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自古才子多仕途栽跟头？不是他们不行，是官场容不下这份真

自古天才多坎坷，不是他们看不出官场的规则，而是他们选择了诗与远方

老猫儿断断续续琢磨二三十多年古诗词，越看越明白：屈原、李白这帮文坛顶流，不是没本事当官，是他们的“本事”，压根就不是官场要的“本事”。就像让李白去管粮库算账本，让苏轼去搞派系平衡，纯属把凤凰塞进鸡窝——别扭，还不讨好。

你看屈原，楚国朝堂里乌烟瘴气，他偏要戳破，“众人皆醉我独醒”喊得比谁都响。可官场哪是讲道理的地方？人家要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气，是“看破不说破”的圆滑。屈原倒好，拿着理想当刀，一刀刀扎在人家的利益上，最后被流放、投江，不是他错了，是这官场容不下他的“真”。

再说说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写得多大气，可当年“大礼议”事件里，他偏要跟嘉靖皇帝死磕，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他以为凭一腔热血能赢，却忘了皇帝要的是“听话”，不是“讲原则”。最后被发配云南三十年，一辈子没回来。你说他傻吗？不傻，是才子的“精神洁癖”，让他学不会弯腰。

曹植多牛啊，“洛神赋”写得让后人拍断大腿，可他偏偏生在帝王家。曹丕要的是安稳的江山，不是一个天天被人夸“才高八斗”的弟弟。曹植倒好，喝了酒还敢擅闯司马门，这不等于把“我不服”写在脸上吗？最后“七步成诗”看似赢了同情，其实早把自己的仕途逼上了绝路——才华成了别人的眼中钉，你还怎么混？

李白更别提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喊得震天响，可真当了“供奉翰林”，却天天喝酒耍疯，让高力士脱靴，让杨贵妃研墨。他以为这是“狂放”，是才子的本色，可在唐玄宗眼里，这就是“不懂规矩”“恃才傲物”。最后被“赐金放还”，不是皇帝不爱才，是这“才”太野，管不住，也不敢用——你想想，一个连皇帝都敢“拿捏”的人，谁敢把实权给他？

苏轼这辈子，简直是“仕途坎坷”的代言人。乌台诗案差点掉了脑袋，后来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为啥？因为他太较真。王安石搞新法，他觉得有问题，就写诗批评；司马光废新法，他觉得不对，又站出来说“新法也有好的”。他以为自己是“为国为民”，可在新旧两派眼里，他就是“刺头”——你不站队就算了，还两边挑错，这不就是“不合时宜”吗？

唐伯虎更有意思，本来能中状元，结果卷进科场舞弊案，一辈子没了当官的指望。后来他画“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写“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看着洒脱，其实是看透了——官场那套“勾心斗角”“趋炎附势”，他学不会，也不想学。与其在官场里委屈自己，不如醉倒在笔墨里，至少活得痛快。

结语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这些才子真当了大官，天天开会写奏折，琢磨怎么讨好上司、平衡关系，他们还能写出“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愿人长久”吗？恐怕难。他们的仕途失意，是个人的不幸，却是整个中国文坛的万幸——正是官场的“不接纳”，才让他们把所有的赤诚、遗憾、孤独，都揉进了文字里，成了千百年后我们还能共情的经典。

说到底，不是才子走不好仕途，是他们选择了“才华的纯粹”，放弃了“官场的苟且”。这或许就是所谓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

你们还认为那些才子仕途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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