蛇影影绰绰，心中顿时不安，却碍于情面未敢多言。回家后越想越怕，总觉得那蛇已随酒入腹，在体内游走啃噬，整日忧心忡忡，精神恍惚，渐渐茶饭不思，头痛身乏，卧床不起。

乐广听后十分震惊，酒中怎会有蛇？他反复思索不得其解，内心深感愧疚。直到某日他在厅堂抬头，忽见墙上挂着一张装饰有蛇形彩绘的角弓，阳光映照下，弓影恰好投在酒杯之中，宛如一条小蛇盘踞其中。他顿时明白——所谓“杯中之蛇”，不过是弓上蛇影罢了！

于是，乐广再次邀请这位朋友到家中，让他坐在当初的位置，斟满一杯酒，轻声问道：“如今你再看这杯中，可还见到什么？”

朋友凝视片刻，脸色微变：“仍见那蛇在杯中。”

乐广听罢朗声大笑，随即取下墙上的角弓，再让朋友观杯，蛇影果然消失无踪。待说明原委，朋友豁然开朗，心头阴霾一扫而空，病也奇迹般地痊愈了。来时面色灰暗、萎靡不振，去时却神采飞扬、健步如飞，前后判若两人。

这个故事便是“杯弓蛇影”的由来，也让人深刻体会到：很多时候，困住人的并非外物，而是心中的疑虑与恐惧。

从“杯弓蛇影”的典故中，可见乐广为人豁达明理，善于剖析事理。

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人会做梦？”他答道：“白天所思，夜里所梦。”

对方仍不解其意，乐广进一步解释说：“从未有人梦见驾车进入鼠洞游玩，正因为从来没人这样想过。”这个反例生动而有力，令人信服。

当时不少名士因乱世动荡而沉溺酒色、放浪形骸，乐广对此不以为然，直言：“安守本分、正道而行，自有其乐，何须狂放不羁？”

然而，当长沙王司马乂与成都王司马颖这对亲兄弟兵戎相见，战火波及自身时，乐广才真正体会到个人的理智与通达在时代洪流面前是多么无力。他忧心忡忡，深恐家族将遭灭顶之灾，终日郁结于心，竟卧床不起，最终忧愤而终。

战事持续不断，长沙王司马乂屡次对成都王司马颖发起进攻，前后造成六七万人死伤或被俘，成都王一方士气低迷，人心涣散。

而长沙王虽尚有十万兵力，却因粮草匮乏，将士常常忍饥作战。文官们白天需督战前线，夜晚还得处理政务，身心俱疲。其中，尚书郎嵇绍之侄嵇含日夜操劳，疲惫不堪，遂向长沙王进言：“如今奸臣作乱，皇室危在旦夕，但文官既要理政又要参战，实难兼顾。军队本有都督将帅统辖，征战之事应由武职专责，文官不必越俎代庖。”长沙王采纳其建议，重新厘定文武职责，提升了军队效率与整体战力。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长沙王司马乂原本仍有希望击退成都王与河间王的联军。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皇族内部又冒出一位投机者——晋惠帝的堂弟东海王司马越。此人本应共御外敌，却因联军兵临城下而心生恐惧。他心想：“与其坐等败亡，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暗中策划倒戈，企图借机攫取朝政大权。

就在晋惠帝太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司马越勾结宫中数名将领，突袭逮捕了长沙王司马乂，并胁迫晋惠帝下诏罢免其所有官职，将其囚禁于金镛城。随后，他亲自打开城门，迎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部将张方入城。

当时，成都王司马颖与张方正因久攻不下而萌生退意，没想到城内竟主动投降，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们的军队仓促进城，队伍松散、军容不整，显然已是疲惫之师。

城中将士目睹此景，才恍然醒悟：原来敌军早已强弩之末，若坚持抵抗或可取胜。如今错信奸谋，悔之晚矣，不少人开始密谋营救司马乂，试图驱逐外来势力。

东海王司马越闻讯后惊恐万分，深知一旦司马乂重获自由，自己必将性命难保。此时，黄门侍郎潘滔献上毒计：“杀司马乂何须亲自动手？只需借刀即可。”于是他暗中派人联络张方，将朝廷内部动向及司马乂被囚地点尽数透露，怂恿张方下手除掉这位政敌。

张方生性残暴，是当时有名的酷将。腊月二十七日，他派遣三千士兵前往金镛城，将司马乂擒获，剥去衣物，以铁链绑于石柱之上，周围燃起炽热的炭火。

年仅二十八岁的长沙王司马乂，在高温炙烤下全身由红转黑，皮肤焦烂，惨叫声震彻四方，最终被活活烤成一具焦尸。其状极惨，连张方部下中不少士兵目睹这一幕，也忍不住落泪。

荆楚地区素有“腊鼓”习俗：每年腊月初八，人们戴上面具，扮作金刚力士模样，击打腰鼓、载歌载舞，称为“腊鼓”，相传可驱除疫疠。因南方气候较暖，此时春草已悄悄发芽，故民间流传“腊鼓鸣，春草生”的谚语。而司马乂死于腊八之后二十余日，因此洛阳民间传出歌谣：“草木萌芽杀长沙”，暗喻春草方生之时，长沙王却遭惨死。

另一方面，河间王司马颙正遭到雍州刺史刘沈的猛烈进攻，情急之下多次遣使至洛阳，命张方急速回援。张方在撤离京城时，掳走官私奴婢一万余人。途中军粮短缺，竟将这些奴婢分批杀害，混入牛马肉中充作军粮。

部队连夜疾行返回长安后，大败刘沈并将其生擒。河间王司马颙对刘沈恨之入骨，下令以鞭刑将其活活打死，后又斩为两段，手段极为残忍。

当河间王司马颙正与刘沈激战生死未分之际，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却风光无限。晋惠帝下诏任命他为丞相，然而由于其生母程太妃及其宠信的宦官孟玖不愿久居京城，成都王便仍返回邺城掌控大局。他派遣亲信——奋武将军石超率五万精兵驻守洛阳十二座城门，将自己素来不满的宫廷宿卫尽数清除，换上亲信部属，牢牢掌控京畿防务。他还举荐卢志出任中书监，但实际仍随其同返邺城，在丞相府中处理政务。

此前，皇太子司马覃是在齐王掌权时所立，目的正是为了阻止成都王在惠帝驾崩后继承大统。如今成都王权势在握，立即上表废黜羊皇后，将其幽禁于金镛城。

与此同时，由河间王司马颙出面奏请，废黜太子司马覃，降封为清河王，并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自此，成都王司马颖正式成为皇位继承人，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仍保留丞相之职。河间王司马颙则被授予太宰、大都督及雍州牧等要职。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成都王司马颖掌权之后，对长沙王旧部大肆清洗，或诛杀，或罢黜，朝局动荡不安，天下岂能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