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殉难80周年祭：长天渺渺，屐痕处处

1945年8月，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中，一位中国作家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时年49岁。他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1921年6月，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郭沫若、张资平等人成立创造社，同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沉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他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等作品，塑造了“零余者”的形象，开创了“自叙传”抒情小说的新体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鲁迅、茅盾、叶圣陶等43人共同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文学实践。1938年，郁达夫赴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撰写大量政论、时评、杂感、文艺随笔等，进行海外抗日宣传。作为“五四”之子，他以坦诚的笔触，将一个时代的苦闷、觉醒与抗争，熔铸成鲜活的文学记忆。他的名字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更镌刻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郁达夫逝世80周年。本刊特邀学者李杭春、郁达夫之孙郁峻峰撰文，同时摘编现代文化名家郭沫若、夏衍、刘海粟等人的回忆文章，评述郁达夫的文学成就，追怀其满腔赤诚的爱国情怀。

——编 者

《文学概说》，郁达夫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4月初版本

《戏剧论》，郁达夫著，商务印书馆，1926年7月初版本

长天渺渺，屐痕处处

——郁达夫殉难80周年祭

一

站在现代作家的维度，郁达夫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诗人，和一位在小说、散文、游记、翻译等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学作家，其个人身份，更是集书法家、旅行家、出版家、教育家、慈善家、实业家、劳军将领、农场主等于一身。他同时也是戏曲、音乐、美术各个艺术领域的鉴赏家，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各领域的批评家，堪称现代文坛的“全能选手”。

郁达夫是典型的江南才子。20世纪末的1896年，郁达夫出生在富春江边风川秀丽、“只有瑞士的日内瓦湖差可仿佛”的富阳。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山水城市，既具山城之美，也有江城之秀，这片山水赋予了他敏锐、通透的心灵和清丽、毓秀的诗文。郁达夫出生的时候，满家弄郁家已经盛景不再，与鲁迅一样，郁达夫也经历了时代变局招致的“家道中落”，但与看透世态炎凉的鲁迅不同，家道变故加深了年幼的郁达夫细腻、敏锐、自卑、感伤的个性，同时也让他对于苦难更为敏感，同情弱者，从而另立一种别样的抒情和叙事方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文学作家。

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郁曼陀前往日本留学，第二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1916年秋，他放弃已读了一年的医科，转入该校文法科，开始恶补外国文学。预科四年里，“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1919年他预科毕业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成为该系从法学系经济学科独立设系后的第一届学生。

在日本名古屋八高求学时的郁达夫 郁峻峰 供图

在此期间，郁达夫以“春江钓徒”为名，在上海《神州日报》、杭州《之江日报》以及日本杂志上发表诗作。这位“九岁题诗四座惊”的天才诗人的少时旧作，大多通过发表得以传世。日本汉诗界服部担风、冨长觉梦等诗人对其人其诗激赏有加。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中有记，作为日本《新爱知新闻》“汉诗栏”编辑，达夫诗作发表，担风必有批赞。1916年6月26日《日本谣》刊载时，担风赞语为：

郁君达夫留学吾邦犹未出一二年，而此方文物事情，几乎无不精通焉，自非才识轶群，断断不能。日本谣诸作，奇想妙喻，信手拈出，绝无矮人观场之憾，转有长爪爬痒之快，一唱三叹，舌挢不下。

继而，郁达夫“诗而优则文”，除《紫荆花》《晨昏》《两夜巢》《圆明园的一夜》等小说试作外，1920年前后，相继构思完成《银灰色的死》《沉沦》《友情与胃病》《南迁》等多篇小说。1921年10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横空出世，准确反映了当时年轻人敏感而脆弱的“时代苦闷”。11月21日，《申报》为《沉沦》做了极富感染力的广告：

新文艺运动起来以后，五年中间，我们中国的创作，可与东西各艺术家的作品相并的，一篇也没有。《沉沦》以下的三篇小说，描写的都是世纪末的青年的烦闷，有血有泪，淋漓尽致。凡现代怀着世界苦的青年们，都不得不拍案共鸣，为《沉沦》的主人公痛哭。

这之后，郁达夫以“小说第三”（刘海粟语）的文学天赋和并不算多的创作数量，迅速成为那一时期广为大众接受的小说作家；而他的诗歌和散文，文学价值也很高。

二

世人都称郁达夫小说为“自叙传”，主张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因此，从理念上讲，自叙传作家都比较着意于体验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以便在文学创作中展示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那种“生活和艺术紧抱在一块”的写作状态，使得郁达夫的小说特别能呈现个人生活的精彩瞬间和社会活动的真实历史。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发现，不断地迁徙、流离和奔波，似乎是郁达夫一生的宿命，丰富而不重复的生活经历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和素材。日本期间以《沉沦》为代表的留学生故事，为现代文学开辟了“留学生文学”的最初样板；自日本回国后，郁达夫的足迹遍及安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福州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直如其自称的“屐痕处处”。可以想见，正是这样闯荡、放浪和不安于一隅的“艺术的生活”，给了作家“自叙传”的全部底气和力量。

同时，郁达夫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当他在家写作的时候，他称自己为“失业者”。这份对于“职业”的执念，同样也是郁达夫体验生活的一条径路。比如编刊、教书，不仅是郁达夫的谋生手段，也是其广结友谊、细观生活、累积素材、展拓文字空间的重要途径，为其“自叙传”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类型和广阔的叙事背景。

郁达夫自1921年赴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担任英文教员这第一份教师职业以后，尽管并不擅长课堂教学，他仍先后在北京大学（1923-1925）、武昌师范大学（1925）、中山大学（1926）、上海法科大学（1927）、安徽省立大学（1929）、杭州之江文理学院（1933）等各校任教，前后长达12个年头。

安庆是郁达夫的首个教学“基地”，也是其早年的文学大本营之一，孕育了郁达夫多部不朽的作品，其中《茫茫夜》和《茑萝行》分别以作家两个学期的教学和生活为原型，真实而艺术地还原了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也是郁氏小说从“性的苦闷”转向“生的苦闷”的典型代表。

北大的边缘状态也唤起了郁达夫强烈的情感反应，他笔下“零余者”这一人物标签，应该是在北京被充分验证的。如果说《沉沦》时代的郁达夫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写小说强说愁，那么北大时期《薄奠》《十一月初三》《零余者》中那种“零余者”的凄怆和愤懑，已被从模糊的、基于概念的艺术形象身上剥离下来，成为作家真实、清晰的体验。

1926年，郁达夫在中山大学任教，年底离粤抵沪。作为一位已过而立、“从前也看过一点政治经济的书的人”，对这座旧势力大本营、新革命策源地的城市颇不能如意，对被革命狂欢掩藏的迷雾、黑幕甚至不吐不快。除引起轩然大波的《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外，同时孕育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迟至1932年年初完成。这个以一·二八战火为背景的中篇，人物命运起伏几乎与时代的动荡、变迁完整契合在一起。这在郁达夫一向专注个人情感书写的小说创作中颇为特别。

1933年，郁达夫移家杭州以后，作品全集和自选集相继出版，其版税收入日丰，遂渐渐脱离了教师、编辑等“有识的无产阶级的最苦的职业”，赋闲杭州近三年。同时行游四海近三年。甚至他1936年初赴福州、1938年底赴南洋，原也只是“多看一点山水，多写一点文章”“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表面来看，郁达夫的这般行旅，既“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似乎真把自己做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事实上，这只是作家的一种表象，一种“伪装”。在基于观察、体验、思考、记录的游记散文成为其此间“自叙传”式写作的主力的时候，作家骨子里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和批判，在游记里也体现得十足充分，比如《钓台的春昼》对“中央党帝”的讥刺，《花坞》里对商业化的“下劣趣味”的批判等，无不与作家的知识分子情怀息息相关。

郁达夫与妻子孙荃及儿子龙儿 郁峻峰 供图

三

郁达夫最让人爱重的人格就是真实、坦诚，“没有创造气”。所以，以诗观之，他的著书谋粱是真实的，他的重色毁家是真实的，自然，他的爱国爱乡也是真实的。对于作家来讲，作品真实而能动人，是一种非凡的本领。生前，郁达夫是真实而透明的；身后，其诗其文，自也是清澈的风貌。

从郁达夫的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位作家对自身才华的自信。《四十自述》中自称“九岁题诗四座惊”；在四所中学游荡，接受了不满一年的初中教育，却在赴日一年后考入东京一高，一所日本人都引以为豪的大学预科；在长兄引荐下，在日本与日本诗人和诗人团体往来密切；考进东京帝大，与郭沫若等一干同学发起成立创造社；与鲁迅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并共同成为现代小说的泰斗；他一生友朋无数，生活浪漫，婚恋传奇一度是众人艳羡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天赋异禀的郁达夫好像没什么理由“卑己自牧”，但其影响深远的自叙传小说和纪实体散文，留给世人的抒情主人公却常常是一个身无长物、哀哀切切的“零余者”形象，生活困顿，爱情旁落，报国无门，济世无方，总是处在自责自问、自伤自悼之中。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自怜、自我贬抑，成了郁达夫人物形象里标签式的印记。这种文字“卑己”，或亦是郁达夫在以自我解剖、自我暴露、自我“牺牲”的方式，显示处于现代社会转型大潮中知识分子的柔弱与无奈。

表面如此“颓废”“病态”的郁达夫，其实一直都有“革命”情结。他发起自由大同盟，加入左联，与鲁迅创办《奔流》，同时跟“普罗作家”蒋光慈走得很近，还是中国较早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问题的作家。的确，郁达夫像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尤其20世纪30年代初，他同情无产阶级，自获右翼势力“警告”；力主自由写作，又遭左翼文坛驱逐。尽管他一直自称“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只是一名作家，不是一个战士”），但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即表示“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这不只是一句慷慨激昂的口号，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数度前线劳军，远走南洋以后，仍坚持以报纸、期刊为阵地， “为努力宣传抗战”而积极撰述政论、随笔文字，组织义演、义卖，发动集资、募捐，用各种方式鼓舞和支持国人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他在印尼，则利用被日本宪兵拉作“通译”的机会，力所能及保护华侨和当地抗日民众，1945年8月29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近半个月后，以日本宪兵“惧其他日为文泄日军实相”（杨嘉语），郁达夫被暗杀于苏门答腊。

郁达夫是一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牺牲生命的革命烈士，也是一代有文学情怀、更有政治情结的现代文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我看来，文学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作家、文人，更是有道义、有良知、有担当、有谋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家国情怀，有使命意识，更有牺牲精神。同样是书写自我情感，书写小我情感，书写弱我情感，甚至是病态、扭曲的“性的苦闷”，郁达夫能把一己的感受、体验，与时代、与家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我们所说的“爱国爱家”“忧世忧民”，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郁达夫以他的写作和影响表明，文学与政治，艺术与理想，个我与群我，羸弱与高尚，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其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使命意识和牺牲精神，以及积极向善、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等人类的崇高情愫，自可以无关种族、不论魏晋，是任何时代、任何族类的共同追求。

谨以此文，纪念80年前消失在赤道线上的爱国主义战士、诗人郁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