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甘肃大地震捐款寥寥无几，3年后日本地震中国人捐了多少？

**用尽一腔热血，最后流向了别人的泥泞**

天黑得几乎看不见五指的时候，人就更容易觉得害怕，尤其在那无边的甘肃西北。1920年初冬的那一晚，谁也想不到，一场灾难正潜伏在沉默的土地下。一瞬间，从宁夏到甘肃，地动山摇，四野之间只剩恐惧，像是老天爷用力撕开了大地的口子。你说，这人活着，能碰上的灾祸，到底有多狠心？

海原地震是那年冬天的刺骨噩梦。夜深了，大多数人沉进了熟睡，火灯兀自昏黄。没等人反应过来，谁家的房子还在，谁家的屋顶还坚固，这一切都跟着地面一起塌下去。说八级五级的，往往只在新闻报纸上讲得清，这回，是真的轮到自己头顶。一块砖头掉下来，就是生跟死的别扭；一堵土墙倒下来，就是一家人阴阳两隔。没什么征兆，能有时间躲的人没几个，多少人这一觉就再也没醒来。第二天一睁眼，有的人再也找不到家，有的找不见亲人。

震后第二日，县城里哪还有什么县城。满地是砖头木头堆成的坟场，野狗野狼不知道从哪冒出来，叼走尸骨，争抢着吃。后来有个幸存的老人提起那一幕，还会哆嗦：天一黑，狗嚎得跟哭似的，人都不敢出来。更别说天寒地冻，那是腊月啊，半夜里凛冽的风跟刀子似的割脸。很多人来不及找衣裳和鞋，就那么赤着脚跑到野外，要饭吃不到，要衣服也没有，只能用门板破棉絮临时搭个窝棚。夜里冷得把牙齿磕碎都不稀罕。

好多人死在地震，不少人却是熬不过接下来的饥饿、瘟疫和冻饿。尸体没人收，荒野上成片地腐烂，腥味里夹着血和泥的味道，外地的记者说见到路边满眼是白骨，人麻了，过路都绕着走。大灾不过是一阵，但灾后那种一点点拖死人命的磨难，也许更坏。你想，那是一百多年前，交通本来就困难，电话又没有，谁能从千里之外飞过来救你？

其实，全国各地都被晃了一下。北京的电灯摇得跟鬼打墙，“上海悬灯摇晃”，广州连石灰都掉成了“雪”。大白天的，街头巷尾都议论地震，可到了受灾最惨的那片荒地，消息像是哑巴，求援像是扔进了枯井。那年中国的“中央”连自己家里都顾不上，哪里顾得上西北小地方？北洋政府当时正折腾得没了头，谁还记得地震后的甘肃、宁夏？

咱们说救灾吧。有人以为“政府”能指望，其实哪有这么美的事。北京说要捐钱，一万大洋甩出来，好像是大发善心，实际连救一座小城都不够。不光如此，地方军阀们各自守着自家地盘，算盘打得飞快，捐点粮食、征点捐款，三扣两扣，转个弯就没影了。有些官员眼里根本没灾民，一边开会一边心里心思着怎么往库房里装银子。最后，送到真正灾民手里的，少得可怜。

那时候，社会上也有点有良心的组织，筹钱救人，可钱还没凑齐，先被中间人分了好几份。有的物资到了西北，能救命的粮食、衣被，有的被黑了，有的就在半路消失了。那年冬天，有人冻死在窝棚里，有人饿死在土堆边，活下来的，就算幸运。但那是怎样的一种幸运？身边没了家人朋友，只剩一口气，才能叫幸运吗？

说到这里，难免要骂一句，但偏偏还没骂完，就得把镜头切到三年后。你不会想到，三年后日本遭遇了关东大地震，伤亡也十来万。可这回，中国这帮“当权的”，一个比一个殷勤：电报慰问雪片一样飞到日本，政府拨款，商人捐物，戏班演出，文人才子书画拍卖，学生少年沿街募捐，北京、上海，南到广东，钱和物排队装船送到日本东京，每一步都煞有介事。梅兰芳下场唱一出戏，卷钱给日本。银行家切一截米面，打包送到日本。

你说怪不怪？咱们自己人在甘肃大批冻饿而死时，没人问一句，轮到别人家，倒是“人道”得惊天动地。连末代皇帝溥仪都慷慨解囊，仓皇变卖文物，筹钱支援灾民。更多的商人、大小军阀，还有文人墨客，个个抢着出名字，抢着捐。上海的报纸更热闹，登社论、做义卖、发动学生，标题恨不得让日本人感动得流泪。你说，这到底是啥心理？

照理讲，中国也不是不穷。这边自家米夹着土喝，下饭菜是一碗冷水。那边仓皇之间，整整一船船的面粉、白米、棉被、急救药，一扛扛、一箱箱，都给日本。这背后当然有许多讲究：外交、颜面、攀交情、政治投机甚至国际影响……无论怎么说，都是人心里一杆秤。

有人可能辩解，说援日是讲仁义。可让人气结的是，这份仁义，咋就没留给自己人？有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家穷惯了，认命了？反倒别人伸手来，怕丢了面子，宁可打肿脸也要撑着？

海原地震之后，那些泥土里翻出来的哀号，后来成了史书上的数字。人心冷暖，比地震还会颤。就算是养活四亿人的土地，分到饥寒交迫那一边，也只能等天亮，再等一场雪小一点、冷一点、好一点的明天。

故事讲到这里，有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只觉得一百年过去，人世变了，灾祸还是会轮到平常百姓头上。当时的老百姓，大概也想问一句——我们活着，到底是靠啥？靠谁？

或许今夜，又会有人回味起，那个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耳边喊一声“救命”，可惜传出去太远，没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