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吴宓(韩石山)

一个是新诗的夜莺，一个是旧诗的秋蝉；一个仪表堂堂，和蔼可亲，一个相貌奇古，不苟言笑；一个是风流的才子，随意挥洒便成佳篇，一个是方正的学者，作诗为文都惜墨如金；一个力倡白话文，终生不渝，一个固守文言文，从不放弃；一个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只有少数人目为堕落，一个是常人不可向迩的怪物，只有少数人视作高士。像这样的一个和一个，还可以说出许多许多，不必耍花枪了，题名中已标出，这些说的都是徐志摩和吴宓。

世间事，每有可骇怪者，纵有这么多的不同，并不妨碍两人的交往，情谊的诚挚与绵长。

他们是在留美期间相识的。

徐志摩，浙江硖石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1918年8月，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攻读银行学，志向尚不在文学，“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美国一位大银行家的名字）。其时，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留学生的爱国热情甚为高涨，徐志摩与同室三个同学定立章程，每天举行朝会，晚上要唱过国歌才就寝，并加入学校里的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听说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有“国防会”的组织，便于12月21日，与李济、周延鼎、向哲浚四人前往波士顿。

正是这次的波士顿之行，得与吴宓结识。

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出生于书香之家，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本应与丙辰级（1916年）一起毕业，因体育不及格，兼有眼疾，故留校一年，1917年8月随丁巳级毕业生一起赴美留学。抵美后先入佛吉尼亚省立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一年后转入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徐志摩来波士顿时，吴宓也是刚到此地不久。

“国防会”，据《吴宓自编年谱》称，先是1915年5月9日，中国政府屈服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起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吴宓到波城不久，即加入该会。会长为张贻志，即将回国，副会长为尹寰枢，与吴宓同居一室。而尹与吴的居室，也就是救国会的会所。

和徐志摩同来波士顿的向哲浚，是吴宓清华丙辰级的同学，更为亲密的是，正式入清华前，学部复试时，第一名是向哲浚，第二名便是吴宓，等于一为状元，一为榜眼，对这一殊荣，吴宓自认为“有非后来留美哈佛大学硕士之学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衔等，所可及者矣”。

有这两重关系，徐志摩来哈佛加入救国会，自然就与吴宓相识了。

此事，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有记载，采自徐志摩早年的日记；吴宓于徐志摩去世数年后所写的《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中记叙更详——

我住在哈佛大学宿舍Thayer Hall三十五号室。同房住的，是尹寰枢君（字任先），是中国“国防会”的副会长；我们的住室便是国防会办公和职员会议的地方。我那时十分爱国，日夕劳忙，和郑莱、陈宏振等一般朋友，帮助尹君办理会务；一面又要打电报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一面又要在美国报上写登文章；一面又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事情，讨论某案，弹劾某人，真是忙个不休，十分起劲……就在那时，我初和志摩认识。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济之）；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不久，就听说志摩到欧洲去了。（1931年3月1日《宇宙风》第12期）

吴宓所以不提向哲浚，是因为向原是耶鲁大学学生，此前曾在哈佛度假，这次与徐李同来哈佛，不过是顺路陪上来的。周延鼎情况不详。

1921年，吴宓学成归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主编《学衡》杂志，后来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22年，徐志摩亦归国，先在北京松坡图书馆任职，后来主编《晨报副刊》，再后来长期在上海、北平几所大学任教。这期间，因了朋友圈子的不同，两人交往不多，用吴宓的话说是，“回到中国之后，在南京，在北京，在清华，也曾会过志摩，但是次数不多。在我与志摩之间作联锁的公共朋友，当时是张歆海君”。张是两人同时期留美的同学、朋友。

吴办《学衡》、徐办《晨副》期间——我粗略地翻查了这两份刊物的目录——谁也没给谁的刊物投过稿，这自然是因为，一个是旧文学的壁垒，一个是新文学的阵地，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是在吴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发表过徐志摩的两封给胡适的信，也很难说是徐志摩寄给吴宓的，极有可能是胡适给了吴宓；只能说徐不会反对。

交往不多，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的情谊。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那场著名的婚礼前，徐志摩是给吴宓发了请柬的。吴宓日记有记述——

下午二时半（由西城）至北海公园门口，待R.Winter及楼光中君如约至，乃同入，至董事会，祝徐志摩君与陆小曼女士结婚之礼。梁任公先生致训辞，言离婚者应郑重将事，为世人之榜样云云。遇相识人士极多。又得钱稻孙君所译但丁新生（Vita Nuova）二曲，以为贺礼者。五时，礼毕。叶崇智君邀同Winter至王府井大街五一公司楼上茗叙。

此段日记系转引自《徐志摩与雪莱》一文，将来《吴宓日记》若能出版，关于二人的交往，或许还会有新的资料发现，——怕也不会太多。

交往不太多，交谊也不能说深，而在精神上，两人是相通的。

连结他们的精神的纽带，是英国诗人雪莱。

徐志摩服膺英国诗人雪莱，是尽人皆知的，他在世时，即有“中国的雪莱”之誉。

吴宓也是一位雪莱迷。

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吴宓即选了某教授的“英国浪漫诗人”一课，某教授让学生各取英国浪漫诗人一名，读其全集，并参读其同时人、后世人与此诗人的有关各种文献记载。吴宓便选了雪莱，一年中，与这位英国诗人结下了甚深的因缘。多年后到英国，又曾寻访雪莱的遗像遗物，并作诗三首以志感，其中有“少读雪莱诗，一往心向慕，理想入玄冥，热情生迷误”之语。更多的是自家的身世之叹。他说，这些诗“亦可完全移赠志摩。不过，那时志摩尚在人间。若在1931年11月以后，如果志摩的朋友们，细细读我此诗，完全当作志摩的挽诗读，必定觉得十分适当贴切的了”。

在《挽徐志摩君》一诗的附记中，也曾说，他“与徐君交谊甚浅，徐君以新诗名当代，予则专作旧体诗。顾念徐君只作新诗，盖取法英国浪漫诗人，而予常拟新材料（感情思想典故）入旧格律，其所取与徐君实同。虽彼此途径有殊，体裁各别，且予愧无所成就，然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此应为凡致力于诗者所共信”。又说，“予与徐志摩君思想性情境遇阅历显然不同，然论生涯末迹，鸿爪雪泥，亦不无一二相合之处。”这一二相合之处，主要的便是都崇尚雪莱。

最为感人的，该是徐志摩罹难后，吴宓对这位交往并不多的朋友的悼惜之情。

徐志摩是1931年11月19日，乘飞机返回北平时，机身误触济南附近的开山而遇难的。噩耗传来，北平的朋友们顿时沉浸在惊异与悲痛之中，这时，正编着《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吴宓，当即邀请叶公超撰写悼念文章，叶公超即上面吴宓日记中提到的叶崇智，也是徐志摩的好朋友，于11月20日即徐辞世的第二天即写成《志摩的风趣》一文，刊11月30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可说是最早的悼念文章了。

同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礼堂为徐志摩开追悼会，吴宓也去了，“是晨，予将赴会，乘车过金鳌玉桥，念民国十五年十月徐君与陆女士结婚于此处，不胜悲感”，在会场中作成挽诗一首，“会散后，赶忙到对门的景山书社，借用他们的纸笔和地方，将诗写出，投寄北平晨报”。这是五年后，吴宓在《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中的说法。可能是他记错了，此诗实际发表在他编辑的12月14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吴宓诗集》也是这样记载的。（未查《晨报》，或许两处均发表。）

这期《大公报》文学副刊，可说是一个徐志摩纪念专号，刊有徐志摩的遗像，胡适的诗《狮子（悼志摩）》，再就是吴宓自己写的《挽徐志摩君》——

牛津花园几径寻，檀德雪莱仰素因。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

曾因琼岛鸳鸯社，忍忆开山火焰尘。

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

在名为《叙曰》的附记中，说，檀德即但丁，“但丁亦富热情，其性则较雪莱为严正深刻。但丁亦言爱，然非如雪莱之止于人间，失望悲丧，而更融合天人，归纳宇宙，使爱化为至爱至美之理想，救己救人之福音。则其爱更为伟大，更为高尚。此但丁为雪莱所莫及之处。使雪莱而得永年，使徐君而今不死，二人者必将笃志毅力上企乎但丁，可知也。呜呼，徐君品行之真挚纯洁，及其所经历之隐微苦痛，诚如其知友所述。予自审为能窥见并极同情之一人。”

1934年，徐志摩逝世三周年时，吴宓又写了一首律诗哀悼，前两联是——

君亡三载我犹存，异道同悲付世论。

碎骨红颜知己泪，呕心诗卷爪泥痕。

吴宓为何如此痛悼徐志摩呢？

若要探究深一层的原因，那便是，悼徐志摩，也正是自悼。在为第二首哀悼诗所作的释语中，说了自己情感上的种种不幸后，沉痛地感慨，“我哭志摩便是哭我自己，这也是毋庸隐讳的了。”“志摩在北海结婚之后，享了五年的艳福，方才遇难，而我始终未曾得到我的Mary……我在成功与享受上，又焉能比得上志摩呢？大家哀悼志摩，我便更要哀悼我自己！”

1932年一二月间，吴宓还在自己编的文学副刊上，开展了一场对徐志摩诗的评价的讨论。对此，我另有专文介绍，此处就不赘述了。须说明的是，这场讨论，虽发生在徐志摩逝世两个月之后，有的文章不免感情用事，但整个讨论，在吴宓的擘划下，是严肃的，也是高水准的。

因为徐志摩的早亡，两人关系的资料，眼下所能见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这是两个“思想性情境遇阅历显然不同”的文化界的朋友的交往与情谊，它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什么宽容与礼让，恐怕还有些别的更为深刻，更应该为当今的文化人看重并警醒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