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才子50岁流亡日本，夜夜笙歌，5个月结交700多艺伎

“王先生，你这人儿女之情太多，干大事的志向却太少！”

1879年的日本，一个名叫冈千仞的学者，把这句近乎羞辱的评语，当面甩给了大清国来的思想家——王韬。

这就怪了。

王韬在国内，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被誉为“维新先驱”，连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

这么一个满肚子经纶、一心救国的大才子，怎么一出国门，就被人指着鼻子骂“没出息”？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得先倒回去十几年。

那会儿的王韬，才高八斗，本想着考个功名，治国平天下。可谁能想到，就因为他同情太平军，给人家偷偷出了个主意，事儿就败露了。

京城的一纸通缉令，直接斩断了王韬的仕途。他从一个人人羡慕的江南才子，瞬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通缉犯”。

没法子，只能跑。他躲进英国人的领事馆，最后亡命天涯，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几年。

一个有天大本事却没地儿使的男人，心里能不憋屈吗？

这口窝囊气，王韬足足憋了十七年。

直到1879年，日本人慕名而来，请他东渡日本游学讲课。王韬的人生，这才迎来了转机，也拉开了一场荒唐大戏的序幕。

船一靠岸，王韬傻眼了。

他在国内是“通缉犯”，到了日本，却成了众星捧月的“上国名士”。日本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排着队请他吃饭、听他讲学，那叫一个风光。

压抑了十几年的王韬，一下子就飘了。他感觉自己不是虎落平阳，而是龙归大海了！

抵达长崎的第二天，送走了一波前来拜访的日本人，王韬就拉着朋友钱昕伯，急不可耐地钻进了一家茶屋。

纸门一拉开，一股脂粉香混合着三弦琴的声音就飘了出来。

两个十四五岁的日本小姑娘，挪着碎步就上来了。王韬在日记里写得那叫一个细：“雏鬓覆额……唇涂朱，项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骤见不觉目眩”。

啥意思？就是说，俩小姑娘发型很嫩，嘴上抹的朱红，脖子上的粉，红的太红，白的太白，晃眼！

姑娘们拨着琴，唱着歌，那歌声在王韬听来“呜呜然有类于哭”，但那舞姿“进退疾徐，饶有古法”，让他看得入了迷。

这一夜，点燃了王韬心里压抑了十七年的那团火。他发现，在这个异国他乡，他不仅能找回学问上的尊严，更能找回一种作为男人的……别样的“尊严”。

从长崎开始，王韬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白天，他跟日本友人参观近代工厂，考察新式学校，大谈强国之道，一副悲天悯人的大学者派头。

可一到晚上，他就成了花街柳巷最受欢迎的客人。

他到底有多疯狂？

据他自己后来在书里吹嘘，这短短5个月，他认识的各色艺伎，加起来足足有七百多人！

有名有姓、有过深入交流的，他就在日记里列出了五十多个！

小春、阿朵、小铁、阿清……活脱脱一本“东瀛风月谱”。

在京都，当地朋友为他设下盛大的欢迎宴。帷幕垂下，灯火通明，场面宏大。王韬的眼睛却只盯着场中的舞伎。

他在日记里写道：“正面坐女子十六人，舞伎也；两旁各坐十人，皆操三弦琴，歌伎也”。

酒过三巡，宴席散去，朋友们都回家了。王韬回到旅店，意犹未尽。

旅店老板是个会看眼色的人，立刻给他推荐了两个姑娘。第一个，王韬嫌她脸上的粉太厚，“白如雪，近观全为粉霜”，给拒了。

紧接着，第二个来了。

王韬在日记里留下了让他名声扫地的八个字。他写那姑娘：“年十五六，灯下视之，洁白无比”。

就这八个字，后面还跟了四个更直接的：“拥之而眠”。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日记里的秘密，那他在东京干的事，就是公开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战绩”了。

在东京的一百多天里，他白天拜访公使，寻访古迹，正人君子一个。私下里，他竟同时让两个侍姬陪着自己，甚至为此写下了一首得意洋洋的自白诗：

“一月之中易两姬，要使餐花比馔玉。两行红粉尽嫣然，如余好色流媚目！”

这诗啥意思？就是说：我一个月换了两个姑娘，品尝她们就像品尝美玉佳肴一样！看着两排美女对我笑，连我这样好色的人都看花了眼！

把逛窑子写得这么清新脱俗还引以为傲，古往今来，怕也只有王韬一人了。

纸终究包不住火。

王韬的荒唐事，很快就在日本的文化圈里传开了。有人看不下去，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冈千仞当面斥责他“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面对非议，王韬怎么说？

他非但不脸红，还振振有词：“我这人就是喜欢喝酒，喜欢女人，这都是我的真性情，我干嘛要藏着掖着？”

说白了，不就是“我好色，但我有理”吗？

这事儿立马就炸开了锅。

有人骂他，说这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国内装得人模狗样，一出国就原形毕露，简直把大清的脸都丢尽了！

但也有人替他说话，说文人墨客，自古风流，这是魏晋名士的风度，是看透世事后的率性而为，你们这些俗人懂个屁！

可咱平心而论，一个被朝廷逼得有家不能回的男人，大半辈子都活在压抑里，好不容易有个地方能让他扬眉吐气，他能干啥？

除了在这些温柔乡里，被一个个年轻姑娘崇拜地看着，找回一点做男人的尊严，证明自己还“行”，他还能抓住什么呢？这究竟是他的堕落，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回国的时候，王韬的行李里，多了一只沉甸甸的楠木箱子。

箱子里没装金银财宝，装的就是那几本写满了东瀛风月事的私密日记。他知道这东西见不得光，一回上海就赶紧锁进了书房的柜子底。

可秘密这东西，就像酒香，关不住的。

据说有一次，几个老朋友灌他酒，半开玩笑半起哄地撬开了箱子。这一看，满座皆惊。那日记里密密麻麻的东瀛艳事，比他写的任何救国文章都“精彩”。

从此，人们再提起王韬，眼神都变得复杂起来。再看他那本著名的《扶桑游记》，总感觉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脂粉气。

这位一心想救国的大才子，最终留给后人的，除了那些慷慨激昂的维新思想，还有这一屁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风流债。

这到底是才子风流，还是斯文败类？各位看官，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