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外交天才，却被骂卖国，死时无一人送终，妻子拒绝合葬

1981年秋，台北某医院的病房里，叶公超躺在床上，身体已是油尽灯枯。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民国外交家，嘴唇微动，轻轻念着一句话：“我的太太，要来看我了……”

可是，他的太太，始终没有来。

甚至在他去世时，也没有出现在葬礼现场，只寄来一幅挽联，寥寥两句，却锋利得像一把刀：

“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后来她在遗嘱中加了一条：“死后不与叶公超合葬。”

生前不肯见面，死后不同穴。

这不是普通的冷漠，这是耗尽一生的诛心报复。

而叶公超，这个曾被无数女人仰慕，被蒋介石重用的外交才子，又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

1904年，叶公超出生在江西九江，书香门第，少年聪慧，9岁失去父母，由叔父叶恭绰抚养长大。

20岁，他赴美留学，在麻省赫斯特大学拿了学位，又赴剑桥深造，成为英国文学硕士。

他会写诗，写得一手流畅的英文诗，还出版了英文诗集，被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称为“中国的泰戈尔”。

归国后，仅22岁，他就成了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那时的叶公超，西装革履，烟斗不离手，一口剑桥腔英文讲得字正腔圆，走在校园里回头率百分百。

他讲课风趣，学识渊博，是北大女生心中的白月光；也是钱钟书、杨振宁这些天之骄子的老师。

在文坛，他是“新月派”的一员，与徐志摩、林语堂比肩。

在政坛，他后来自愿弃文从政，进入蒋介石阵营，靠一口流利英文和强大社交能力，成为“王牌外交官”。

这样的他，在外人看来仿佛什么都不缺：身份、才华、声望、女人，全都唾手可得。

但偏偏，他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清华任教时，叶公超认识了赵萝蕤，一个长相灵秀、性格独立的女研究生。

她翻译艾略特的诗，他为她作序，字里行间全是欣赏与赞美。

他以为自己的才情足以打动她，结果，赵萝蕤毫不动心。

她坦率地说，他身上那种“纨绔少爷气”，让人敬而远之。

后来，她嫁给了另一位才子陈梦家。

叶公超没说什么，却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他开始执念于征服：他要找一个能配得上他的女人，但最好也别太有自己的想法。

不久，他遇见了袁永熹。

袁永熹是贵州人，出身名门，她父亲做过江西知府，家道虽已中落，但她本人骨子里的贵气藏不住。

她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不施粉黛，做事干练。

叶公超对她一见倾心，展开追求，两人很快结婚，过起了充满书香气的日子。

婚后头几年甜得像童话。

她为他做饭、打理家务，他给孩子起名也引经据典，像在《诗经》里挑最美的词。

可渐渐的，矛盾浮出水面。

他脾气暴躁，常因小事动怒，摔碗砸筷，她沉稳内敛，不争不吵。

有一次，朋友来家里吃饭，他当着客人面责骂她做菜难吃。

她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你这样，当着客人的面，不太好。”

朋友吴宓在日记里写道：“她真是个难得的女子。”

但婚姻并不是靠一方忍让就能维持。

当爱情被脾气磨尽，当家庭变成战场，外部的诱惑就变得格外致命。

1939年，日本人盯上了叶家的传世之宝毛公鼎。

为了保护文物，叶公超和堂妹叶崇范密谋藏鼎，不料被日本宪兵抓走，拷打49天。

是叶崇范想出主意，用仿制品骗过日本人，将他救出。

这场生死之交，成了他们感情的导火索。

虽名为“堂妹”，其实毫无血缘，两人越走越近，外人看得清楚，叶公超却一口否认：“我们怎会有私情？”

当这事传到远在美国的袁永熹耳中，她火速回国，想亲口问个明白。

他理直气壮地否认，却越描越黑。

她没有再争辩，而是转身回到美国，从此再未同他生活。

但她也没有离婚，她要让全世界知道：她才是唯一的“叶夫人”。

几十年来，无论他身边红粉几何，她始终稳坐“正室”的位置

叶公超在蒋介石身边一路高升，做过新闻局长、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可谓权力巅峰。

可1961年，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议案上，他代表台湾投了弃权票。

蒋介石震怒：“卖国贼！”

有人说，他是在权衡国际关系；也有人说，他太自作主张。

更有传闻说，他平日里在驻美大使馆口无遮拦，常对蒋介石颇有微词，最终被下属密报。

无论真相为何，结果只有一个：被撤职、被软禁，从此告别政坛。

那一年，他57岁。

从万人敬仰到被弃如敝履，只有一步之遥。

晚年的叶公超，想回大学教书，但是人人喊打，他想重聚家庭，妻子连台北都不去一趟。

红颜知己们都走了，孩子也多年未见。

他一个人住在寓所，回忆往昔，写下《病中琐忆》：

“我本是一个读书人，却误入政坛，竟成悲剧主角。”

他悔恨过、哀叹过，但一切都太晚了。

临终前，他看着空荡的病房，嘴里反复念着：“我的家人，我的太太，要来看我了……”

没有人来。

只有那幅挽联，从大洋彼岸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