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出家前，弟子丰子恺问他忍心抛弃妻儿吗？李叔同的回答绝了

1918年夏天，杭州虎跑寺禅房，25岁的丰子恺推门走了进来，眼眶通红。他手里拿着师父李叔同刚写好的《断食日志》，末尾那句“吾心已许佛门，即日剃度”看得他眼睛发疼。

此时的李叔同，已经换上了粗布僧袍，长发散落，正在亲手整理要分赠给友人的字画，那是他毕生心血的书画，要在出家前尽数送人。

丰子恺声音哽咽，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先生，师母和孩子还在天津等您，您真忍心抛妻弃子吗？”

李叔同抬眼，平静目光里藏着一丝难以察的红血丝，他放下画笔，沉默良久后轻声开口。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中回忆，这句回答他记了一辈子，也让他读懂了师父“狠心”背后的极致通透。

这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的风流才子，为何要斩断尘缘，抛妻弃子跑去出家呢？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盐商巨富之家，父亲李世珍67岁老来得子，可母亲王氏是侧室。这种特殊身份，让他从小在富贵与凉薄中长大。

5岁时父亲去世，族中长辈因为母亲是侧室，竟然想简化葬礼，年幼的他攥紧拳头，硬逼着族人按正室规格给操办了，他也第一次见识到了封建礼教的冰冷。

7岁起，他跟着兄长读经练字，《大悲咒》的檀香气息、王羲之书法的笔墨韵味，悄悄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15岁时，他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年纪轻轻的他好像看透了富贵无常，可叛逆也随之而来。

他穿绸缎华服逛戏园，为京剧名伶杨翠喜写下诗词，甚至想为她赎身，结果因为门第之见，眼睁睁看着爱人被献给了庆亲王奕劻，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求而不得”的痛苦。

1905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带着妻子俞氏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他成了第一个敢画人体素描的中国学生，当时国人视人体画为“伤风败俗”，可他坚持“艺术要纯粹”，一画就是整夜。

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封面设计、内容编写全由自己完成，开篇的《祖国歌》后来传唱全国。

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春柳社，男扮女装出演《茶花女》里的玛格丽特，细腻的演技轰动了东京文艺圈，让日本人惊叹：“中国也有如此高水平的话剧。”

《中国近代艺术史》记载，此时的李叔同是“红尘中的极致享乐者”，他穿最时髦的西装，用最精致的钢笔，住带花园的公寓，身边围绕着文艺界挚友。

可午夜梦回，他总对着母亲的照片发呆，想起母亲灵前的冷遇，想起杨翠喜的泪光，艺术能填满他的生活，却填不满内心的迷茫。

1910年回国后，李叔同先后在天津、上海、杭州任教。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成了较真到骨子里的老师。

教油画，要求学生必须写生，自己示范到指尖沾满油彩，教钢琴，每个音符的节奏都要精准，学生弹错就反复练习到深夜。教话剧，亲自设计服装、指导台词，连道具都要亲自检查。

可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过得像个苦行僧，一件灰布长衫穿了十年，每餐只有青菜豆腐，连坐藤椅前都要先摇一摇，怕压死缝隙里的小虫。

学生们发现，先生课后总在办公室临摹《金刚经》，案头常年飘着檀香，和课堂上那个潇洒的艺术老师判若两人。

夏丏尊曾问他为何如此，他只回答：“艺术是小道，我想找更根本的东西。”

1916年，李叔同在日本杂志上看到了“断食养生”法，突发奇想，他想通过断食，剥离身体的欲望，寻找内心的平静。

《弘一法师年谱》记载，当年冬天，他独自一人前往杭州虎跑寺，闭关断食21天，每天只喝少量清水，记录身体和心理的变化。

断食期间，他每天诵经、打坐，看着窗外的草木枯荣，思绪逐渐清晰。他意识到，红尘中的一切，无论是艺术、爱情、富贵，都是暂时的，唯有精神的解脱才是永恒。

断食结束时，他在日志中写道：身心轻健，万念俱寂，觉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这次经历，成了他出家的重要契机。

断食归来后，李叔同变了，他把手表、钢笔、西装全送给了朋友，换上粗布衣裳，开始素食，甚至不再听音乐。

他说：“音乐虽美，却易撩动凡心。”丰子恺察觉到师父的变化，课后总跟着他，可不敢多问。1918年春天，李叔同正式向学校辞职，要去虎跑寺出家，消息传开，全校震动。

第一重煎熬，是对妻儿的牵挂。《弘一法师传》记载，李叔同和妻子俞氏结婚多年，育有两个儿子，长子李准、次子李端。

俞氏是传统女性，一生围着家庭转，得知丈夫要出家，她带着两个孩子从天津赶到杭州，在虎跑寺门前跪了三天三夜。

小儿子李端才6岁，哭着拍打寺门，呼唤父亲回家。李叔同在禅房里听着儿子的哭声，指甲掐进掌心都没有开门，他怕一旦开门，就再也走不了这条路了。

那些年和妻儿相处的点滴，教孩子写字、给妻子画肖像的场景，都在他脑海中浮现，可他知道自己的灵魂早已不属于红尘。

第二重煎熬，是对弟子的愧疚。丰子恺是他最看重的弟子，两人亦师亦友。得知师父要出家，丰子恺跑到虎跑寺，才有了那场灵魂拷问。

丰子恺《我的老师李叔同》记载，他问出“忍心抛妻弃子吗”的疑问后，李叔同的回答只有八个字：“世间万物，皆为无常。”

这句话让丰子恺瞬间愣住了，他后来才明白，师父不是狠心，而是看透了生死离别，知道所有相聚终会离散，选择了另一种精神归宿。

第三重煎熬，是对艺术的割舍。李叔同是近代艺术先驱，书法、绘画、音乐、话剧无一不精。出家前，他把毕生创作的书画、乐谱全部送给了友人，其中一幅《罗汉图》送给了丰子恺，背面题字：人生犹似画中景，看淡方能见真淳。

他对丰子恺说，艺术是小道，佛法是大道，自己要去修大道了。割舍热爱了半生的艺术，对他而言不亚于割肉，但为了精神的解脱，他只能忍痛放手。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虎跑寺正式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剃度那天，他看着镜中光头的自己，平静地说：“今日出家，非为逃避，实为求道。”

很多人骂李叔同抛妻弃子，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出家后，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妻儿。《弘一法师年谱》记载，他每年都会托人给天津的妻儿寄去生活费，金额足够母子三人生活无忧。

俞氏病重时，他在泉州开元寺抄录《药师经》七日七夜，托人带回天津，希望能为她祈福。俞氏去世后，他闭门诵经三日，以此寄托哀思。

他对妻儿的牵挂，还体现在细节中。出家后，他给俗家弟子写信，落款都是“沙门演音”，唯独给儿子写信时，会悄悄加上“父字”二字。他在信中叮嘱儿子们踏实做人、认真读书，不要因父亲的选择而自卑，字里行间满是父爱。

对弟子丰子恺，他更是牵挂。出家后，两人保持书信往来，弘一法师在信中教他做人、做事，鼓励他坚持漫画创作。

丰子恺后来创办《护生画集》，弘一法师为每一幅画题字，还亲自审核内容，两人合作的《护生画集》成了传世经典。

1929年，丰子恺去泉州看望弘一法师，看到师父穿着打补丁的僧袍，吃着最简单的斋饭，可人却精神矍铄，他终于彻底懂了，师父的狠心，是把对妻儿、弟子的小爱，化成了对众生的大爱。

弘一法师出家后，严守南山律宗戒律，成了近代律宗大师。他创办南山律学院，培养了大批僧人。

抗战时期，他写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标语，把书法义卖所得全部捐给了难民。他游走各地讲经，不收任何供养，所到之处，只住简陋禅房，吃粗茶淡饭。

弟子回忆，弘一法师晚年身体不好，依然坚持诵经、抄经，哪怕手抖得厉害，也要把每个字写得工整。

他的修行生活极致简朴，一件僧袍穿了二十年，打满了补丁。过午不食，每天只吃一顿午饭，食材只有青菜、豆腐。从来不使用奢侈物品，连信纸都用废旧账本裁剪而成。

了他对他人格外宽厚，遇到乞讨者，总会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看到百姓受苦，会主动诵经祈福，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临终前，他写下四字绝笔：悲欣交集，悲的是众生苦难未消，欣的是自己终于修成正果。

他留下遗嘱：遗体火化，骨灰分葬六处，骨塔上刻“无相可得”四字，就像他出家前对丰子恺说的，所谓放下，不是无情，是不执着。

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为他写下了《怀李叔同先生》，文中详细记录了当年的灵魂拷问和师父的回答，让这段往事被更多人知晓。

弘一法师的骨灰分葬在了泉州、杭州等地，骨塔上的“无相可得”四字，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妻儿在天津平静生活，儿子们各自成家立业，把父亲的教诲传承了下去。

丰子恺一直铭记师父的教诲，创作的《护生画集》传世，用一生践行着“较真到骨子里”的人生态度。

至于些年围绕着李叔同“抛妻弃子”的争议，我想他的选择或许没有对错吧，他做文人，就做最风流的文人。做老师，就做最认真的老师。做和尚，就做最虔诚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