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芳回忆刘邓大军南下战斗：挺进大别山，转战豫西南，生俘康泽

挺进大别山

刘邓大军南下的路线是迂回曲折的，因为目的不是打仗歼敌而是在敌人后方站稳脚跟。因此，沿途尽量避免与敌作战，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别山区打开一片天地，就像插在老蒋腹部的一把钢刀。这时已完全深入到敌占区，根本没有正常补给和后方支援，部队只能自筹粮饷。这期间有三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一是通过黄泛区。为了阻止刘邓大军南下，蒋介石又一次在郑州花园口决了黄河大堤，淹没了几十个县，老百姓离乡背井外出逃荒了，方圆几百里成了无人区。遍地泥泞，道路完全被淤泥盖住了，根本看不到哪是沟哪是坎哪是路，特别难走。我们每人带着够吃3天的干粮，深一脚浅一脚往南走，小腿肚子以下都是泥。为了减轻负担，人们都脱了鞋子，既使这样每拔起一次脚来都觉着费劲，走一会儿就要停下歇歇。休息时就赶紧吃几口炒面或料豆，找水洼子喝口混浊的凉水，有时吃着吃着便睡着了；地上连屁股大的干地儿也没有，坐着的背包一会儿就湿了。200里的黄泛区，我们走了三天两夜。

二是渡淮河。那时的淮河流域都是国统区，群众基础很差，一见到我们的部队就逃跑躲避。渡淮一无桥，二无船，只能找水浅地儿淌过去。经先头部队反复试水，最浅渡河路线的水深也有一米二。当时是公历11月份，又是夜晚，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不仅疲劳，而且满身是汗。我们在河滩上解开裹腿，脱下棉裤，把棉上衣使劲往上撩再用裹腿带扎住，双手举着背包、鞋子、挎包、武器、粮袋和钱袋，临下水前用酒满身擦擦，剩下的全部喝进肚里，以便活血御寒，涉水一个多小时才过去，嘴唇冻得紫黑紫黑的，许多人因为渡淮患了感冒。

三是过信（阳）黄（安）公路。这也是敌人的一道重要封锁线。临黄昏出发前上级命令，今晚急行军，做好战斗准备，每人左臂系一条白毛巾，为得是让负责掩护我们的部队看出来。我们看到负责掩护的连队，利用地形地物卧倒架着机枪，严阵以待，大部队则一路小跑地通过公路封锁线，从黄昏到拂晓，一口气又是120华里，幸运的是没和敌人接上火。1947年12月初，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到达了鄂东北的麻城一带，与刘邓首长亲自率领并先期到达的第二纵队胜利会师。历经两个多月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喜欢极了。部队原地休整一个月，要求每个人必须学会打草鞋。第二天，全体连以上干部（我是排职没参加）开会，刘邓首长亲自主持召开，庆祝两纵队会师，布置新的任务。然而，休整还不到3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敌人用18个师的兵力把我们包围了。刘邓首长当即下令紧急突围！随即又开始了在豫西南的艰苦转战。

转战豫西南

先补充交待一个情况。根据党中央和刘邓首长的指示，二野各纵队南下前，都进行了站稳脚跟开辟根据地的充分准备，这些准备主要是钱和物方面的。要求战士每人携带2.5斤未发行的"中州"钞票，排以上干部每人携带50块银元，团以上干部每人带两个金元宝，这既是为了减轻运输部门的负担，也是为了化整为零以免出现大的问题。每个人在签收这些钱物的同时，都收到一条命令："人在钱在，到时如数上缴，否则军法论处"。为此，还给每个人发了一条白布，长4尺多，宽半尺，自己用针线缝成长条口袋，把钱票或银元装进去，斜挎在肩上。从这时开始到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这50个银元一直与我形影不离，至今还留有肩挎钱袋的照片。后来，无论在哪儿看到背着钱粮袋子的老照片，我都觉着特别亲切，因为他肯定是二野的。

接着说紧急突围。从大别山向西北突围，山高坡陡，荆棘丛生，空手攀登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带着轻重家伙了。于是，侦察兵把自行车扔了，旅部仅有的两门山炮也沉到了一条河沟里。快到平汉路时，遇到了一座山，叫鸡公山，上坡25里，下坡20里，特别难走。这时天已黑了，还下起了蒙蒙细雨。忽然听说供给处的一匹骡子摔到山涧去了，骡驮子和银元箱子破碎了，只听银元在山涧里叮铛乱响，却谁也没办法捡回来，因为时间不允许，地形也不允许，只有放弃银元继续前进。从大别山到桐柏迂回转战，又是一个月的昼夜兼程，全都在深山老林里行军，一二十里见不到人烟。疲劳呀！饥饿呀！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有时吃夹生饭。休息命令一下来，大家谁也顾不上休息，马上找柴的找柴，支锅的支锅，找水洗米，一阵忙碌。大家都争着倒自己粮袋里的米，好减轻负重。往往是饭还没熟，出发的号声就响了，大伙赶快掀锅扒饭，这时的锅巴最受欢迎，抄起一块来可以边走边吃，而发的搪瓷碗则太小，装不了多少饭，根本吃不饱。

1948年元旦前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桐柏地区。纵队化整为零，变野战序列为地方编制。我们旅改称为桐柏第三军分区，86团改为第三军分区基干团。钱票银元如数上缴，各县建立游击的地方政权，给每个县划拨一个连建立县大队和区小队。银元上缴后，负载是小些了，但在敌占区，供给还是个大问题。每到一处，都是靠打土豪来供给粮草。南方的村镇富裕户很好辨认，也相对集中，象模象样的四合院，特别是再有岗楼子的，肯定是地主或其他有钱人家，这些就是我们的猎取目标。开始我们不知道虚实，正儿八经地摆开阵式，以为会遇到抵抗。打了二家以后，我们就有经验，这种人家在我们没到之前，人已跑光了，留下有人的，基本是一个老太太或是一个年轻女人，为得是跪地求情，别把东西都拿走。个别年轻女子还使美人计，逢有一两个人的机会，就使劲往你身上贴，无非也是为了多保住一些财产。当然，我们谁也不敢放肆，因为在此之前刘邓首长已严明纪律，调戏妇女者杀头。打一家土豪，我们每人装够三天的粮食，剩下的分给穷苦百姓。因此，常常出现我们的队伍后面跟看一些穷苦百姓的情景，一个个都拎着空空的粮袋子，专等我们打了土豪后，沾光分得一些粮食或其他东西。

我所在的团是基干团，保持原建制，专门留下来打硬仗。从此开始了在豫西南枣阳、新野、邓州、谷城一带开辟根据地的运动战生活。今天拿下个乡镇，明天攻克个县城，经过四五个月的战斗，打的敌人闻风而逃。特别是我们团，正规军编制，武器装备又好，可把敌人打怕了。当时在敌军和老百姓当中有个说法，叫"宁打别的一个团，不打86一个连"。我们听了特别高兴，深感自豪。我作为政治处干事，主要任务仍然是宣传党的政策，用自制的麻刷子写标语："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天下穷人是一家"，等等，落款一律是"八六宣"。行军途中或是休息时表演自采自编的节目。当时编的快板词有："解放军是飞毛腿，能爬山来能涉水……；一天行军二百多，赛过敌人大汽车，过黄河，跨陇海，百里泥泞脚下踩，不怕苦来不怕累，行军途中不掉队，端起钢枪向前冲，英勇杀敌立大功，立了大功戴红花，喜报送到你的家，爹也喜来娘也乐，四邻八家来祝贺，都夸你是好儿男，英雄名字到处传……"

攻克邓县

经过三四个月穿梭式作战，我们的军威打出来了，敌人的气焰被打下去了，此长彼消，我们便不再满足于搞敌人的小据点小乡镇了，而把眼光描上了重点县城。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邓县。当时把守邓县的是以丁叔恒（即小说《桐柏英雄》，电影（小花》中丁大牙的原型）为首的10个保安团加一个国民党正规旅，共13个团兵力，我军则从军区调来野战第28旅加上我们86团，共4个团。

自48年5月份开始，我军先从四面包围了县城，土木作业，白天隐蔽，夜晚挖交通壕和掩体，并准备好云梯、木筏等。经过约一周时间，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命令下来了：今晚零点攻城。我们86团在城西五六里的地方隐蔽，实行灯火管制，以防敌人打炮，夜里零点整，4颗信号弹同时升空，紧接着枪炮声响成一片，不一会儿就抬下来十多个"光荣"了的战士，团政委张辛吾对我说："小李，叫几个民工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一下"，此前我也做过这事，可都是白天，为牺牲的同志洗洗脸，整整衣容，然后记下姓名籍贯，装棺埋葬。这次是晚上，又不能打手电，心里有点发怵。政委随即看出了我的迟疑，"怎么？还小胆呀？这是咱们的阶级弟兄呀！"对呀！为了解放全中国，生死都不怕，还迟疑什么，我为自己的迟疑感到了脸红，便鼓起勇气，叫上几个民工就往外走，还没走出村子，前边又下来几十个，来不及掩埋了，只能一具具地摆放整齐，再后来往下抬都来不及了。天亮时，前方传来消息，县城已攻破，巷战仍在进行。中午时分，战斗全部结束，我团伤亡500多人，大部分是牺牲的，轻伤根本不计算在内。其中有一些是很熟悉的，例如团司令部作战股长老赵，是衡水冀县人，爱看节目哼个小曲什么的，既是同乡，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头天还活崩乱跳呢，现在却直挺挺地躺在眼前，身上中了5枪。面对此情此景，我悲痛交加，感慨万千。这次战斗全歼守敌13个团，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全团轮流洗澡，改善伙食，总结休整。

部队休整了，我却领受了新的任务。团里派我带一个班往位于新野的后方医院送伤员。这批伤员共25名，准备了25付担架，每付担架配6个民工，分成3个组，轮流休息。150个民工，25名伤员，12名战士，还有2个卫生员，再加上我，共有190人，排成一字长蛇阵，沥沥拉拉有一百多米，昼夜兼程直奔新野。我和班长带着4个战士打头，队中和队尾各安排几名战士，卫生员来来往往地照看着伤员。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前面忽然传来吵吵嚷嚷的动静。我还在迟疑，就听班长大喊一声：什么人，哪一部分的？乱哄哄的声音马上停了，接着传来一句：你们是哪部分的？班长又问：口令？对方没有回答。说时迟那时快，班长大喊：是敌人！一连从右侧包抄阻截，二连跟我冲！大伙也都醒过神来了，将近2百人齐声呐喊"冲啊！杀呀！"吓得对方拚命往前逃蹿。原来这是打邓县时漏网的一伙敌散兵，本来已是惊弓之鸟，让我们一吓唬，只有奔命的份儿了。当然我们也惊出一身冷汗，兵力不多，又带着伤员，还怕民工跑掉，也害怕真的打起来。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连续行军，终于在天亮时到达了目的地，但此时已有2名重伤员光荣牺牲了。

与后方医院办妥交接手续后，民工就地遣散，我们则按照临行时交待的新驻址去找部队。担架没了，民工也没了，行军速度自然加快了，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我们便赶到了团部所在的村庄。我见一间屋子亮着灯，便推门进去，想问问政治处的人住在哪儿。不曾想"请问"两个字叫出口，后面的还没问呢，屋里那人呼地一下子就蹿到了我跟前，一边吼叫着"你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不喊报告就进来！"一边往外推我。我大老远地赶回来，又累又饿，迎头碰上这样一个人，也是一肚子火气，于是我俩就吵了起来，直到被别人劝开。就是这次吵架，促成我从此走上了机要工作的岗位。

原来，在我离队送伤员的第二天，旅部为我们团临时配了一部电台，跟我吵架的那个人叫刘鸿恩，就是跟随电台到我团的译电员。当时他正物色适合作机要工作的译电实习生，我俩一吵他倒对我有了印象，第二天就找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的张辛吾同志问我的情况。张副政委对我很了解，说：小李是南下干部，当过小学教员，此前主要作宣传鼓动工作，干事情很认真。刘问，是党员吗？副政委说还不是，但已列为发展对象。刘又说，我就向组织提出要他吧。副政委说，我看可以。简简单单几句话，就决定了我工作岗位的调整。第二天，组织股长杨金铎找我谈话，问了一些党的基本知识，又亲自作我的人党介绍人，并履行了入党手续，我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当时的预备期是3个月。紧接着我就去旅政治部保卫科接受政审。政审比人党难多了，反反复复地谈话了解情况，反反复复地写个人经历和家庭成员及亲戚朋友的情况，特别对我在北平学徒那段时间，快到一天一天地问，一个人一个人地讲的地步了。我接受政审时住一户姓韩的房东家，与他13岁的男孩住一屋，那孩子叫韩炳琦。当时他家下房还住着一位犯了错误被关禁闭的战士，起初他们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一直躲着我，后来知道我是要调到机关的重要工作岗位而接受审查的，才敢与我接近，又是聊天拉家常，又是帮我洗衣物，小男孩也跟我玩得很好。运动战的那几年，我不知住过多少个房东家，只有这一家印象最深。经过大约20多天，政审终于通过了，我被正式调到旅司令部机要科作见习译电员。

当时，电台几乎是部队远距离内外联系的唯一手段，部队没有了电台，就如同人变成了哑巴和聋子，别说打仗，生存下去都有困难。而译电员，不仅是保证电台发挥作用的一个环节，而且随时掌握着上上下下的最新动态，政治上必须保证绝对可靠，人身上必须保证绝对安全。行军时与首长同行，打仗时与首长同在，驻守时与首长同住；平时不准随意与他人接触，有事也不能单独外出，除首长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机要科电台室，既使司令部其他科的科长也不能例外。只要走上机要岗位，马上发给你一支手枪，一盒火柴。这两样东西要随身携带，时刻保证完好，还要经常检查。同时告诉我们，火柴是用来必要时烧掉密码的；手枪也不是为了打敌人，而是在关键时候打自己用的。紧急情况下，先用火柴处理掉密码，再用手枪处理掉自己。对机要人员还有一条规定，叫二人同行，私信公开。这条规定直到建国几年后还没废黜，写出去的信要给科长看后再封口寄出，收到的包裹信件，也要先经科长过目检查。

生俘康泽

经过一周时间的休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三军分区于这年6月一分为二，将基干团扩充为旅级单位，组建汉南指挥部，其他部队留原地区继续战斗。汉南指挥部在张廷发司令员率领下南渡汉江，开辟鄂西北根据地。在这次调整中，我从团部被调到指挥部机要科作译电员。1948年6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在谷城东一个小镇渡过了汉江，然后沿汉水南岸往东向襄阳进发，经过几天急行军，在襄阳西南五六里的一个小湾子停了下来，建立了指挥所。

襄阳、樊城隔汉江相望，襄阳北面和东面环水，西南两面环山，是一座历史名城，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以三国时期故事最多。由于襄樊位置重要，国民党派精锐部队在此把守，不仅利用汉江和山峦作为天然屏障，还在外围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工事。为确保胜利，军区调来了野战旅，中央还调来陕南陈庚部队一部来支援。大约用了一周时间，经过无数次小的战斗，扫清了外围，接着一鼓作气攻克了襄樊，歼敌正规部队1万5千人，生俘了党中央刚刚宣布的国民党57名一级战犯之一的特务头子康泽。当时，他钻进地下工事的死尸堆里，一动也不敢动，是被扫战场的战士扒拉出来的。襄樊战役的胜利，是解放战争除后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外，全国著名的重大胜利之一，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通令嘉奖。嘉奖令宣读时，官兵群情振奋，斗志更加昂扬。

汉南斗争

襄樊战役后我军立即撤出，在鄂西北的南漳、保康、谷城一带开始了艰苦的发动群众和武装斗争工作，这就是党史所说的"汉南斗争"。该地区曾经有贺龙、李先念等先后率领红军、新四军开辟过，但都没驻久，根据地也没巩固。当地群众虽对我军有一定认识，但也心有余悸，甚至有共产党会三进三出的说法和耽心。这期间的主要困难是生活艰苦，山高坡陡，人烟稀少，部队经常露营，加上北方籍战士居多，水土不服，有一段时间部队90％以上的人员患上了疟疾，一会儿冷得浑身发抖，一会儿又大汗淋漓，有的发烧超过了40度，因为医疗条件差，基本上是硬扛着。那次我也没能幸免，但因为工作特殊，不仅卫生部门给了几粒奎宁，还能得到一些生活上的照顾，这在当时就算非常高的待遇了。除患疟疾外，还有人长了疥疮，严重时部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出现了一些非战斗减员。

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还要经常与土匪等地方武装作战。短短几个月时间，我们先后解放县城和乡镇10多座，收编或歼灭"民变武装"和土匪数十股之多。有件事就发生在我眼皮底下，细节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在南漳县西南马良坪一带，我们收编了一股40多人的"民变武装"，但他们明里跟着共产党干，暗里却劣性不改，不仅对老百姓欺压抢掠，还与土匪串通一气，影响很坏。张廷发司令员下决心解除这伙人的武装。当时，旅司令部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有一天，张司令让警卫连先在旅部四合院东西南北各屋隐蔽好，然后命令通信员去叫这伙民变武装前来开会。待他们全部进到院内，整好队形，旅作战科袁科长走到队前，大声说："请张司令训话"。张廷发司令员打开上房屋门，站在门口，双眼环视一周，倒背着双手说："大家坐下"。话音刚刚落地，四面屋里同时冲出警卫连的100多人，长枪、短枪、机枪同时拉栓顶子弹，一齐大声喊"别动！"，又出来十几个人，迅速收缴了这几十人的武器，这伙人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关了禁闭。原来，张司令的"大家坐下"就是行动暗号。

1948年秋，著名的淮海战役打响了。为钳制敌川军宋希廉兵团增援淮海战场，我们旅在张廷发司令员亲自率领下，与宋部的先头部队周旋，目的就是拖住他们。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山路上行进，突然发现山沟对面的小路上也有部队，密密麻麻，人数不少。因为天色很暗，谁也看不清对方，便用号兵联络。这一联络不要紧，都知道了对方身份，形势骤然变得特别紧张。这时，只听张司令员大声喊道："是敌人！一团在前面拦截，二团从后面包抄，其他跟着我冲"。号兵随即吹起冲锋号，大家齐喊冲啊！搞得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部队，慌忙逃窜，我们也急速撤离。其实当时我们只有旅部机关和直属队，总共不到200人，闹了一场"烟袋杆打狼﹣﹣两头害怕"的虚惊，真是兵不厌诈。

我跟随张廷发司令员大约有一年半时间，其中大多数时间在他身边作译电员，几乎天天在一起，对他很了解，也很敬佩。他出生在闽南的一个穷山沟里，从小作放牛娃，基本没读过书。13岁时，在当地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跟随红军转战闽赣，开辟瑞金根据地，参加二万五里长征。他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在艰苦紧张的战争生活之余，完全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不仅完成了识字扫盲任务，还读了大批政治、军事理论书籍，是当时红军中小有名气的年青才子，24岁时就当上了太岳军分区的司令员，据说是除林彪外最年轻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爱好非常广泛，延安时期除读书学习外，还学会打蓝球、下象棋、拉手风琴、吹口琴等，学会了识五线谱。其夫人程士平，是北平进步大学生，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陈毅的夫人张茜等一大批进步学生到了延安，投身革命。他俩结婚后，张廷发司令员又跟夫人学会了俄文，达到了大致看懂俄文书刊的程度，可以说既是勇将，又是儒将，还是才子，性格也很坚强。张司令随刘邓大军南下时，其妻程士平已担任中共邯郸市委的副书记，因为身怀有孕，没有随军南下。1948年的6月，张廷发司令员突然接到军区给他的电报，说其妻因为难产已经去世了。当时，张司令正坐在作战科的高脚凳上，研究高挂在墙壁上的作战地图，考虑下一步的计划。作战参谋给他看了电报后，他双眉紧锁，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过了一会儿，作战科长小声说："首长节哀，时间到了。"张司令员听后，狠劲地把烟头拧灭，说"按预定计划，出发。"1981年，我因公出差路过邯郸，专门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找到程士平烈士的墓碑，凭吊这位从未见过的首长夫人。

抽调打台湾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我们汉南指挥部也进驻襄樊并改称为襄樊军分区。司令部驻天主教堂的一幢二层小楼，我由见习译电员转为正式译电员，有了独立译电资格，职务也由排职晋升为连职。这年秋天，领导派我跟随一个团进山剿匪，为我配了一匹马，一个通信员，跟着部队去了保康、谷城一带深山。这次进山，与以前转战山沟大不一样了，生活条件好了，军事形势也由被动为主动了，打击对象都是十几人几十人不等的小股反动武装，也有职业土匪。此前，我们旅85团的王希林团长，就是被顽匪击中头部当即牺牲的。王团长从长征走过来，经历了无数次战斗，负过十几次伤，大家都说大江大河都过来了，被小溪沟给淹死了。我们进山不久，打死王团长的那股土匪就被全歼了。听连队的同志讲，那股土匪在剩下几个人的时候已不再抵抗，但我们不加理采，继续猛打，直到一个会喘气的也没有了才停下来。他们肯定是想也许剩下的那个就是打死王团长的家伙。

这年11月份，我译了一份专门对我的电报，内容是令我速回襄樊。回司令部后领导通知我：全军抽调部分能独立工作的机要人员到南京集中，组建华东海军，为解放台湾作准备，分区司令部决定派我去。临行前，分区司令员张廷发请我吃了一顿小灶以壮行色。

12月中旬，我上交了枪支弹药，背着背包，惴着介绍信，独自一人步行前往武昌报到。从襄樊到武昌有600多里路程，火车汽车一概不通，虽然形势大局已定，县乡也建立了我们的政权，然而残存的敌人和潜伏的特务还在伺机捣乱，这又是我第一次独自步行出门，心里多少有点紧张。

我从汉口的西北角进入市区，要到位于武昌最东南角的省军区报到，虽说已到武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汉口由四野驻防，他们的军装都是绿卡叽布的，而我们二野的军装则是黄色的。我身着黄棉军装，胳膊上搭着棉大衣，还肩负背包，打着裹腿，一看就知道不是四野的。因此，不仅老百姓扭头看稀罕，就是四野的哨兵也常常拦下来问问，碰上认真的，怎么解释也不听，非看过介绍信后不放我走。幸亏我十几岁就在北京学徒，对大都市的花花世界并不陌生，否则真有可能找不到东西南北呢。

到了位于武昌的省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李志杰亲自接待并送我到招待所住下，等待其他的抽调人员。第二天又到了几个，总共有十几人了，便开了个小会，提了提要求，照了张合影，派车送我们到四野总部，四野总部设在汉口，位于现在解放公园的北边，就是现今武汉市政府的所在地，原来是白崇禧的总部。当时我这气呀，早知道要回汉口，昨天直接来不就得了吗，累得够呛，还老被盘问，住了一夜又回来了。气归气，当时却什么也没说，不满情绪不敢表现出来。

我们这些先到的住在一家四层楼的饭店，这在当时就是挺大规模的了，十多人一个房间，一律地铺，都用自带的被褥，一个挨一个地横卧一排，等待从中南军区和四野抽调的其他人员。大约三四天后此次抽调人员都到齐了，用了3辆卡车，拉我们﹣行80多人去见首长，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接见了我们，然后是机要处莫处长讲话，无非又是提要求和送行之类的内容，最后回到饭店会餐，那时，尽管领导一再强调城市纪律，反对游击习气，但部队盛气凌人的作风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四野，我们所乘坐的卡车，在汉口的大街上横冲直撞，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一律照开不误。警察一般都不理采，个别想管一管的警察，说不了三句话就被挨一顿臭骂，警察无可奈何还找肚子气受，干脆装作没看见。四野这种作风由来已久。据说他们进关参加平津战役时，毛主席就半认真半玩笑地说过：我们的四野可不是小米加步枪哟！从着装看好像资产阶级的军队呢。不管是否真有这话，四野的装备比一、二、三野好得多却是事实，其原因主要是日本30万关东军投降后，武器装备等都交给了四野。我亲眼见过其程子华13兵团路过襄樊时的入城式，领头的是近百人的军乐队，两面大号直径足有一米多，还有各种大小炮、爆破筒、高射机枪等，让我们这些二野的人看着很是眼羡眼红。而且他们政治部不仅有文工团，还有专业的京剧团，我们旅很多人看过13兵团演的戏。

在汉口住了七八天，四野总部为我们这80多人包了一个车皮，从汉口出发，经郑州，徐州开往南京。经过两天，到了南京的华东海军司令部机要处，得知这次共调集了280多名机要人员，这些人除来自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华北兵团外，还有中央机要局的人，真可谓五湖四海，着装颜色和式样也五花八门。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华东海军机要训练大队，一律换成海军服装，于50年2月正式开始学习培训。主要内容是讲解海洋知识，适应舰艇生活，到舰上参观实习等，特别进行了攻打台湾局部登陆后的游击教育和训练。打台湾是当时头等军事谋划和行动，中央政府重视，全国积极支援，所以，我们的伙食标准比陆军高3倍，每餐几菜一汤；刚进4月份就统一换了夏装，每人两套服装，一套白的，一套黄的，还有一双白皮鞋，神气极啦。

但是，时间不长，形势就发生了变化。1950年5月的一天，机要训练大队全体人员开会进行形势教育，中心题是暂时不打台湾了，训练大队要提前结业分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四野解放海南岛时，放跑了驻岛的10万敌军，这部分兵力都逃到台湾去了，使台湾的国民党总兵力由原来的30万增加到了40万；二是美国的第七舰队在台湾登陆了；三是朝鲜战局紧张，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我们这批人给华东海军留下100多人，其余100多人上调中央统一分配。我是其中之一，临行前全大队200多人华东海军司令部楼前（原国民党中央交通) 由张爱萍司令员接见合影留念。

我们100多人于1950年六月初包了两节车皮，乘上北上的火车，带着对未来的猜测和憧憬，直奔北京西香山﹣﹣中央机要局所在地，待命闲住了不到一个月，分配名单一宣布，我们5人被分到中央公安部。外交部最多有30多人。其他机要局留几十人外，大约分到了中央十几个部委。从此我们就告别了整三年的战斗部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