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带小三王映霞给母亲拜寿，郁母高声宣布开饭！为原配出气

1930年代初的富阳，郁家老宅张灯结彩，为郁老太太操办七十大寿。堂屋正中央，老太太端坐如仪。

三儿子郁达夫，这 位早已蜚声文坛的才子，携着新婚燕尔、光彩照人的王映霞上前，准备行跪拜大礼。王映霞精心装扮，正欲屈膝，一个身影却比她更快——原配孙荃从旁闪出，一言不发，动作干脆利落地跪倒、叩首，完成了对婆婆的祝寿。

礼毕起身，郁母随即站起，目光扫过全场，高声宣布：“开饭！”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满堂宾客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僵立一旁的王映霞身上，她的脸色霎时惨白如纸。

一场精心准备的名分之战，在婆婆无声的裁决与孙荃沉静的坚持下，化为泡影。这并非偶然，而是郁家恩怨情仇积累的必然爆发。

郁达夫和王映霞

要理解这场寿宴上的风波，得从故事的起点——孙荃开始。

富春江畔的富阳，孙家是当地有头有脸的望族。孙家小姐孙荃（本名孙兰坡），自幼浸润诗书，女红精湛，是典型的闺秀。

1917年，21岁的她，经媒妁之言，与远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订下婚约。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带着“门不当户不对”的意味。郁家清贫，几乎拿不出像样的聘礼。孙家却展现出罕见的开明与体谅：主动送女儿出嫁，免去一切繁文缛节，连嫁妆也力求从简。

然而，命运似乎开了个玩笑。大喜之日，孙荃身染疟疾，强撑着病体，脸色苍白地被搀扶着跨进了郁家低矮的门槛。揭开盖头的郁达夫，面对病容憔悴的新娘，兴致索然。新婚之夜的孤寂红烛，仿佛预示了她未来漫长的坚守。

婚后的生活异常清苦，但孙荃没有怨天尤人。郁达夫为生计四处奔波，常年在外，是她独自一人守在富春江畔的老宅里，承担起养育子女的重担，尽心侍奉婆婆。郁达夫虽然文名渐起，但时常囊中羞涩。当他连北上的路费都凑不齐时，是孙荃默默摘下仅有的首饰走进当铺，为他铺平道路。

即使在旧式婚姻的框架内，孙荃也凭借自身的才情赢得了丈夫的敬重。两人鸿雁传书，她写的旧体诗，格律工整、情真意切，水平之高，竟常被误认为是郁达夫的手笔，连郁达夫本人也由衷赞叹她“压倒晚清一众老秀才”。这份敬重，是维系这段婚姻的重要纽带，也是日后郁母始终认定孙荃为正室的根基所在。

郁达夫与原配

时间推移到1927年初的上海。在一位朋友家的客厅里，32岁、已是名满天下的作家郁达夫，目光被一位少女牢牢锁住。

她就是19岁的王映霞，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青春洋溢，体态健美，笑靥如花，正是郁达夫最欣赏的“肥白高壮”类型。面对偶像的炽热目光，作为郁达夫狂热粉丝的王映霞，很快便沦陷在才子名望与浪漫攻势下。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流连于上海的西餐厅、电影院，郁达夫不惜挥金如土，极力满足着年轻女孩对都市繁华的向往。

然而，当王映霞得知郁达夫已有妻室，甚至孩子都已好几个时，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现实的考量让她退缩了。她选择逃回杭州老家。

郁达夫岂肯罢休？他冒着风雪追至杭州，在王映霞家门外苦候数小时，却吃了闭门羹。不甘心的郁达夫开始了密集的情书轰炸，字字句句充满激情与决绝：

“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做自由的女王？”

“我的地位、家庭，在我眼里不值半分钱。若你能懂我、接受我，生命也可牺牲！”

面对王映霞母亲和外祖父王二南的强烈反对，郁达夫使出浑身解数，以才华和诚恳打动了饱学之士王二南。1927年6月5日，二人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一场豪华订婚宴，宣告“结合”。一个关键且残酷的事实是：郁达夫此时并未与孙荃办理正式离婚手续。这场“结合”在当时的法律和社会观念下，名分始终存疑。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的同一日，远在产房里的孙荃正经历着生死考验，拼尽全力生下了她与郁达夫的第三个孩子。噩耗传来，得知丈夫的背叛与公然另娶，孙荃悲愤欲绝，一度以死相胁。最终，她怀抱尚在襁褓中的新生儿，心如死灰地回到了富阳郁家老宅。从此，她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孤守，将自己的命运与郁氏家族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王映霞以“新夫人”、“新式女性”自居，跟随郁达夫出入社交场合，生活优渥。然而，“名分”问题始终如影随形，是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心头刺。

郁达夫在诗文中，曾公然将她比作苏轼的侍妾“朝云”，后来虽改为更含蓄的“霞君”，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轻慢与定位，依然让敏感的王映霞感到屈辱。她渴望得到郁家，尤其是婆婆的正式承认，以彻底洗刷“妾”的污名。

1931年左右发生的一件事，加剧了王映霞的焦虑。郁达夫未与她商量，突然拿走家中一张五百元的存单，跑回了富阳老家。王映霞得知后勃然大怒，她在回忆录中愤然写道：“回富阳与孙荃同居，比嫖娼更不可原谅！”

这次事件让她深刻意识到孙荃在郁达夫心中的分量，也让她对“名分”更加执着。她立即采取行动，聘请律师，逼迫郁达夫签下了一份《版权赠与书》，将部分著作版权赠与她作为保障。从此，郁达夫想给富阳的孙荃寄生活费，都不得不看王映霞的脸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郁母七十大寿的来临，对王映霞而言，成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正名”契机。她执意要随郁达夫返乡拜寿，要在郁氏宗亲面前，在婆婆面前，确立自己作为郁达夫唯一合法妻子的地位。她精心准备，志在必得。

寿宴当日，老宅高朋满座。按传统规矩，拜寿需依长幼顺序进行。轮到郁达夫这一辈时，他自然地去拉王映霞的手，准备一同上前跪拜母亲。就在此时，一直端坐的郁母突然开口，清晰而坚定地更改了规则：“男女分开拜。”

这个指令让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愣，但无人敢违逆。男丁们先行上前拜寿完毕。轮到女眷时，王映霞整理衣衫，正准备上前行礼。站在一旁的孙荃，仿佛早已洞悉一切，也积蓄了太久的力量，她猛地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前，稳稳地跪倒在婆婆面前，郑重地行完了叩拜大礼。整个过程异常安静，却充满了无声的张力。孙荃礼毕起身，郁母随即站起，目光甚至没有在王映霞身上停留，直接宣布：“拜寿礼毕，开饭！”

王映霞僵在原地，精心构筑的“正名”期待瞬间崩塌。满堂宾客的目光如芒在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堪与冰冷。席间，她几乎无法下筷。

这一刻，她无比清晰地认识到：无论在上海如何风光，如何以“郁太太”自居，在郁氏宗族的眼中，在婆婆的心中，她始终是那个破坏他人家庭的闯入者。而孙荃二十年如一日对郁家的付出、对婆婆的侍奉、对子女的抚育，早已为她赢得了整个家族根深蒂固的尊重和认可。

郁达夫

郁母这一堂无声的“开饭令”，不仅是为孙荃出了一口积压多年的恶气，更是对传统伦理的一次坚定维护，是对“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一古训最有力的诠释。

寿宴的羞辱，成了王郁关系急转直下的分水岭。王映霞的心态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她彻底看清了自己在郁家的真实地位，心灰意冷；另一方面，她更加渴望在外部世界寻求认同和价值。

此时，军统头子戴笠对王映霞的纠缠也日益明显。为躲避是非，郁达夫于1933年举家迁往杭州，并耗费巨资建造了后来著名的“风雨茅庐”。

然而，这座本意为避风港的宅邸，在郁达夫远赴福州任职后，却迅速成了王映霞社交生活的中心。她抛下年幼的孩子，热衷于各种交际活动，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风雨茅庐”因其女主人的活跃，成了杭州社交圈男士们最爱光顾的场所之一，流言蜚语随之四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局势动荡。王映霞避难至浙江丽水，竟与戴笠成了邻居，接触更为频繁密切。

1938年，郁达夫在武汉的家中，意外发现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暧昧情书。这一发现如同点燃了炸药桶。盛怒之下，郁达夫做出了极为冲动、彻底撕破脸的行为：他将情书照相制版，广散友人，将家丑外扬。

更在王映霞晾晒的一件纱衫上，用毛笔愤然题字：“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 随后，他更是在汉口《大公报》上刊登了轰动一时的“警告逃妻”启事，将王映霞的“不忠”公诸于世，令其颜面扫地。经戴笠派人从中“调解”（实为施压），郁达夫被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则写下了一份“悔过书”，两人在极其难堪的局面下勉强复合。

戴笠

但裂痕已深，破镜难圆。1938年底，郁达夫强携王映霞远赴新加坡，试图远离是非之地。然而，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加上根深蒂固的猜忌与怨恨，两人的争吵更加激烈，关系降至冰点。

1939年，郁达夫将这段充满背叛与痛苦的婚姻，写成《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诗中不仅详述了王映霞的“出轨”细节，还附录了所谓“证据”，将私密家丑彻底暴露在公众视野。

王映霞忍无可忍，撰文反击，痛斥郁达夫是“欺世无赖”、“包人皮骗女人的走兽”。至此，两人彻底恩断义绝。1940年3月，双方在新加坡协议离婚。据说在签署离婚书时，王映霞拍桌怒道：“你毁约了，我要离婚！”郁达夫颤抖着手签下了名字。这对纠缠十二年、育有四子（一子夭折）的怨侣，终成陌路。“毁家”一语，竟成谶言。

离婚后的王映霞，在戴笠的安排下回到国内，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1942年4月4日，在战时陪都重庆，她盛装再嫁华商钟贤道。婚礼极尽奢华，冠盖云集。诗人施蛰存献诗道：“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道尽了她经历风波后的复杂心境。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失去靠山的王映霞选择了急流勇退，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晚年提及郁达夫，她始终坚称其是“疯子”，对自己介入他人婚姻的行为，从未公开表示过忏悔。

而在富春江畔的郁家老宅里，孙荃继续着她孤独而坚韧的生活。她独自抚育郁达夫留下的三个子女长大成人，侍奉婆婆终老。

1945年，当收到国民政府颁发的郁达夫“革命烈士”证书时（郁达夫因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杀害），这位沉默了一生的女子，泪水终于决堤。尽管这个男人抛弃了她二十余年，她仍在老宅里保留着他曾经的书房。据说，她每晚都会在书房点上一盏灯，仿佛在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归来的人，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这份坚守，超越了爱情，成为一种融入生命的责任与道义。

最令人唏嘘的是郁达夫本人。与王映霞离婚后，他在南洋与华侨女子何丽有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然而，乱世容不下才子。1945年8月29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仅两周，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小镇巴耶公务被日本宪兵秘密诱捕，随后惨遭杀害，尸骨无存，死因至今扑朔迷离（有研究指向其抗日身份暴露，也有传言涉及更复杂的政治背景）。

他曾在诗中孤独地呼唤王映霞：“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但命运的洪流早已将一切爱恨情仇席卷而去，再无回头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