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才子贾谊：被自己的才华杀死

>文帝七年（前173年）深秋，长沙国湘江畔。

>三十三岁的贾谊披着单薄的衣衫，独立在萧瑟的江风中。他望着北归的雁群，忽然放声大笑，笑声中带着说不尽的苍凉。>七年前，他是大汉最年轻的博士，在未央宫与皇帝谈笑风生；如今，他却在这个“卑湿贫国”日夜担心自己活不过四十岁。

>江风卷起他破旧的衣袂，这位被后人誉为“贾长沙”的才子，此刻更像一片随时会飘零的落叶。

贾谊，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汉高帝七年）。他十八岁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而闻名郡中。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曾学事李斯）将他招致门下，亲自传授治国之道。

文帝即位后，吴公被征召为廷尉。他在文帝面前极力举荐自己的学生：“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真乃王佐之才。”文帝大为好奇，当即下诏征召贾谊入京。

那一年，贾谊刚满二十一岁。当他步入未央宫宣室殿时，满朝文武都对这个年轻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文帝一连问了几个关于治国理政的问题，贾谊对答如流。

“依卿之见，如今天下初定，当以何为要？”文帝问道。

贾谊从容作答：“秦之所以速亡，在于不行仁义。今当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使天下知所向。”

这番见解让文帝叹服不已。不到一年时间，贾谊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成为大汉开国以来最年轻的高级官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建议：

· 主张将诸侯王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以削弱藩国势力

· 建议将列侯遣返封地，以减轻长安压力

· 制定新的礼仪制度，取代沿袭的秦制

这些建议大多被文帝采纳。一时间，贾谊成了朝中最耀眼的新星。然而，就在他即将被提拔为公卿之时，危机却悄然而至。

周勃、灌婴这些开国老臣首先发难。他们在文帝面前痛心疾首地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就连一向欣赏贾谊的东阳侯张相如也站出来反对：“贾生所议，多变更高祖旧制，恐非社稷之福。”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文帝的宠臣邓通。这个靠着谄媚得幸的佞臣，因为贾谊在一次宴会上拒绝与他同席而怀恨在心。他不断在文帝耳边进谗言：“贾谊自恃才高，常说陛下不问他鬼神之事，是看不起他。”

这些攻讦渐渐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毕竟，皇帝可以欣赏一个才子的文采，却不会容忍一个可能威胁皇权的臣子。

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消息传出，满朝哗然。临行那天，只有一个叫公孙臣的朋友来送他。

“贾生此去，好自为之。”公孙臣递给他一壶酒，“长沙虽远，终有归来之日。”

贾谊苦笑着摇头：“我这一去，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从长安到长沙，贾谊走了一个多月。越往南行，景色越是荒凉。当他终于到达长沙国都临湘（今长沙）时，心情更是跌落谷底。

这里确实如传说中那样潮湿多雨。刚到任所，他就发现墙壁上长满了青苔，被褥摸起来总是潮乎乎的。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这里连一个可以谈诗论文的人都找不到。

某日，一只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处，在当地被视为不祥之兆。贾谊触景生情，写下了千古名篇《鵩鸟赋》。其中“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一句，道尽了他对人生的幻灭感。

在长沙的三年里，他最大的慰藉就是教书。长沙王吴著是吴芮的玄孙，虽然资质平平，但对这位老师十分尊敬。贾谊把满腔才学都倾注在这个学生身上，从《诗经》讲到《左传》，从治国之道讲到为人处世。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独自登上城楼，向北眺望。那里有他未竟的理想，有他眷恋的长安。

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突然接到诏书，命他立即回京。原来文帝在未央宫宣室殿夜祭后，有感于鬼神之事，想起了这位精通百家之说的才子。

这是贾谊人生中最后一次面圣的机会。那天晚上，宣室殿内烛火通明，文帝与他畅谈至深夜。

“久不见贾生，朕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文帝感叹道，“请问鬼神之本。”

贾谊倾尽所学，将自古以来的鬼神之说娓娓道来。说到精彩处，文帝不自觉地向前移动坐席。

这次谈话似乎预示着贾谊将要重回政治中心。然而，谈话结束后，文帝却只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史记》作刘胜）是文帝少子，这个任命看似重要，实则仍是把他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次著名的“宣室夜对”后来成了李商隐诗中讽刺的对象：“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在梁国（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贾谊的处境确实比在长沙时好了很多。梁怀王聪慧好学，对他十分敬重。这里离长安更近，气候也宜人得多。

然而，贾谊的心情却更加沉重。他亲眼看到诸侯王的势力日益坐大，特别是淮南王、济北王等人骄纵不法，而朝廷却一味纵容。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在一次骑马时意外坠亡。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击垮了贾谊。

“是我没有照顾好大王！”他跪在梁怀王的灵前，泣不成声。

从此，他终日自责，一病不起。在病榻上，他仍然坚持写完了《治安策》，这是他对大汉江山最后的忠告。在这篇被誉为“西汉第一雄文”的奏疏中，他痛哭流涕地指出：

“天下之势力，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他预见到诸侯王问题将成为大汉的心腹之患，可惜这番洞见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公元前168年，贾谊在梁国去世，年仅三十三岁。消息传到长安，文帝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贾谊死后，他预言的危机一一应验。七国之乱、匈奴之患，无不在他的预料之中。武帝时，他的孙子贾嘉被征为郡守，贾谊的著作在刘向整理后编为《新书》流传后世。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与屈原合传，感叹道：“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一千多年后，苏轼在《贾谊论》中既为他惋惜，也指出他的不足：“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确实，贾谊的悲剧既源于时代的局限，也源于他自身的性格。他太急于求成，太不懂得韬光养晦。在需要隐忍的时候，他选择了锋芒毕露；在应该沉默的时候，他选择了直言不讳。

今天，当我们重读《过秦论》，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轻才子的热血与激情。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照亮了整个汉代的思想史。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长沙贾谊故居的那口古井，历经两千多年依然清泉不竭——正如他的思想，永远在后人心中流淌。

本文史料来源：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 《汉书·贾谊传》

3. 贾谊《新书》十卷

4. 苏轼《贾谊论》

5. 钱穆《秦汉史》相关章节

6. 王兴国《贾谊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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