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场的“平民底色”

谈及古代官员的出身，我们常会想起门阀林立的魏晋、世家仍盛的初唐，仿佛官宦子弟世袭为官是漫长帝制时代的默认规则。

而当目光转向宋朝，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便会浮现：宋朝官员是不是大多数平民出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放下非黑即白的判断，从宋朝独特的制度设计、鲜活的人物故事与社会风气中，感受一场温和却深刻的阶层流动，它或许没有彻底颠覆贵胄掌权的传统，却让平民子弟的身影，前所未有地活跃在朝堂与州县的官署里。

宋朝官员出身的变化，首先要归功于科举制度的升级。在宋朝之前，科举虽已存在，但魏晋南北朝遗留的门阀观念仍有影响：唐朝科举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且荐举、门荫占比高，平民子弟即便有才，也常因无背景被挡在仕途之外。而宋朝对科举的改造，核心是把公平刻进规则细节，让平民子弟有了真正靠学识竞争的机会。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除了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更在科举中推出糊名法，阅卷前，考官会将考生答卷上的姓名、籍贯等信息用纸糊住，只留下编号，彻底切断考官通过姓名偏袒世家子弟的可能。

到宋太宗时期，又加了誊录法：朝廷专门招募擅长书法的吏员，将考生的原始答卷重新抄写一遍，再交给考官评阅，避免考官通过笔迹认出熟人或门生。这两项制度并非流于形式，当时负责誊录的吏员需在抄写后加盖印章，与原卷比对无误才能提交，若出现篡改还会被严惩，从流程上堵住了特权干扰的漏洞。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唐朝近300年，进士总数不过数千人；而宋太宗在位21年，录取的进士就达5816人，单次科举录取人数常超百人，宋真宗咸平三年，一次就录取进士409人、诸科512人，创下当时的纪录。这些录取者中，平民子弟的比例逐年提升：据学者统计，北宋时期的进士中，出身寒素（三代无官宦背景）的比例约占55%，到南宋时更升至60%以上；而在州县官、判官这类直接接触百姓的中下级官员中，平民出身的比例更高，部分地区甚至超过80%。

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平民子弟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朱家，寄住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时，每天把粥煮成糊状，分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配着咸菜度日，这便是划粥断齑的由来。他后来考中进士，从九品的广德军司理参军做起，凭借政绩一步步升至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时，还特意提出兴办学校，让更多寒门子弟有读书机会。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没钱买纸墨，就用荻草的茎在地上教他写字，他靠邻里接济读完经书，23岁考中进士，后来不仅成为文坛领袖，还在主持科举时提拔苏轼、苏辙等平民才子，进一步拓宽了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这样的例子并非个例，而是宋朝科举制度下平民入仕的常态。

宋朝平民能大量进入官场，除了科举制度的保障，还离不开全社会对读书入仕的认同，让耕读传家成了普通家庭的理想，即便最底层的百姓，也愿意拼尽全力供孩子读书。

首先是书籍成本的大幅降低。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后，书籍从之前的手抄本、雕版印刷，转向量产化生产。之前一部手抄本论语，需要专人抄写数月，成本高达数两银子，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而活字印刷术推广后，一部论语的价格降至几钱银子，相当于普通农户半个月的收入，平民家庭也能负担。当时东京开封、临安杭州等地的书坊遍地开花，甚至出现了专门出租书籍的店铺，没钱买书的学子可以租书来读，进一步降低了读书的门槛。

其次是民间书院的普及。宋朝的书院不再是贵族子弟的专属，而是向平民开放：白鹿洞书院由朱熹主持时，明确规定不收学费，还为贫困学子提供食宿，甚至补贴路费；应天书院的创办者戚同文，本身就是孤儿，靠他人资助读书，后来办学时特意招收寒门子弟，提出有愿学者，无问出身，皆可入学。这些书院不仅教经书，还会讲授实务知识，比如如何治理地方、如何断案，为平民子弟日后做官打下基础。

在这样的风气下，民间对读书的支持随处可见。《宋史》记载的吕蒙正，出身贫寒，年轻时住在破窑里，每天去寺庙蹭饭，和尚嫌他麻烦，故意提前开饭，让他空腹而归。即便如此，仍有邻居王大婶每天留一碗饭给他，还把家里珍藏的旧书送给他读。吕蒙正后来考中状元，做了宰相，每次回乡都会特意拜访王大婶，感慨道：若不是当年大婶接济，我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今日的地位了。这样的故事，在宋朝的文人笔记中屡见不鲜，农民会省下粮食换钱请先生，商人会拿出积蓄建私塾，甚至工匠、小贩，也会让孩子在空闲时认几个字、读几本书，盼着有朝一日能考上科举。

这种全社会支持平民读书的氛围，让宋朝的平民知识分子群体迅速扩大。他们或许没有世家子弟的人脉、财富，却有扎实的学识和对民间疾苦的了解，范仲淹在地方做官时，看到百姓因旱灾颗粒无收，就开仓放粮，还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严惩贪官污吏，为平民伸冤，这些都与他们出身平民、懂百姓难处密不可分。

当然，我们说宋朝平民出身的官员多，并不是说所有官员都是平民，更不是说世家子弟完全被排除在官场之外。事实上，宋朝仍保留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凭父亲的职位直接获得做官资格，比如北宋的韩琦，父亲是太子中允，他靠门荫入仕后，又考中进士，才逐渐被重用；富弼出身官宦世家，也是先通过门荫做了小官，再靠政绩和学识升至宰相。

但与前代不同，宋朝的门荫子弟不再能躺着做官。朝廷规定，门荫入仕者只能从低品级的散官做起，若想获得重要职位，必须通过科举或做出显著政绩。比如王安石的儿子王雱，靠门荫入仕后，因没考中进士，一直只能做些闲职；直到后来考中进士，才被任命为太子中允，进入中枢机构。而那些没学识、没能力的官二代，大多只能在地方做些无关紧要的官，很难掌握实权——比如蔡京的儿子蔡攸，靠门荫做了监丞，却因只会阿谀奉承、毫无政绩，始终没能获得重用，最后还因牵连蔡京案被流放。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宋朝打破了门阀垄断官场的局面，让平民出身的官员成为队伍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中下级官员中占了多数。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中期，地方州县官中，平民出身者占比约75%；即便是中央官员，平民出身者也占近半数。比如宋神宗时期的中枢机构，12名执政大臣中，有5人出身寒素，4人出身普通官僚家庭，仅3人出身世家大族。这种比例，在之前的朝代是难以想象的，它既保留了世家子弟的参与，又给了平民子弟足够的上升空间，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官场结构。

回望宋朝官员的出身变化，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平民当官多不多的数字，更是一种温和改革的智慧，宋朝没有强行消灭世家势力，却通过科举制度的完善、社会风气的引导，慢慢稀释了特权的影响，让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这种进步或许不够彻底，却足够稳健：

平民子弟通过读书能做官，就不会因阶层固化而心生不满；

官员队伍中有了更多懂民间疾苦的人，政策也更贴近实际，减少了官逼民反的风险。

宋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期稳定、经济繁荣的朝代，与这种阶层流动密不可分。

相较于唐朝的黄巢起义（根源之一是寒门子弟无上升通道）、

明朝的李自成起义（后期科举腐败，平民入仕困难），

宋朝的农民起义规模更小、频率更低，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而那些从平民中走出的官员，也为宋朝的文化、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平民出身的文人，不仅是政坛重臣，更是文化巨匠，推动宋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