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刚烈才子：4次入狱，无婚约之妻用一生诠释“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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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四次入狱，与他连一纸婚约都没有的妻子却苦苦等了他十几载，在乱世中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他叫贾植芳，1916年出生在山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然而他的父亲贾国丰并不擅长经商，整个家族依靠伯父贾翠丰打理。

贾植芳在家中排行老二，生性顽皮，是个十足的

“闯祸精”。伯父贾翠丰叹气说：“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不如让他跟着他大舅去西北闯荡，早点历练一番。”

贾植芳的母亲杨氏听说后，立刻扑通跪地，哭着说：“这可使不得，植芳也要跟他哥哥一样读书。” 贾植芳的大舅在西北卖大烟，杨氏不想儿子接触那样的生活。

在母亲的坚持下，贾植芳才得以继续读书。1936年正月，他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特务抓了起来。

血气方刚的贾植芳在狱中愤然摔碗抗议，这一出格之举迅速登上了报刊，传得沸沸扬扬。

伯父贾翠丰得知后，不惜花费一千银元外加五十两大烟，才将他捞出牢狱。

为避风头，伯父送他去日本留学，临行前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出国后自己多加小心，国外可不认伯父的钱了......”

贾植芳到日本后，专心学业，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写下了散文、诗歌、杂文、小说《人的悲哀》和散文《记忆》等。他还结识了郭沫若、郁达夫、胡风等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贾植芳坐不住了，拍案而起：“我等若在此苟安，归国之日恐成亡国奴！”毅然弃学归国。

回到南京后，他进入了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学成后奔赴抗战前线，曾任陆军第3军第7师的日语干事。

在此期间，他也开始大量创作抗日题材的文章。他的才华受到《七月》主编胡风赏识，成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专职撰稿人。

他的文风犀利，没想到也因此为他带来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情缘。

1942年，在一位朋友的牵线下，贾植芳与一位女子相亲。初次见面，两人皆是一愣，异口同声：“怎么是你？”

这位叫任敏的女子来自山西汾阳的一个富裕家庭。1942年年初，她正在自家庭院阅读《七月》杂志。读至一篇雄文，她不禁拍案叫绝：“好文章！这才是真男儿手笔！”

随后，她向杂志社索要了作者的联系方式，并与他成为了笔友。而这位作者，正是贾植芳。

两个人初次见面，竟在相亲现场。看到眼前的男子如想象中般温文尔雅，任敏满是欣喜，两人很快相爱了。

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任敏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早挑好了乘龙快婿。

任敏心意已决，这位富家千金不顾父母反对，毅然为爱出走。

1944年，她带着简单行李，在黄河边的一间土坯房里，与贾植芳指天为誓，许下一生。婚礼简朴至极，甚至连一纸婚书都未曾立下。

幸福的日子仅持续了三个月，贾植芳再次入狱，进了日本特高课的牢房。

任敏心急如焚，为救丈夫，她变卖家产，四处求告，风雨无阻地每日送饭探监。 幸运的是，随着日本投降，贾植芳被释放。

出狱后，他带着身上仅有的8块钱跑去上海谋生。凭借文采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46年，他主编《时事新报·清官副刊》，使《学生新报》成为莘莘学子案头必备读物。

当生活刚刚有些安定时，厄运却再次降临。

贾植芳发表在《学生新报》的文章，被中统指控“煽动学生”，夫妻二人双双锒铛入狱。 任敏陪着丈夫一起坐了一年多的牢，直到1948年10月，在留日同学的保释下，夫妻俩才重获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52年5月调入复旦大学，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创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

他没想到，灾难再一次找上门来。 1955年贾植芳因胡风事件再度入狱，家被抄，妻子任敏也一并被关押。

在贾植芳入狱的第三天，任敏的领导要求她与丈夫划清界限，但任敏果断拒绝。

1959年，她被流放到青海当小学老师。恢复自由身后没多久，又被抓了进去。1969年出狱后，任敏开始了风雨无阻的漫长等待。

她毫不犹豫地回到贾植芳老家，替丈夫尽孝照顾公婆。同时，她四处打探，终于得知贾植芳被关押的监狱，并寄去了一个包裹。

贾植芳打开包裹，看到里面有四颗红枣和四颗核桃，瞬间泪流满面。他知道任敏还活着，而且已经回到他的老家。因为这四颗红枣和核桃，在他们家乡代表着吉利。

任敏终于收到了贾植芳寄来的平安信。他在信中反复强调，生命是首要的，我们要各自勉励，努力争取早日团聚。

为解相思，任敏苦攒一年路费，终于坐上了看望丈夫的列车。

久别重逢，两人泪流满面。贾植芳轻抚妻子粗糙的脸，哽咽地问：“你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对不起你.......”

当两人历经磨难，重获自由时，只想珍惜余生。然而，命运再次让他们面临生离死别。

1997年，任敏突发脑中风，一病不起。

贾植芳拉着妻子的手，泪流满面：“任敏，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

进入植物人状态的任敏，竟悄悄地滑落热泪。

为了更好地照顾任敏，贾植芳没有请保姆，年逾八旬的他凡事亲力亲为，还常抚摸妻子额头，轻声安慰：“不要怕，咱们回家了。”

这一照顾，就是整整5年。2002年，82岁的任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贾植芳悲痛欲绝，六年后，追随爱妻而去。

他们没有一纸婚书，却用一生写下了最庄重的爱情契约。

四次牢狱，十二载苦等，半世纪相守。在命运无情的翻云覆雨手间，任敏的等待是穿透铁窗的光，贾植芳的坚持是乱世中不灭的星。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懂得：

最深的爱，无需契约捆绑，它刻在骨血里，写在岁月中，是黑暗里不熄的灯，是绝境中不倒的旗。这，便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最惊心动魄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