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城获名详考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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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朝阳（cháo yáng）是一座具有近1700年建城史的古城，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上常因民族冲突、政权更迭等原因数度更名。清代中期后，关于古城“朝阳”历史名号的考证渐渐成为一个地方史研究课题，以致方志中关于“建置”的介绍也总是带着考辨的意味。特别是关于今名“朝阳”的由来，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在前人考据的基础上，通过发掘“朝阳”获名背后的问题及史上命名的规律，分析后得出朝阳城因城东凤凰山而得名是最为接近历史真相的说法。

关键词：朝阳 地名学 凤凰山 承德府

一、关于朝阳城获名学说及问题

（一）朝阳城的获名说例举及简释

历史文献及考古证明辽宁朝阳这座古城始建于东晋咸康七年（341），初名“龙城”，后经北魏隋唐时期的“营州”（又名昌黎、柳城），辽金元时期的“兴中”（又名霸州），再经过明及清初的“三座塔”到清代中期后的“朝阳”，至今已有1685年（341—2025）的历史。以上“三座塔”及以前的历史名号，或清晰或模糊，但于其命名皆无争议，唯有“朝阳”，出现得最晚，讨论却最多。如《朝阳市志 · 地名 · 地名考》便录了四种学说，崔向东《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的文化解读》一文则录了七种学说。

朝阳城获名来自“朝阳县”。“朝阳县”一名始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廷升热河厅为承德府，改三座塔厅为朝阳县，史志记载颇为清晰。《钦定热河志》载“本朝初内属，乾隆三年设塔子沟厅，为厅东境地，三十九年析置三座塔厅，四十三年改设今县”。《承德府记 · 建置》引录《热河志》有关内容外更有详情介绍，具言“全境设五厅······后析八沟厅北境为乌兰哈达厅（即今赤峰），析塔子沟厅东境为三座塔厅······乾隆四十三年，升热河厅为承德府，余厅改一州五县属焉”。此后又见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 · 建置》之转述。沈芝《朝阳城隍庙碑文》亦道“朝阳之古城久颓，清乾隆四十三年，始改辽兴中府故治为朝阳县”，与前志大体吻合。然于其更名之原因，诸方志及碑碣却没有述及。清高宗弘历第四次东巡曾途经朝阳城并赋诗《过朝阳县》，其语云“兴中之府朝阳县，三塔一颓其二存，残碣犹传张氏记，千秋兴废不堪论”。如诗所论，“三塔一颓其二存”，名不副实应为三座塔更名的内因，亦为大家所公认。但为何改称“朝阳”，在此仍是一个问题。

由于史志文献中缺少对“朝阳”二字的注解，因此也产生了朝阳城获名讨论，这些讨论由来已久，几乎与“朝阳县”名号的设立相伴而生。自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来，有关说法便见于文人的笔记、金石等，今在前人考据的基础上整理出八种学说，按其讨论出现的时间顺序备述于下并附简单释读。

1.“朝阳洞”说——蜀中才子李调元发掘出来的假说

清代直隶通永兵备道李调元（1734—1802）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受遣于军机处赴热河地区复审承德府各州县秋谳（核准死刑案件），在此期间闲作各地风物笔记为《出口程记》，其中关于朝阳县之得名载有：“县旧名三座塔，以塔有三，故名。今只存二座，其一于乾隆七年倾塌，市人建关帝庙补之，基阜尚存。县南有凤凰山，嵚崎秀削，山下有朝阳洞，县得名以此。”

作为一种学说，“朝阳洞”说来源于李调元的关注，《出口程记》则为讨论朝阳城获名最早的文献。但“朝阳洞”说成说后则一直隐没无闻，也从未引发世人的关注及热议。21世纪后，随着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及发掘，此说才渐渐浮现于世，如陈守义《地名“朝阳”诂义》、崔向东《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的文化解读》于李调元的朝阳洞说皆有引录，谢景泉《朝阳县名称来历考辨》则对此说给予了强有力的认可。

2.“凤鸣朝阳”说——来自清代地方官绅的释读

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弘历第四次东巡路过朝阳县，为迎接乾隆皇帝的到来，朝阳的官绅曾于当时的南、北大街街口各建造一座牌坊，分别题额“帝德广运”和“凤鸣朝阳”。其中，“帝德广运”语出《尚书 · 大禹谟》，“凤鸣朝阳”则成典于《诗经 · 大雅 · 卷阿》。如果说“帝德广运”于乾隆皇帝的巡访有阿谀，那为什么要在匾额上题写“凤鸣朝阳”呢？因为“凤鸣朝阳”不仅是关于朝阳城所在位置及地理环境的表述，其中更是蕴含着对朝阳城命名缘由的思考，此中的“凤”即暗指朝阳城东的凤凰山。田立坤的《凤凰山 · 朝阳名称考》一文可归于此类，文中有结论言“附会于凤凰山”。

此说作为一种对朝阳城所在位置及地标的思考和描述，早已成为朝阳人熟知的地理文化常识，并在此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域内外的人所接受，如《朝阳古城考古纪略》道“因城东有凤凰山，遂以‘朝阳’名县，寓凤鸣朝阳之意”。但是，此牌坊（图1）作为朝阳城得名的重要例证，因实物（证物）在20世纪60年代消亡，一直没能进入当下大多数学者的视野并最终成为考辨朝阳获名的有利证据。唯谢景泉《朝阳县名称来历考辨》一文于此有所提及，但他认为这是“皇帝恩德泽及天下”时出现的祥瑞，与乾隆三十八年下诏处置土默特房地租课案有关。

3.“民安物阜”说——来自桃花吐堂人的思考与希冀

北票市（朝阳市托管的县级市）博物馆藏有今双塔区（朝阳市辖区）桃花吐镇上桃村旧有之清代建筑遗迹：名曰“堂子”的一组石雕栏板。其中的一对望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内容为“一德格天□八方，民安物阜是朝阳”，亦可谓关于朝阳县或朝阳城获名的一种释读。

桃花吐于清代属朝阳县，建国后朝阳县东北部（伪满时设土默特中旗）析为北票县，桃花吐随属，今则属朝阳市双塔区。2005年，桃花吐堂子的石雕栏板为北票市文管所收藏，其联文于近几年随着《朝阳碑志》一书的编写才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今从上下联文表达的对应关系看，“朝阳”应为地名，即堂人的家园。“民安物阜是朝阳”则表达了时人对家园的礼赞和憧憬，其中亦暗含着对朝阳一地获名的思考。但研味之，不难发现下联的判断语气明显含有一种对既有表达的质疑或纠正，今结合本文讨论的主题，亦不难看到此言作为一句关于朝阳获名的民间释读，所驳斥的应该是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既有成说，对比此前仅有的两说后可断为“凤鸣朝阳”说。

4.“引诗”说——来自县长周铁铮的呈报

民国朝阳县县长周铁铮于1931年呈给热河省政府民政厅的报告说，“因县街东临凤凰山，诗云‘凤凰鸣矣，于彼朝阳’，即取‘凤鸣朝阳’之意也。故定名曰朝阳”。

“引诗”说始见于《辽宁史迹资料》，后又见于《辽宁省县名志》《地名学研究》《朝阳地方掌故》《朝阳地名源考》等著述。此说流布最广，但21世纪以来却频遭质疑和否定。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诗经》的“朝”（zhāo）与朝阳城的“朝”（cháo）风马牛不相及，可参见陈守义《地名“朝阳”诂义》、谢景泉《朝阳县名称来历考辨》等讨论；其二认为是周铁铮个人的杜撰，认为此说出现得比较晚，不及“朝阳洞说”的历史悠久，故不可取，见崔向东《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的文化解读》、陈守义《地名“朝阳”诂义》等讨论。

今看《诗经》之“朝阳”，其含义或为时间或为方位，定然与今朝阳城无关，但是，作为一种起名时的引经据典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朝”字的读音（zhāo或cháo）当不能成为命名不成立的借口，因为汉语自古就有言、文两立的特殊性，出现古今异读或转述之白文现象，亦不足为怪，如陈寅恪（què）便常被今人异读为“陈寅恪（kè）”，六（lù）安白读为“六（liù）安”。另外，除了陈守义和谢景泉，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周铁铮的“引诗”说与“凤鸣朝阳”说之间的联系。其实，从本质上讲周铁铮引诗一说就是“凤鸣朝阳”说的翻版，也就是说“引诗”说一直就是乾隆四十八年以来的官方态度而非周铁铮的个人杜撰。

5.“石刻文献”说——附会于出土碑碣的记录

据传在今朝阳市孟克乡八宝村，曾有群众于民国期间在当地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朝阳”二字，因命此地为“朝阳”。

此说见于郝国栋《朝阳地名源考》，后又为崔向东《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的文化解读》转载。虽为一说，但不知所记之依据。今调查朝阳博物馆亦不见此出土文物，民间更不见此说之流传。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所载记的此类故实则是清代移民于三座塔下挖掘出一块残碑，其上载记“兴中”（辽金元时期城市旧号）二字，人们方知三座塔即史书所载之辽西名城。

6.“山南水北”说——发掘于传统文化的推论

山南水北为阳，自古以来就是地名学的经典学说。当代以来，因为朝阳城命名史料的缺乏，一些人便从传统地名学里寻找依据并试图对号入座，认为今朝阳城在大凌河以北或大青山（又名“努鲁尔虎山”）以南或凤凰山以南而得名。如《东北市县沿革及地名由来》释“因县城位于凤凰山的南端，故而得名朝阳”；再如，又有人据《朝阳县志》所载《韩瑜墓志》文“县西二十里之朝阳沟，于民国五年，山水冲破土崖，发现古墓一，有碑文可辨，知为韩瑜墓”“改葬于霸州之西，青山之阳”两句来立说，见崔向东文《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的文化解读》。

且不说《东北市县沿革及地名由来》释朝阳城在凤凰山以南为严重失实，其他有关青山之南、凌河之北说亦不够准确。朝阳城（尤其老城）的实际位置并非在大凌河以北而是以西，亦非在大青山以南而是以东。当然，地理中说的阴阳在现实中不一定就是绝对的正南正北，有时山之东、水之西亦可称“阳”。如建平县深井镇的“朝阳寺”就是因背山面东而称“朝阳”的，其寺内《兴隆山新建朝阳寺碑序》言“其地东向，占五行之秀德，受四时之和光，故尊其号曰朝阳寺”。建平县历史研究会的刘志军先生言当地蒙古族的传统也是以山之东、水之西为阳的。清代朝阳城曾属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地，不过，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座塔更名为朝阳县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些方位因素，今找不到一点文献根据，但当时包括三座塔厅在内的诸多地区的更名实际上反映的是内蒙古会盟制度在辽西的衰落，是为内属。另外，朝阳城西距大青山八十里，而出东门越凌河就是凤凰山，参考阴阳学说定位朝阳城也没有必要舍眼前之凤凰山而参考大青山，况且大青山的名号是远逊于凤凰山的。

7.“皇帝赐名”说——当代民间的杜撰和臆想

当代亦有口头传言说“朝阳”一名为乾隆皇帝御赐。释曰乾隆皇帝东巡时路过朝阳题写了“凤鸣朝阳”的匾额并作《过朝阳县》一诗，朝阳城因而得名；又，乾隆因忌讳“龙”字亦将城东的龙山改名为“凤凰山”。此说亦可参见崔向东《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的文化解读》一文列举。

乾隆第四次东巡时确实路过并驻跸朝阳，且有赋诗为证，但是为朝阳及凤凰山赐名不免失实。乾隆四十八年（1783）弘历东巡时“朝阳县”已有其名，凤凰山（古称龙山、和龙山）则至晚在清初时也已有现名。另，作为一种信口传说，亦有将朝阳城的命名附会于清末文人许植椿的《游凤凰山》一诗的；还有作为民间故事的柳姑（仙女）与朝阳（男青年）的“九凤朝阳”说，此皆为民间文学的杜撰，因缺乏历史根据，在此不予多议。

8.“日出东方”说——走向玄学的文化之思

2000年后，始有文化学者从文化和哲学层面思考朝阳城的命名，提出了“日出东方”一说，首见于周向永《明夷、朝夷及其相关问题考实》一文，继有陈守义《地名“朝阳”诂义》、崔向东《朝阳地名来历与含义的文化解读》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但是，此说非但没有解决朝阳城获名的实际问题，反而将朝阳城命名的思考引向了玄学。如陈守义《地名“朝阳”诂义》一文的撰写将“朝阳”与红山文化、箕子东迁朝鲜联系起来，并引述《资治通鉴》载褚匡颂北燕冯跋语“陛下龙飞辽碣，旧邦族党倾首朝阳”，视为今名“朝阳”之伏笔，然后又与三燕考古发现的冯素弗墓椁顶星象图及帝喾、颛顼等传说联系起来，论证“朝阳应是日出神话的源生地，是真正的太阳之乡”，不免失之于神秘。

（二）众说纷纭之现象分析及疑问

关于朝阳城的获名，“朝阳”一名出现得最晚且争议最多。其获名不同于此前的“龙城”“营州”“兴中”及“三座塔”简单而无争议，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命名的权威表述，而追溯此问题的产生，挖出最初的命名者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朝阳”一名究竟出自何人之口，至今找不到准确的史载。《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朝阳县志》关于“三座塔厅”更名为“朝阳县”一事有记录，相对而言，《承德府记 · 建置》的表述更全面一些，文中写道：“乾隆四十三年，奉旨改六厅为六州县，该热河同知为承德府知府以统之。其六厅，一曰喀喇河屯，今改滦平县；一曰八沟，今改平泉州；一曰塔子沟，今改建昌县；一曰三座塔，今改朝阳县；一曰乌兰哈达，今改赤峰县；一曰四旗厅即土城子，今改丰宁县。”“奉旨改六厅为六州县”的表述亦见于《清高宗实录》卷1050“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甲午”条之“朱批周元礼折”，文载直隶总督周元理上奏“热河地方更定事宜”道：“热河同知奉旨改为承德府，其余六厅拟改州县名目。如喀喇河屯厅拟名滦平县，八沟厅拟名平泉州，四旗厅拟名丰宁县，塔子沟厅拟名建昌县，乌兰哈达厅拟名赤峰县，三座塔厅拟名朝阳县。”

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使用了一“拟”字，但诸方志中却不见征求意见及讨论过程等记载，说明此次厅改县关于热河辖区的重新命名当为热河同知（后来的承德知府）和直隶总督的构思。封建社会里，地名的起用更替皆由上级主政官员拟定是很普遍的事，此类事件在朝阳地区于民国三年时亦曾再度上演。民国二十年《凌源县志初稿》“建置”篇载，民国初期，全国统改各省之府厅州为县，改知县为县知事并隶属省长以规划一，因热河省建昌县与江西省建昌县同名而改名“塔沟县”，旋又更名“凌源县”，时“新印已颁，适县知事孙公襄周特援洮源、泌源命名之例，请更今名”。伪满版《凌源县志》“建制沿革”亦载“民国三年，印已颁，官绅以其称名不雅，特援洮源、泌源命名之例请更今县名”，又“按二十年三月又奉令设治‘凌南’······”以此看，自清代以来，朝阳等州县的命名及更名权至少在省府或更高一级的官署，其操作也从没有主动征求过地方意见，至民国时期仍如此。

升热河厅为承德府，将辖属的“喀喇河屯”更名为“滦平”，将“乌兰哈达”更名为“赤峰”，皆为蒙语改汉语，体现了清廷于蒙地推行汉治的用心；而将“八沟”改平泉，将“塔子沟”改建昌，则有弃俗从雅、除旧布新之意。“滦平”作为北京的东大门且地临滦河，取“滦河无患，人民得平安”之思；“平泉”即平地涌泉，乃康熙皇帝盛赞八沟之语（“圣地平泉”）；“建昌”乃历史上建德郡和昌黎郡的故地，为其旧名合称。从上述情况看，承德府或直隶省将所辖地区更名亦有政治上的图新思考，但分析其取名的主要依据仍为所在地的山水地标及历史故实，而朝阳县更名的设计思路较其他州县有点特殊，从文字表层似乎看不出地标及故实来。

二、朝阳城获名的学说分析及辨正

从上文的介绍及释读，可见朝阳城获名的诸多说法，其中前四种学说无论从方法还是命名逻辑上来说都是能够讲通的。第五种说法缺乏事实及考古依据；第六种说法虽出于正统命名，但与朝阳城的实际不匹配；第七、八两种或为文学杜撰或为玄学，皆为不着调之说。

分析朝阳城获名的前四个学说，“朝阳洞”说体现的完全是地标观。“凤鸣朝阳”说、“引诗”说其实为一（见前文论述），二者从表面看虽为咏诗，实际上也是关于地标的表达，诚如考古学家田立坤先生的研究和总结：“朝阳获名实则附会于城东凤凰山。”分析“凤鸣朝阳”一语的取用，不采“凤凰”（实际山名）而撷“朝阳”（虚设概念），一则命名时可能考虑到与辽东凤凰卫的重名（明成化十七年设凤凰城堡、清康熙二十六年设凤凰城守尉），二则作为新区县的设立也寄托了一定的政治思考。而“民安物阜”说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关于“凤鸣朝阳”的认识和思考，亦为民间政治愿望的表达。其实，作为一种政治愿景的表达，无论官、民，其意见基本都在谋求社会发展繁荣的框架内。而建立在地标学基础上的诸说则见明显的分歧，关于其分歧所在，简言之就是朝阳城的地标究竟是“朝阳洞”还是“凤凰山”。就上述问题，笔者试述如下。

（一）“朝阳洞”不是朝阳的地标

1.各地随处可见的朝阳洞并非朝阳城的专属

首先，且不说全国各地叫“朝阳洞”的地方比比皆是，仅就朝阳地区来看，以“朝阳洞”命名的山洞也有很多，例如：凤凰山主峰下的朝阳洞（名称见凤凰山上寺铜钟、《朝阳县志 · 凤凰山》）、朝阳县南双庙镇单家店村的朝阳洞（《钦定热河志 · 山三》《朝阳县志》载为“古槐山朝阳洞”）、朝阳市龙城区（旧属朝阳县）的昂吉山朝阳洞（见《承德府志》《朝阳县志》载记）、喀左县的龙凤山朝阳洞（见《塔子沟纪略》《凌源县志》）等。由此可见，“朝阳洞”是一个俗名，其定义除了洞口向阳外，并无其他意义。再就是，朝阳本地有很多叫“朝阳洞”的地方，如乾隆三十八年刊印的《塔子沟纪略》写到的凤凰山朝阳洞、古槐山朝阳洞、兴隆山朝阳洞，早就成了寺院的名字（另还有北票市上园朝阳寺、朝阳县木头城子朝阳寺）等。另，《钦定热河志》所载热河（今承德）多地亦有“朝阳洞”，如“常山峪在鞍子岭南八里有行宫，朝阳洞在常山峪西十里”。“朝阳洞”如此多见，承德知府若无视之，依然要依托于凤凰山上一个进深才盈丈的洞窟来为朝阳县命名，则显得十分不合情理，甚至于是一种无知。实际上，无论是域内、域外，朝阳洞作为凤凰山上的一个景点，其对人视觉、观念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凤凰山本身以及山上的辽塔、古寺。

其次，朝阳地区的金石文献所标记的属地及方位皆不见“朝阳洞”。纵观朝阳地区的清代碑刻、钟铭，于凤凰山多有提及，而“朝阳洞”则很少出现，即便偶有出现也不是地标，更多时候指称的都是寺庙的名号。如《凤凰山铜钟铭》，其上铭文载“辽东锦州府城西北古柳州大凌河南凤凰山朝阳洞，古佛宝刹虽不似古昔之庄严，亦可续源流之因果”，可见，凤凰山朝阳洞乃古刹的名字。再如，朝阳关帝庙有一座嘉庆年铸造的铜钟，其上一幅铭文亦有“朝阳洞”，然亦非地标，而是四个协力铸造单位之一。四个单位分别为“凤凰山朝阳洞”“凤凰山延寿寺”“牤牛营常安寺”“麒麟山闻仙洞”，这里的“凤凰山朝阳洞”和“麒麟山闻仙洞”显然也都是寺庙的名字，而且作为铜钟铸造的赞助单位，其中也透漏出“凤凰山朝阳洞”与朝阳关帝庙的紧密联系和辖属关系。

再次，乾隆皇帝及上层官绅所知晓的“朝阳洞”也不在凤凰山。乾隆四十八年弘历第四次东巡过朝阳县，先行秘书提供的备考材料有风物一栏，其上载有“朝阳洞”，但其指称的不是凤凰山上的那个朝阳洞，而是距今市区七十华里的朝阳县南单家店村的朝阳洞。《乾隆朝上谕档》（图2）记载：“尊查朝阳县为辽兴中府地，三座塔即朝阳县属之龙城故地。朝阳洞亦名槐树洞，在县属之古槐山。谨将《一统志》暨《热河志》所载各条粘签恭呈御览。其灵感寺塔碑一并抄出进呈。谨奏。八月二十五日。”以此可见，古槐山朝阳洞较之凤凰山朝阳洞似乎更有名，为一方名胜。

2.古今“凤凰山”才是古城朝阳的地标

通过梳理古城朝阳无争议之历史名号及其获名因由，便不难发现城东之凤凰山才是古城的象征和标志。

凤凰山古称“龙山”（东晋十六国、隋唐）、“和龙山”（辽金元）。在获名“朝阳”以前，朝阳古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龙城”“营州”“兴中”“三座塔”几个阶段。其中，最初的城市“龙城”（别名龙都、黄龙）因其傍“龙山”而获名。龙山乃辽西重镇，也是辽西古道的重要节点，亦为白狼水（今大凌河）岸的一道风景，龙山与其下的白狼水并河谷平原更是被历史上的有识之士视为风水宝地，故龙山可谓地标。参见《水经注 · 大辽水》《晋书 · 慕容皝传》《通典 · 古冀州》《资治通鉴 · 晋纪》《辽史 · 兴中府》《读史方舆纪要》等有关载记，皆有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有时误作南）为福地，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而都之的释词。

北魏及隋唐时期的“营州”（又名和龙、昌黎、柳城，别号龙城）为沿袭前代龙城故址再造新城，并成为节制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可参见《魏书 · 地形志 · 营州》《隋书 · 地理志 · 柳城》《旧唐书 · 地理志 · 营州》《新唐书 · 罗艺传》《通典 · 古冀州 · 营州》《辽史 · 地理志 · 中京道》《读史方舆纪要 · 北直九 · 营州故城》等载记。此时的营州（亦名昌黎/柳城），其获名主要为本地区历史旧号的沿袭和迁变。而辽金元时期的“兴中”（又名霸州、柳城，别号和龙），在辽代时主要为羁縻汉人、佐卫中京之地，其命名有地理方面的因素（中京道，附中京大定府），但从“兴”“霸”二字看，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实为昌盛繁荣的愿景表达；金、元亦名“兴中”则为历史因循。虽然从朝阳古城在隋唐及辽金时期的名号中看不出地标的意味，但是，从整个东北地区隋、唐、辽三朝的相关文献记载及历史考古，尤其是出土墓志的情况看，古代朝阳在辽西及中国北方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小觑的。而遗留至今的文化古迹，尤其是塔寺等宗教建筑大量惊现于城东的凤凰山或见于有关凤凰山遗迹的近代史载，如瘗窟群、灵霄塔、云接寺塔、大宝塔、闻仙洞、朝阳洞、天庆寺观音像及唱和诗碑、辽代建筑基址等，表明古代的龙山、和龙山于营州、兴中的地位之高，可谓不言地标、胜似地标，这从后世的方志写作（诸如《元一统志》、《塔子沟纪略》、《清一统志》、《热河志》、《承德府志》、民国版《朝阳县志》等）于“龙山”的考古及记述亦可得见。诚如《钦定热河志 · 朝阳县图说》载：“凤凰山之为古龙山，尤足与龙城、狼水诸遗迹相发明，并汇列之为建置沿革山水诸门考证之缘起焉。”

至于明清时期，以“三座塔”重新命名朝阳古城，与兴中地区原住民全部内迁、蒙古人据为牧场而导致的文化断层有关。如《塔子沟纪略》“三座塔”词条载：“本朝初年，三座塔城内荆榛满地、狼虎群游，自喇嘛绰尔济卜地建寺于城内，于是渐有人烟。彼时三塔具在，遂呼为三座塔云，初不知其为兴中府城也。”但是，这也决定了关于“朝阳”的历史文化解读先天就带有一种发现的意味及讨论的价值。

3.李调元的道听途说是一种猜读

前文已论“朝阳”的更名乃是承德府尹或直隶总督的政见及思考，所以李调元的“朝阳洞”说亦是一种猜读。今从其出处看，很可能来自朝阳关帝庙僧人的望文生义。

“朝阳洞”说出自李调元的《出口程记》，其文载记极简（见前）。今看李调元在朝不足三日，其主要活动分配是：首日的大半天在路上，接下来的两日遇雨住宿在关帝庙中。期间，李调元接触的人不多，除了理藩院下派官员，其余再无其他官员及乡绅、百姓，于此提及名号的只有三人：理藩院员外郎“七十五”、佑顺寺管事大喇嘛“四楞脚”、关帝庙僧人“照钵”。其中，四月十三日从今朝阳县木头城子出发长途跋涉一百里到朝阳城，会见“七十五”为工作接触外，当天及后两日接触的人员皆为佑顺寺及关帝庙的僧人，由此断定关于朝阳城名号等一类工作之外的闲谈可能来自僧人，尤以关帝庙僧人照钵的可能性为大。

《出口程记》“十三日”条载：“是日，理藩院差官员外郎七十五来会。又佑顺寺管事大喇嘛四楞脚，来献奶茶，并送哈达，华言手巾也，以此见长官为最敬云。是日，宿关帝庙，即古灵感寺。十四日，雨，仍驻朝阳······十五日，大雨。仍驻朝阳。”不同于佑顺寺的喇嘛多来自域外，关帝庙的僧人都是本地人。住宿于关帝庙，自然与这些僧人的接触及闲谈也最多，所以极简省的文字中才会有关于朝阳东塔“于乾隆七年倾塌，市人建关帝庙补之，基阜尚存”“关帝庙，即古灵感寺”“关帝庙内有新出土碑一座，高五尺，系元辽时所建”“僧照钵求诗，为题禅堂山水画二首”等诸多关于关帝庙的内容。尤其是关于道听途说的“朝阳洞”，在李调元的想象中，简直成了朝阳县最壮丽的景观，甚至是谜一般的存在。如李调元给照钵的题画诗二首写道：“一幅青山绿水图，居然笔意近黄苏。不知绝顶松根寺，可有番僧得到无。”“细雨勾留驻此间，禅堂心与白云间。兴中州外朝阳洞，试问何如画里山。”又《题朝阳洞》诗云：“怪石嶙峋下，朝阳洞共传。门高常见日，树密不遮天。卧佛须眉古，飞仙羽扇还。年深人罕到，时有磬声圆。”

将朝阳洞视为一方名胜，并将朝阳洞想象和描写得如此壮观，而且如此不惜笔墨，多数与关帝庙僧人有关。关帝庙僧人见洞不见山，将朝阳洞作为朝阳县命名的缘由，明显存在着思维上的顺势联想，而产生这种关联的基础不能不让人想到朝阳关帝庙与“凤凰山朝阳洞”可能存在的亲属关系（见前文关帝庙钟铭载记）。而李调元道听途说并录之于笔记，亦有失之于考证之嫌。正因为是关帝庙僧人的一种主观释读，所以，“朝阳县得名于朝阳洞”的说法是荒诞不经的，亦不被时人认可，否则，此说问世后至今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不可能湮没无闻，这也正是李调元的记录直到21世纪被经学者挖掘才得以重现天日的原因。

试想，如果朝阳县或朝阳城得名于朝阳洞是历史真相，何以官民不知、方志无载？何以清代中期以来有关文献对凤凰山诸景观及历史的介绍，更多的笔墨都是在书写凤凰山及其上的灵霄塔、华严寺、天庆寺、古龙山及闻仙洞呢？以此可见，无论在朝阳当地还是域外，关于“朝阳”或“三座塔”，人们知晓更多的还是凤凰山，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古龙山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不以凤凰山为表征，而以山上众多景致中的朝阳洞做城市及县区的标志和代称，这是照钵作为释读者的文化缺失和视野局限，亦为李调元的迷信和盲从。田立坤《凤凰山 · 朝阳名称考》亦言朝阳洞是清初中原流民关于凤凰山源起的附会，而非朝阳城。

（二）“凤鸣朝阳”（“题匾”“引诗”）的内含

剥开层层茧缚（包括zhāo/cháo读音及地理攀附），看“凤鸣朝阳”的表达诉求，其内含义主要有两层：一为传统地标，二为政治愿景。

1.再议朝阳城的地标—凤凰山

为什么题《诗经 · 大雅 · 卷阿》而不是《周南 · 关雎》？为什么歌咏《卷阿》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句，而不是其他句子？这就是要关联城外的凤凰山，其中的“凤凰”加“高冈”已是明显的暗示。山、水是许多古城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城市最好的定位。命名朝阳这座古城之所以要题咏凤凰山，而不是比山更近的大凌河，乃因山往往是独有的，而水大多数时候是共享的。如众多的辽西古城大都坐落于大凌河的两岸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塔子沟（后来的建昌、凌源县治所在地）、大城子（喀左县城）、义州（锦州义县），而且多位于水之北和水之西。弃水从山，用凤凰山来定位朝阳城，是对古“龙山”、古“龙城”的遥相呼应，也体现了命名者对朝阳历史的深入解读。

无论是否从历代命名中得到借鉴或启发，都不影响我们去发现朝阳城命名的地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山水意识。当代朝阳市区的主要街道大都是以山、水来命名并作为城市交通和城市布局的主要架构的，例如从东向西纵向排列的有凌凤街、凌河街、龙山街、柏山街、中山街，再如从南到北横向排列的有珠江路、长江路、淮河路、黄河路。南北向的道路叫“街”且主要以本埠的山名来命名，并与凤凰山大体保持着相同的方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以凤凰山为基准来进行构思和设计的潜意识再现。

朝阳凤凰山是朝阳人心中的一座圣山，也是被辽西地区广大民众广泛认可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凤凰山海拔虽不太高，主峰海拔不足600米，但山体气势雄伟，周遭百里。自康熙、雍正年间有内地移民以来，其历史也在不断地被发现和更新之中。如凤凰山上寺的铜钟有铭文道：“辽东锦州府城西北古柳州大凌河南凤凰山朝阳洞，古佛宝刹虽不似古昔之庄严，亦可续源流之因果。”而且，对于外来的移民而言，每一次的发掘都令人惊讶甚至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设想或预见到：凤凰山下的古城竟然就是史书中赫赫有名的“兴中”“营州”“龙城”；也没有想到梵音缭绕的凤凰山就是当年慕容氏拜祭并建龙翔祠的龙山；更没想到隋唐两代始设并遥祀北镇的“医巫闾山祠”也在凤凰山；辽代不仅于凤凰山（时称和龙山）上大兴塔寺，而且一代高僧及中京地区的达官显贵也曾唱和于此并留下了珍贵的天庆寺石刻《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由此可见，凤凰山古来就是辽西的重镇及地标，自然也就会成为关注和知晓古城历史的文化人心中的“仰止”。如果“朝阳”一名确为承德府或直隶省官员所拟，作为封疆大员同时也作为读书人，对辖区内的主要历史及重要风物自然不能无知。田立坤于《凤凰山 · 朝阳名称考》认为“中原流民不知原委······又附会于凤凰山”，其言流民附会固然有待商榷，但亦言凤凰山“实为辽西一大名山”，“凤凰山不仅以风景之优胜见称于辽西，更因具有悠久的人文历史而著于史籍”确为实情。由此可见“凤凰山”在朝阳乃至于辽西的影响力。

《朝阳市志 · 地名 · 命名考》所给出的结论也是地标凤凰山，取《塔子沟纪略》“凤凰山”之说法：“朝阳之名是因城东凤凰山有九座主峰，形如青凤昂首展翅，故取《诗经 · 大雅篇》‘凤凰鸣兮（当为矣，后同），于彼高岗；梧桐生兮，于彼朝阳’句中的‘凤鸣朝阳’之意而得名。”

2.图新图强是承德府主政官员及直、鲁等移民的共同愿景

清政府对辽西蒙地的管理经历了盟旗制、厅县与盟旗并存、府县主控三个阶段，这个过程是随着晋商及直鲁移民的渐入增多而阶段性呈现出来的，也是一个一路向东不断析出的过程。今以“朝阳”为参考节点，便可以发现这一非常明显的建设过程：热河厅→八沟厅→塔子沟厅→三座塔厅/朝阳县（府）→阜新、绥东。

仿内地政体推行府县制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盟旗中不断剥离和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寄寓了承德府官民的幸福憧憬及殷切期盼。今从州县的名字便可窥见一斑，如“承德”“平泉”“建昌”“建平”“朝阳”“阜新”“绥东”等，无论源头在何处，其用字或成词都蕴含着美好的寓义。

如果说“帝德广运”有阿谀之风和致谢之意，“凤鸣朝阳”则有继往开来、开普新篇之意，是地理标识，也是政治愿景。桃花吐“堂子”围栏联文上的“民安物阜是朝阳”刚好也体现了这种官民之间的互动，这既是对家乡名号的解读，也是广大移民对新家园的憧憬。虽然，联文对朝阳获名的经典引释有质疑和少许的讽刺，但从根本上说，官、民的思考方向是一致的，对美好生活愿景的表达也惊人地相似。

三、朝阳城获名的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朝阳因县城东凤凰山而有名。以山水为地标是一种命名传统，清代朝阳城获名于凤凰山与东晋时期的龙城（朝阳）得名于龙山（凤凰山）一说遥相呼应。“凤鸣朝阳”虽然是一种附会，但批评者没有弄清的是，这种说法已潜在地表达了朝阳城的地标—凤凰山。之所以叫朝阳而不叫凤凰城，或是对辽东凤凰城的规避。至于某些学者所说的地名朝阳与《诗经》没有一点关联有点武断，因为引经据典常常是文人起名时的一种习俗或雅好。三座塔（朝阳）因东塔的倾颓而致其名不符实，这是朝阳城更名的潜在原因，而热河厅升承德府，余厅改州县附焉是朝阳城获名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机缘。三燕（东晋）龙城曾因龙山而有名，清代中叶又因凤凰山而更今名朝阳，这是承德府尹或直隶省总督对朝阳地理及历史文化的深入解读和尊重，至于咏《诗经 · 大雅 · 卷阿》取字朝阳，则是引经据典，亦是一种维新图强的愿景表达。题匾也好，引诗也罢，皆可视为朝阳官民二百多年来对家园的美称和注释。概述之，亦可铭 ：府吏题咏凤凰山，托喻龙城谱新篇，引凤并非周（铁铮）杜撰，寺僧说洞亦妄谈。今人有时喜称古，不辨其踪为当然。今论万字抑或假，待考京承士绅言。

作者：王世宇

选稿：宋柄燃

编辑：贺雨婷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汪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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