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宸 ▏《金瓶梅》作者“徐渭说”辨

《金瓶梅》作者问题是“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曾予以关注。然囿于资料匮乏,迄今不能形成定论。

近日，《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大篇幅推介潘承玉教授的研究成果,断定《金瓶梅》作者乃是徐渭,认为是书的地理原型即浙省绍兴市,引起了一些关注。【1】

笔者本着学习的态度,拜读潘先生相关著述,不意发现诸多问题,窃以为不可不辨,遂不揣谫陋,略陈如下:

一《金瓶梅》的地理原型不是绍兴

关于《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学界已有“临清说”、“东平说”、“北京说”等，潘承玉先生提出“绍兴说”,其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金瓶梅》中提及的一些特殊地名在绍兴可以找到;

二是行政建置与绍兴相似;

三是城池格局与绍兴相仿；

四是小说中人物口吻流露出江南背景,从而论定:“全书另有主要地理原型在，它就是绍兴府城”,“浙江绍兴是《金瓶梅》作者层面的地理”。

众所周知，《金瓶梅》故事系从《水浒传》“武十回”中衍出,带有鲜明的《水浒》遗传因子,小说中诸多人名、地名如潘金莲、西门庆、紫石街、县前街、东街、狮子街等均沿自《水浒传》;

而阳谷县属“东平府”,与清河县“只在咫尺”,这尽管并不符合宋明的地理实情,但《水浒传》既然那么写,《金瓶梅》也就“依葫芦画瓢”,并进而写清河与阳谷为东平府的“一府两县”,且清河距东平府较近，所谓“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是也。

这本是“街谈巷语”的小说家言,并无多少“微言大义”,而潘承玉先生却偏能从这种平淡无奇的小说家言中“索隐”出东平府治、阳谷县治与清河县治“同在一城”,且“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2】,进而推证出"惟有绍兴一府”才具有这种“一府两县”的地理原貌,所以“小说中的清河县原型当为绍兴府会稽县”。

然而事实果否如此呢?

其一,关于“两县同城”“府县同城”:潘承玉先生认为,小说第49回所写宋御史“鼓吹进东平府察院”,随即“与蔡御史坐两顶大轿,打着双檐伞,同往西门庆家来,当时哄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第65 回黄太尉等“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说明“小说中的清河县城,也是府治所在”;

而第1回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第48回东平府“调委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首下落”，“寻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

更说明“府治、清河县治与阳谷县治当同在一城,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而明代“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的,惟有绍兴一府”。

这是潘先生误读《金瓶梅》一书的结果。

(一)“两县同城”:前文已具,《金瓶梅》系从《水浒传》“武十回”中衍出,诸多人名、地名等均承自《水浒传》。

清河县与阳谷县“只在咫尺”也同样如此，《水浒传》第22回,阳谷知县对武松说:“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若果如潘先生所推导的那样,岂非《水浒》中便已是两县同城,甚或《水浒》便是以绍兴为清河县地理原型的?

至于第48回狄县丞“寻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一节,潘先生以为说明了“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然而这一段却未能提供任何有关两县所处地理位置的有力证据,

小说中曾写: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首下落”是受东平府“调委”,则其人虽为阳谷县丞,此时是在办理东平府的公事,自然有权在东平府所属各县范围内查访,而不必要限在阳谷一县,所以即便他查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也并不能说明河西就阳谷县所辖。

且《金瓶梅》第一回写武大“因时遭饥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古代粮食收成多半靠天时,若清河、阳谷两县距离如此之近“两县同城”的话,阳谷饥馑,清河的状况必然也不会好,武大搬家至清河县的举动则失去了意义。

(二)“府县同城”:据《金瓶梅》所写,清河县在东平府南边,距东平府尚有相当的距离,如第47回“到十七日日西时分,只见玳安夹着毡包,骑着头口,从街心里来。王六儿在门首,叫下来问道:你往那里去来?玳安道:‘我跟爹走了个远差,往东平府送礼去来。’"

既称“远差”,又“骑着头口”,且到“日西时分”才回来,足见府县不在一处,并且距离不近。

第49回西门庆打听到宋、蔡二御史要去他府中赴宴的消息，“与来保、贲四骑快马先奔来家,预备酒席,门首搭照山彩棚,两院乐人奏乐,叫海盐戏并杂耍承应”,然后两御史方“到大门道,下了轿,进去”。

如果如潘先生所说“府县同城”,那西门庆等人何以要“骑快马先奔来家”?并且做完“预备酒席”、“搭照山彩棚”“叫海盐戏并杂耍承应”等工作要花费不短的时间,如若“府县同城”的话,两御史去西门庆府说话便到,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准备事项是不可想象的。

第51回工部安主事从荆州回京师复命,先到清河城南30里处的砖厂拜谒了黄主事,与黄主事一同北上去东平府胡府尹处赴席,顺道先拜访了西门庆,西门庆留饭说:“就是往胡公处去路尚许远,纵二公不饿,其如从者何?”

可见清河县在东平府的南边,两地相距并不近。与潘先生所主张的地理位置大相径庭。

东平府地区图

其二,关于“两司八府”:《金瓶梅新证》第80页,潘先生从《金瓶梅词话》第65回摘出宋御史率山东两司八府官员迎接从京城来的六黄太尉一节，认为“宋明各代省级行政并无'两司’之说,明代省级行政所设乃'三司’”,

“山东,宋代隶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只有济南、应天、袭庆、兴仁、东昌等五府,明代则为济南、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登州等六府”,《金瓶梅》所谓“两司八府”实是“绍兴府'两分司八县’的递升一级放大”。

事实上,潘先生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明明代绍兴府确有“两分司八县”的行政建置,与《金瓶梅》中的“两司八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所谓“递升一级放大”云云,也只能是潘先生一厢情愿的揣测。

先看“两司”。按《明史·职官志》,明代省级行政机构确为“三司”,但都指挥使司掌管一省军事,非遇大事不与布、按二司会商,因此于一省民众有实际影响的只是掌管民政、刑名的布、按二司。

在《明史》中就有关于“两司”的大量记述,如《选举志一》;“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选举志三》:“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

“洪熙元年,特申保举之令,京官五品以上及给事、御史,外官布、按两司正佐及府、州、县正官,各举所知”,“自后惟布、按两司三品以上官连名共举，其馀悉付吏部”；

《黄宗载传》:“请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两司核实举按以闻”；

《黄润玉传》:“出按湖广，斥两司以下不职者至百有二十人”；

《谢迁传》:“尚书刘宇复劾两司以上访举失实”；

《曾钧传》:“出为云南副使。两司诣黔国公率廷谒,钧始正其礼”；

《蔡懋德传》:“济南新残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摄两司及三道印。迁山东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不仅正史,野史小说中也常有“两司”、“二司”之说,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即有“布按二司官”一条曰:“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官”【4】；

《二刻拍案惊奇》卷四:“时值万寿圣节将近，两司里头例该一人赍表进京朝贺”,“这边石察院待两司作揖之时,独留宪长谢公叙话”;【5】

以万历、天启间史事为背景的小说《幻中游》第16回:“石生回到衙门,把布按两司的事务,一一交代清楚”【6】。

潘先生并未仔细考察明代史料文献便一口断言:“宋明各代省级行政并无'两司’之说”,未免过于武断。

再论“ 八府”。潘先生指出:山东省区域,宋代“只有济南、应天、袭庆、兴仁、东昌等五府,明代则为济南、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登州等六府”。

这一点,潘承玉先生所说数目不误,但并无东昌府,乃东平府。《宋史·地理志一》:“(京东)西路。府四:应天,袭庆,兴仁,东平。”【7】

潘先生所言宋代东昌等五府,不知所据何史?另据《明史 · 地理志二》:“东平州,太祖吴元年为府。七年十一月降为州,属济宁府”,可见东平在明初还是沿袭宋、金、元三朝“府”的建制,后来才降成了“州”。

如前文所言,《金瓶梅》中诸多地名均承自《水浒传》,“东平府”也是如此，《水浒传》中东平作“府"而不作“州”,恰好印证了其为元末明初人所作这一学界共识。

《金瓶梅》的作者因袭了《水浒传》中“东平府”的说法,又加入当时山东管辖的济南、兖州等六府,并把山东附近的徐州也拉了进来,组构成了清河县附近的地理区域图。

这样的小说家伎俩本为司空见惯,可潘先生却偏要从中探微索隐,将它与明代绍兴府的建置联系在一起,此举未免胶柱鼓。

《金瓶梅新证》 潘承玉 著 黄山书社出版

其三,关于《金瓶梅》主要人物在江南:《新证》第89页,潘先生认为:“一主要人物表面上看是北方人,仔细一瞧,又都是江南人”,因为温秀才在第73、76回中被潘金莲等径呼为“温蛮子”,便由此断定“温秀才是江南人”。

潘先生大概不知“蛮子”亦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鄙称,如《水浒传》第28回武松醉面快活林,便被酒保称为“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如果依着潘先生的解释,是否要把武松的籍贯也搬到江南?

在《地理原型探考》一文中,潘先生指出:“在第52回的宴席上，应伯爵却夹起鲥鱼对西门庆说:‘你那里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原来西门庆竟也是江南人!"【8】

事实果然如此么?笔者认为:这是潘先生的有意曲解。

应伯爵的这儿句话,是为了显示自己在众人面前的博学多识,而绝不能证明西门庆是江南人。

从语言表述习惯上看，“你每那里江南此鱼”是不通的,中间明显有遗漏。戴鸿森、陶慕宁先生参酌崇祯本《金瓶梅》在“那里”后边补上"晓得”二字【9】,这是对的,符合作品原意。

“那里”是“哪里”之意,绝不是现在的"那里”。

另外,明何景明作有《鲥鱼》诗:“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光”,意思是江南鲥鱼刚上市，五月就运到了北方的北京,成为皇帝与权贵享用的美味。

这又如何能证明西门庆一定就是江南人呢？此外,潘先生在《新证》第130页称:“第三人称则在官话'他’、‘他每’、‘他们'的掩盖下,使用了绍兴方言的人称代词'伊’”，“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中都有以'伊’为第三人称代词的情况,说明'伊’。”

笔者不知潘先生从何处可以看出“伊”应当就是作者家乡的方言”,似乎潘先生把“伊”指为“绍兴方言的人称代词”所依据的也只是一本《鲁迅作品方言词典》,是为孤证。

如按此逻辑推理,则古代诗词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等是否也要被潘先生指证为绍兴人的作品?

由此可见,潘承玉先生所谓《金瓶梅》“另有主要地理原型在,它就是绍兴府城”的说法,与《金瓶梅》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

《绍兴方言研究》 王福堂 著 语文出版社出版

二.《金瓶梅》的作者不能确指为徐渭

《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观点萌芽于明袁中道的《游居柿录》,1939年英国的阿瑟·戴维·韦利在英译本《金瓶梅》导言中首次提出,后遂有学人证引材料申述发明,潘承玉即持此说。

潘先生通过大量考证,判定“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新证》第152~156页所说的“诸谜谜底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

很显然,潘先生把严肃的《金瓶梅》作者考证当作了有趣的猜谜游戏。尽管徐渭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作为研究者,却也不能在毫无文献依据的前提下随意拉过一本书来便跟徐渭附会在一起。

(一)关于“廿公”。

潘先生在《新证》第152页说:

“词话本卷首跋的署名为‘廿公’，‘廿公’的对应词是'廿女’,廿女,据清吴翌《逊志堂杂钞》甲集引《兼明书》载:

‘吴王之女名二十,故吴人呼二十为念。’

廿女既可指吴国公主,那么,廿公可解为吴国公子;古代吴国的最著名公子乃春秋时的季札。……季札悼徐君,即吴国公子悼徐君,即廿公悼徐君。此跋署名寓悼徐君意,暗示《金瓶梅》作者当姓徐。”

潘先生此处又一次曲解了文献。

按《逊志堂杂钞》甲集所引《兼明书》内容,原文见于《兼明书》卷五《蔓菁》条:

然则北人呼菘为蔓菁,与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盖鼎峙之世,文轨不同。魏武之父讳嵩,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为之讳也。亦由吴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为念,而北人不为之避也。[10]

由此可知,所谓“江南人呼二十为念”云云,并非吴国公主真名“廿女”,而是为了避讳。且此处“吴主”乃指三国东吴孙氏政权,而非春秋吴国。

如此,潘先生所谓“廿公可解为春秋吴国公子季札”以及“此跋署名寓悼徐君意,暗示《金瓶梅》作者当姓徐”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潘先生在《新证》第154页说:“笑笑生、欣欣子、廿公均作者自名”,笔者不知潘先生曾否认真读过这一序一跋。

欣欣子《序》明言:“吾友笑笑生为此”【11】，廿公《跋》开篇也说:“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12】,很明显,这两人均非作者本人。不知潘先生何以汲汲于对这两个本无从考证的托名的猜想，却忽略了序跋本身?

《逊志堂杂钞》书封

(二)《新证》第153~154页:“故事背景改在清河县,暗示作者籍贯为'山阴’,名字与‘清’、‘渭’等字相关”,“清河县的上一级行政区划,作者有一明一暗两种安排”,明里属于山东东平府,暗里则属于淮安府,“明里的用意在照顾《水浒》原有的故事基础；暗里更有特殊目的在……故事背景改在清河县,目的在于带出淮安府,带出淮安府,也就带出山阳县,山阳县遥遥影射山阴县,此当即作者籍贯。"

潘先生在这里兜了一个大圈子,把清河从东平拉到淮安,就为了生拉硬扯出清河跟绍兴山阴的关系。

可是也许这个圈子兜得太远,弄得潘先生自己都有点搅不清,以至于忘了自己在前面写下的文字可能跟这儿产生矛盾,潘先生在《地理原型考探》一文中曾说:“府治、清河县治与阳谷县治当同在一城: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由此断定:“小说中的清河县原型当为绍兴府会稽县”。

可是此处为了能把清河与山阴联系上,却又把小说中的清河县划归淮安府治下,难道淮安府也与绍兴样,属于“一府两县同在一城”么?

潘先生曾查索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二府,南方地区仅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此种现象”,可见,淮安是不符合潘先生的“东平府”标准的,那么潘先生此处岂不是自相矛盾?

潘先生称“清河又即清水”,此说不误,但把清水跟渭水联系起来，则出于潘先生的主观想象。

中国历史上曾有多处“清河(清水)”,但都跟渭水无关,略举于下:

(1)据《汉书·地理志》,古代“河水”(即黄河)自宿胥口(今河南浚县西南)改道东行,宿胥口以北河水故道内黄以南一段,受黎阳诸山泉流汇注,由原来的浊流变成清流,因而被称为清河。

战国时清河在内黄受洹水后折东北流经今河北馆陶、清河一带到山东平原附近东注河水,成为齐、赵间一巨川,屡见于《战国策》。

汉初于清河下游地区置清河郡，此当是今河北清河。

(2)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别名清水,宋后遂通称清河,一名北清河。金元后又称大清河。

清咸丰五年自东阿旧治西鱼山以下为黄河所夺,清河之名遂废。今惟东平境内汶河分为南北两支,犹有大小清河之名,西北流注东平湖,又自湖北出为大清河,至鱼山下入黄河。

此或即《水浒传》、《金瓶梅》中所谓“东平府清河县”之由来。

(3)古泗水别名清水,宋后遂通称为清河,一名南清河。金后自今江苏徐州以下一段长期为黄河所夺，元后自今山东济宁南鲁桥至徐州一段又成为运河的部分,清河之名遂废。

惟下游自今江苏泗阳以下,岔分为大小清河二脉入淮，明犹沿用旧称不改。此当为江苏淮安之“清河”。

潘先生似乎并没有弄清中国古代的地理沿革,却强作解人,把古济水系的“清河"强拉到淮安,又跟渭水联系起来,只是为了证成其“徐渭说”,殊不知这岸“猜谜”式的索隐已把严肃的《金瓶梅》作者考证引入了歧途。

此外,潘先生称“”山阳县遥遥影射山阴县,此当即作者籍贯”,至于如何证明作者籍贯,潘先生却避而不谈。

笔者不敢妄度潘先生此举的原因,但想来最大的可能或是潘先生先在心中预设了徐渭的影子,随后用猜谜的方式去一一印证。

其次，《新证》第162~164页称:“徐渭晚年暗示他有一部名含'瓶梅’的长篇小说”,可潘先生所引《徐文长三集》中《与马策之》、《卌年》等诗文并不能证明其中的“厨书”、“旧草”等与小说书稿有任何关系。

那么潘先生何以认定这些书稿就是《金瓶梅》小说呢?

众所周知，《金瓶梅》的命名方式乃是从书中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三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中各取一字而成,后世才子佳人小说如《金云翘》、《雪月梅》、《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均依此例。

可潘先生偏偏“考证”出了不同的结论,《“兰陵笑笑生”揭秘》一文中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书稿就是《金瓶梅》。《逸稿》卷八《画插瓶梅送人》:

'苦无竹叶倾三斝,聊取梅花插一梢。冰碎古瓶何太酷,顿教人弃汝州窑。’

诗的主要意象与《金瓶梅》的小说名非常接近。它很可看作《金瓶梅》作者对身后书稿将流落无归的悲观预言。”

潘承玉先生所谓“诗的主要意象与《金瓶梅》的小说名非常接近”云云,不过就是此诗题目中包含了“瓶梅”二字,于是潘先生便欣欣然以为找到了《金瓶梅》与徐渭有关的“铁证”。

据笔者所知,“瓶梅”实为古代文人咏物诗的常用意象，自宋元以来,诗词以“瓶梅”为题者甚夥,略举数例,如宋代赵蕃有《夜坐读书闻瓶梅之香口占五绝》,张道洽有《瓶梅》二首,杨万里有《小瓶梅花》,项安世有《次韵叶教授小院室中瓶梅》二首,方回有《开镜见瓶梅》,

元代许有壬有《清平乐·瓶梅》词,张之翰有《江城子·瓶梅》词,明代与徐渭同时略后的谭元春有《瓶梅》诗,周之翰有《寒夜拥炉瓶梅枯冻戏为作下火诗》等。

明代中后期作过以“瓶梅”为题的诗词的文人恐怕要数以千百计,如果按照潘先生但凡诗题中有“瓶梅”二字便能和《金瓶梅》联系起来的标准去推敲的话,则《金瓶梅》作者谜团的棼丝岂不愈治愈乱?

《汉书 · 地理志校本》刻印本

第三,《新证》第156~161页,潘先生以大量篇幅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可所提供的依据如“作者是绍兴人”、“作者是戏曲作家、双曲学者和幕客”等却均是以“徐渭是《金瓶梅》作者"为预设前提而列出的。

至于那些对“徐渭说”不利的证据,却通通被潘先生回避了,《新证》第147~149页述“袁中道'绍兴老儒’说的由来”,潘先生对于己有利的“绍兴老儒"说予以采信,对于同篇中不利于“徐渭说”的“绍兴老儒为西门千户家作传”一说,却以一句“袁宏道的话本身有不少烟波,不必尽信”一语带过。

这种隐匿证据的做法实有悖于学术准则。

综上可知:《金瓶梅》中所写的“清河”不是绍兴,它系承袭《水浒》的成说而来,具体位置当在山东东平附近;《金瓶梅》序跋的作者欣欣子、廿公等人真实身份无法考知,“故事背景改在清河”与“山阴"没有任何联系,徐渭晚年的诗也并不能证明其写过“名含'瓶梅’的小说”,“徐渭是《金瓶梅》作者”的说法同样缺乏可信服的文献依据。

小说作者的考辨需讲求实证,不能为了证成已说而无中生有、曲解证据、附会周纳。

谢肇淛曾言:“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13]

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地理等都经过了作者的虚构改造,不能“胶柱鼓瑟”,简单地与历史真实“对号入座”,以此“索隐探微”。

潘承玉先生对《金瓶梅》的研究颇多穿凿,这种研究方法与基本的学术准则相悖,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很难令人信服。

《与清河》 黄 霖 、吴 敢、赵 杰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 释:

[1]2010年1月2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通讯员梅芳燕,本报特约记者叶辉”的文章《“兰陵笑笑生”是徐渭?——潘承玉与〈金瓶梅〉作者之谜》;2010年2月4日,《浙江工人日报》发表署名“实习生梅芳燕”的文章《“兰陵笑笑生”是徐文长?》;2010年2月9日，《绍兴日报》发表署名“记者何超群,实习生何超珂”的文章《徐渭研究获得国家级媒体高度关注》。另外,多家网络媒体转载。

[2]潘承玉《金瓶梅新证》,黄山书社,1999年。以下引文非特别标明者皆出此,不另出注。

[3]《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以下引文凡标明引自《明史》者皆出此,不另出注。

[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570页。

[5](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6](清)烟霞主人编述《幻中游》，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7]《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8] 潘承玉《地理原型探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28页。《全瓶梅新证》中相关内容之基本观点同此文,因《新证》引文较多,姑从简引此。

[9](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2000年,第678-679、701 页。

[10](唐)丘光庭《兼明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0册,第250页。

[11]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5页。[12]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6页。[13](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参考文献:

①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合肥:黄山书社,1999 年.

②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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