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央行最后四任总裁：风光背后藏唏嘘，传奇落幕令人扼腕

1945年8月，当抗战胜利的欢呼响彻云霄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办公室里，俞鸿钧正伏案审阅堆积如山的文件。

彼时，窗外是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一片锣鼓喧天，而这位央行掌门人却眉头紧锁如坐针毡。

这是因为战时积累的天文数字债务、濒临崩溃的货币体系、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在他肩头。

然而其实他更是未曾想到，自己与随后接任的三位金融精英，将成为民国金融史最后篇章的主角，在时代洪流中演绎令人扼腕的悲歌。

贝祖诒：世家才俊的悲情谢幕

贝祖诒，出身苏州金融世家，因常年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中国外汇制度的创始人，由于出色才能，也被誉为一代“汇兑奇才”。

贝祖诒， 出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著名的金融世家“苏州贝氏家族”。他的父亲贝寿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师，而他的堂侄就是世界闻名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

贝祖诒早年毕业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理学士学位。次年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现代金融和经济学基础。

1928年，应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张公权）的邀请，他进入中国银行工作。由于专业能力出色和流利的英语，很快成为张嘉璈推行中国银行现代化改革的核心助手。

值得一提的是， 贝祖诒长期担任中国银行国外部经理，负责外汇业务和国际汇兑，为中国银行建立现代国际业务网络和信誉立下汗马功劳，并且逐渐成为中行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1946年3月，贝祖诒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但也成为其争议最大的时期。

上任后，他面对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崩溃，随即推行了一项重要的金融政策：开放外汇市场并抛售黄金。

然而遗憾的是，政策未能有效遏制汹涌的投机浪潮。国内外投机者（包括官僚资本和特权阶层）利用政策漏洞和资金优势，疯狂套购外汇和黄金。

由此，导致 央行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消耗殆尽，最终，在市场极度混乱情况下，政策完全失效。

1947年3月，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指责下，贝祖诒引咎辞职，结束了不到一年的央行总裁任期。这次失败被普遍视为国民政府金融政策彻底破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949年1月，当蒋介石在下野前紧急召见贝祖诒，命令他将国库黄金秘密运往台湾，彼时，这位学者型银行家陷入了两难抉择。短短三个月后，心力交瘁的他在黄金尚未运完时便挂冠而去，就这样逐渐淡出中国政经核心圈。

后来贝祖诒移居美国，于1982年在纽约逝世，享年90岁。

无论如何，贝祖诒是现代中国金融史上一位重要的技术官僚型银行家。他在中国银行的业绩值得肯定，但其在中央银行总裁任上推行的失败政策及其引发的“黄金风潮”，则成为国民政府金融崩溃的关键节点，也为他个人生涯留下了深刻的争议和遗憾。

张嘉璈：金融巨擘的未竟之志

张嘉璈，中国现代银行之父”是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1935年，他曾经因拒绝将中国银行变为政府“钱袋子”而被蒋介石罢免。

14年后，当国民政府大厦将倾之际，蒋介石又不得不请出这位金融泰斗。

1947年2月，张嘉璈接替贝祖诒掌管中央银行，赫然发现国库里的8亿美金官方储备仅剩下了4亿，抛售黄金弄得家底几乎“油尽灯枯”，财政赤字高达60%以上，显而易见是一个烂摊子

更富戏剧性的是，这位曾主导中国银行国际化的金融家，竟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误绑，险遭不测。

最终5个月后，张嘉璈试图扭转困局的万丈豪情，一头撞在了外滩建筑群冰凉的钢筋水泥上。百念俱灰之下，他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随即携带着未竟的金融改革蓝图远走澳洲，晚年在加州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史，1979年客逝异乡。

俞鸿钧：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

俞鸿钧，中华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和财经专家，尤其在财政、金融领域贡献显著。他的一生跨越了大陆时期和台湾时期，是国民政府财经政策的重要执行者。

俞鸿钧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 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西式教育，精通英语和财政专业，毕业后主要在上海市政界和金融界发展。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时任上海代理市长的俞鸿钧，在负责处理战时市政和善后方面，展现了处理危机的能力。

抗战爆发后，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该机构负责战时物资采购、运输、保险、储蓄等关键任务，俞鸿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维持大后方经济运转和获取国际援助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柱人物之一。

抗战胜利后，俞鸿钧又接替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然而，这位曾以“廉洁奉公”著称的财政老将，面临的却是千疮百孔的经济残局。于是他努力推行币制改革以稳定经济，但由于受制于战争消耗和政治局势，没有什么成效。

1947年后，俞鸿钧兼任中央银行总裁，肩负稳定金融、管理外汇储备的重任。

当时为了稳定局势，他甚至亲自在央行门口设立兑换点，监督市民以黄金外币兑换新钞。

可是令人唏嘘的是，当1948年深秋，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挤满了挥舞金圆券要求兑现黄金的愤怒人群时，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总裁，只能黯然递上辞呈。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政府迁台过程中，俞鸿钧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他直接负责并亲自督导了将中央银行国库储存的巨额黄金、白银和外币秘密运往台湾的任务。

可想而知，这批资金对稳定台湾初期的财政金融、恢复经济、支撑军公教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誉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定海神针”。

据悉，到达台湾后的俞鸿钧继续担任“财政部长”（1950年）和“中央银行”总裁（1950年复任）。

彼时在台湾经济百废待兴、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继续负责整顿财政、稳定新台币币值、建立新的金融体系的重任，也小有成就。

1953年，俞鸿钧又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负责地方行政与经济重建工作，后经蒋介石提名，又出任“行政院长”。

到了 1958年期间，他因“行政院”公文处理流程争议（“公文旅行案”）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此后再度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直至1960年。

1960年后，俞鸿钧赴美治病，由于健康不佳，逐渐退出公众视野。最终于1970年6月1日病逝于台北。

值得一提的是，俞鸿钧以清廉、谨慎、务实、高效著称，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在国民党内派系中相对超然。

总而言之，俞鸿钧的一生是中华民国财经史的重要缩影。 他从一个地方财经官员起步，历经抗战烽火，在危难时刻肩负重任，其出色的实干精神也是可圈可点

尤其在台湾期间，他继续主导财经重建与稳定工作，并一度担任最高行政首长，对战后台湾的生存、稳定与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攻芸：末代总裁的飘零人生

1949年6月，当刘攻芸成为民国最后一位央行总裁时，他面对的是广州中央银行空荡荡的金库和堆积如山的军费催款单。

虽然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试图以银元券挽回危局，然而新币发行仅十日，前线便传来长沙失守的消息。

就这样，刘攻芸目睹了最后的金融崩溃——市民用麻袋装着银元券抢购粮食，银行职员在混乱中卷款潜逃。

最终，刘攻芸坐上了广州沦陷前最后一班飞机，怀揣着只剩中央银行关防大印桃之夭夭。

晚年期间，刘攻芸在新加坡义安学院教书，他常对学生感叹：“我们那一代人，终究没能守住货币的信用。”

根据历史档案中记载，1949年从上海、广州秘密运往台湾的国库黄金高达400万两，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黄金储备的98%。

可以说这四位金融才子的结局确实大为不同：当俞鸿钧在台北郊外监督新建的央行金库落成时，贝祖诒正在纽约唐人街的小公寓里整理中国货币史手稿，张嘉璈在加州大学黑板上画着民国金融体系图，而刘攻芸在新加坡教室讲解着货币银行学。

最终，他们的个人命运与一个时代的终结交织成令人唏嘘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