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一度确定不了落脚点，毛主席也犹豫，一高人帮他定下决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自江西苏区出发，自此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出发前，中央红军共有10.2万余人，其中参加长征的有86589人，而到1936年10月，即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时，这支八万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

这个损失，无疑是极为巨大的，但也正是因为胜利抵达了陕北，中国革命也自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毫不夸张的说，把最终的落脚点选在陕北，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策，但为何会把落脚点选陕北呢？这里面，有一个高人功不可没。

一、长征中的损失

在说这个高人之前，先来简单说一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损失。

中央红军在离开江西苏区之前，部队一共有10.2万余人，其中，有大约1.6万人留在了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这1.6万人，包括红24师以及12个独立团等。

而剩下的8万多人则参加的长征，按照部队番号，分别为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红八、红九军团，依次为12168人、10922人和11538人。

除了几大军团外，还有军委直属的两个纵队，分别有4693人和9853人，以及一部分挑夫和机关人员。

这便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具体人数，而在长征开始后，主要的损失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突破前三道封锁为第一阶段，突破第四道封锁则为第二阶段。

按照顺序，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时，也就是赣南的桃江一线时，一共损失了3700余人，最令人遗憾的，是时任红4师师长的洪超不幸牺牲。

洪超参加过南昌、湘南起义，后又随朱老总上了井冈山，而他当红4师师长时只有25岁，并且，红4师也是个名将倍出的部队，如黄克诚、杨勇、张宗逊、张爱萍这几位将军，都是出自红4师。

因此，若当时担任师长的洪超不牺牲，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在通过第一道封锁后，红军在突破第二道防线时，共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时，则减员8600余人。

之所以会出现在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时减员人数增加，主要是这一带山路较多，导致行军速度缓慢，因此除了出现有掉队的，还有被敌人追击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前三道封锁，中央红军一共减员约2.2万人，这就意味着，八万多人的部队，此时还剩下六万余人。

而相较于突破第四道防线时的损失，前三道加在一起，也只能算刚开始。

第四道封锁，正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拦路虎湘江，当时国军在老蒋的严令下，集结重兵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具体兵力达到了25个师，另外还有贵州的王家烈部，这些国军部队既有实施“追剿”的，也有实施“阻截”的，总的来说就是，国军派出重兵，在湘江两岸布下了天罗地网。

一场在湘江边上的血战，由此打响。

湘江血战极为惨烈，数字上更是触目惊心，其中，战斗最激烈的新圩、光华、脚山铺这三个地方，是中央红军损失最多之处。

如红一军团，仅脚山铺一战就牺牲了4000余人，而红三军团几场战斗下来，则牺牲了6000多人，此外还有红五军团的34师，一共6000多人的队伍几近全军覆没。

红34师的师长为陈树湘，在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陈树湘率红34师余部多次尝试突围，就在几乎就要成功之际，突遭国军保安团阻击，情急之下，陈树湘亲自担任掩护，命令战士们赶紧突围，最终大部成功突了出去，但陈树湘却不幸被俘。

被俘后，在被押解到长沙的路上，陈树湘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

除此之外，中央红军其他几个军团同样损失巨大，如红八军团在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不到1200人，因此最终撤销了该军团番号。

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三万余人的损失，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时的减员，整体损失就达到了五万余人，这就意味着，出发时的8.6万人，此时锐减为3万了。

二、哈达铺的“精神食粮”

前四道封锁，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损失，不仅如此，当时中央红军还面临着丝毫不亚于血战湘江的凶险。

渡过湘江后，李德等人执意按照计划路线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但此时老蒋已经把兵力转移到了黔阳、洪江一带，正准备以逸待劳消灭红军。

因此这就意味着，若是按李德等人的计划，那中央红军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好在关键时刻，红军不少指战员和战士们纷纷站了出来，指责李德等人的指挥存在极大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遵义会议召开，毛主席终于重回指挥层。

随后，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步入正轨，而四渡赤水，更是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后，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又艰难的爬过雪山后，最终在1935年6月，抵达懋功地区。

在这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两大主力会师，按理说是苦尽甘来的好事，但很快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红四的张某人看中央红军兵力薄弱，就起了心思想要争夺党的领导权，最终的结果是，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北上，而红四则选择了南下。

这个时候，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是一个“黑暗时刻”，本身在经历多场战斗后就损失很大，结果兄弟部队又各自分头走，更重要的是，北上的落脚点选在哪里？

尽管在当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去川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但究竟具体去什么地方，当时大家心里都没谱，毛主席对此也十分犹豫。

当时还考虑到，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也就是川陕甘待不下去的话，那就去内蒙边境，寻求苏联帮助。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当时一个靠谱的落脚点对中央红军来说，都极为重要。

1935年9月13日，中央红军自甘肃俄界出发继续北上，之后在9月16日，先头部队红4团进抵甘肃南部要隘腊子口。

把守腊子口的，是国军新编14师一部，由于这里地势险要，且国军居高临下，因此想要通过困难极大，但这里又是北上的必经之路，所以一场激战迅速打响。

最终，在红4团团长黄开湘的指挥下，战士们一面吸引敌人火力，一边从悬崖峭壁上攀登，最终直接来到了敌人头顶，随着天降神兵，守敌尽皆溃败。

通过腊子口后，中央红军于当月18日，抵达了甘南平原上的哈达铺附近。

相比于川西藏区的雪山草地，甘南平原此时正值陇上麦香之际，因此红军就在这里暂做休整，而与此同时，毛主席找到时任侦查连连长的梁兴初，让他们去给自己找点“精神食粮”来。

毛主席说的“精神食粮”，自然是报纸，由于之前一直在爬雪山过草地，因此根本没有机会接受外界信息，而哈达铺虽说不大，但也算热闹，所以一定有报纸。

这个“特殊任务”，梁兴初完成的很出色，没多久，他就给毛主席带回来了一份《大公报》，而上面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毛主席的注意。

三、贾拓夫的建议

毛主席看到报纸上有一则阎锡山的讲话，其在讲话中提到，“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这就意味着，陕北有红军，并且还不少。

与此同时，聂荣臻聂帅也得到一份报纸，报纸上提到，“陕北刘志丹占领六座县城，拥有部队五万余人”。

看到这一消息，聂帅赶紧把报纸送到了叶剑英叶帅那里，而此时毛主席也从自己手里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不少红军，加上聂帅送来的报纸，就进一步确定消息的真实性。

不过，由于事关重大，且消息真伪还需要再次确定，尤其是对刘志丹的情况大家了解的并不是太多，因此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对陕北尤其是对刘志丹情况熟悉的人了。

而刚好，中央红军的队伍中，就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便是曾经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秘书、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并且他也是当时中央红军中，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

在叶帅把贾拓夫请过来后，贾拓夫先是看了相关报纸，随后简明扼要的讲了陕北的情况。

“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动势力周旋。”

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把陕北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广阔战略机动空间等信息充分的体现了出来，很快，毛主席也把贾拓夫请了过去，请他再把陕北的详细情况介绍一遍。

于是，贾拓夫就把1933年之前，也就是陕西省委在遭到反动派破坏之前，陕北的游击斗争情况、红26军的组成、兵力等情况，一一进行了汇报。

最终，贾拓夫提出建议，建议中央红军到陕北立足。

这个建议，与毛主席心中所想不谋而合，当时他高兴的对大家说，“别说陕北有五万红军，能有一万就好了”。

至此，中央红军前往陕北的计划基本确定。

1935年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在此期间，贾拓夫已经先行一步，率领先遣队带着一部电台往陕北赶，并在延安以南的甘泉下寺湾，见到了红十五军团的政委程子华以及扇贝领导人郭洪涛。

三人见面后都十分高兴，郭洪涛与贾拓夫是陕北老乡，而程子华是贾拓夫在苏区认识的老战友，更令人兴奋的是，贾拓夫带来了中央红军的消息。

互通消息后，贾拓夫介绍说明了中央要将陕北作为落脚点的战略意图，随后他又抓紧时间往回赶，向毛主席复命。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随后在这里建立陕甘苏区，而陕甘苏区的建立，也让中国革命进去了新的阶段，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上就说，“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

而作为建议陕北为落脚点的贾拓夫，在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毛主席后来还评价他为“陕北的才子”，新中国成立后，贾拓夫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