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诗坛泰斗的身后劫：沈德潜谥号褫夺始末

乾隆朝诗坛泰斗的身后劫：沈德潜谥号褫夺始末

於恢

乾隆四十三年深秋，江苏东台县的一纸奏报，如惊雷般炸响在紫禁城。平民蔡嘉树检举本县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中暗藏“悖逆”诗句，更牵扯出已去世九年的前礼部侍郎沈德潜——这位曾被乾隆誉为“江南老名士”的诗坛泰斗，不仅为徐述夔作过传记，还在文中盛赞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当奏报递至乾隆案前，这位素来以文治自傲的帝王，终于按捺不住积压多年的怒火，一道圣旨下，沈德潜生前获赠的太子太师头衔被革去，谥号“文悫”遭褫夺，甚至连葬于苏州的墓碑都被下令推倒，骸骨险些被掘出鞭尸。一场跨越九年的君臣恩怨，以最惨烈的方式落幕，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在沈德潜与乾隆的交往中埋下伏笔。 一、江南老名士的晚来荣宠 康熙十二年，沈德潜生于江苏长洲（今苏州）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不同于那些年少成名的才子，他的科举之路堪称坎坷——从二十三岁考取秀才起，先后十九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三年，六十七岁的沈德潜才终于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时的他，鬓发已斑白，却凭借一手清丽典雅的诗作，逐渐进入乾隆的视野。 乾隆自幼酷爱汉文化，尤其痴迷诗歌，而沈德潜的诗风恰好契合了他的审美。沈德潜主张“格调说”，强调诗歌应“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要有盛唐气象的雄浑，又不失儒家伦理的规整。这种诗论不仅符合乾隆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期待，更暗合了他试图通过文化掌控巩固统治的需求。乾隆十七年，沈德潜因编选《唐诗别裁集》得到乾隆召见，君臣二人论诗谈文，相谈甚欢。乾隆对他极为赏识，曾赋诗“我爱沈德潜，淳风挹古福”，将其比作唐代的李白、杜甫，甚至允许他“以老臣身份”出入宫禁，随时探讨诗艺。 此后的十年间，沈德潜的仕途一路顺遂。他从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内阁学士，最终官至礼部侍郎，加尚书衔。乾隆不仅多次为他的诗集作序，还在他告老还乡时亲自题写“御制诗”相送，并特许他“著在籍食俸”，享受在职官员的待遇。最令沈德潜荣耀的是，乾隆二十七年他八十寿辰时，乾隆特意遣官送御书“鹤性松身”匾额及珍宝赏赐，这份恩宠在整个乾隆朝的文臣中都极为罕见。彼时的沈德潜，俨然成了乾隆朝文治的“活招牌”，江南士人争相效仿其诗风，史称“德潜诗宗盛唐，主格调，论诗主温柔敦厚，一时学者莫不从其说，遂成宗派”。 然而，这份看似完美的君臣相得，实则暗藏裂痕。乾隆对沈德潜的赏识，从来都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他需要一个既能代表汉文化最高水平，又绝对顺从皇权的文人领袖，而沈德潜的“格调说”和恭顺姿态，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但沈德潜终究是传统士大夫，他心中既有对帝王恩宠的感激，也有对文人风骨的坚守，这种矛盾在《清诗别裁集》的编选中首次爆发。 二、《清诗别裁》的编选之争 乾隆二十四年，沈德潜历时多年编选的《清诗别裁集》定稿。这部收录了清初至乾隆初年九百多位诗人、两千余首诗作的选集，本是他为总结本朝诗坛成就所做的心血之作。按照惯例，他将书稿呈送乾隆御览，请皇帝为之作序，这本是彰显皇恩、巩固自身地位的绝佳机会，却不料成了君臣嫌隙的开端。 乾隆在翻阅书稿时，一眼便看到了沈德潜将钱谦益的诗作置于卷首。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才华横溢却争议极大——他早年在明朝官至礼部尚书，南明灭亡后又投降清朝，虽未担任要职，却始终被乾隆视为“贰臣”的典型。乾隆认为，钱谦益“身为明臣而事本朝，虽属草昧缔构之时的权宜之举，然其人终究不得为忠孝”，将其诗列为清初第一，无疑是对“忠君”伦理的挑战。 乾隆当即召见沈德潜，语气严厉地斥责道：“谦益诸人，在前明为达官，入本朝则为降臣。其诗虽有文藻，然其人立身不正，何足为后世表率？选以冠本朝诸人，则是导人于不忠，此风断不可长！”面对乾隆的怒火，沈德潜据理力争，他认为钱谦益的诗“格律精严，气象雄浑，实为清初诗坛之冠”，编选诗歌应“以艺论人，而非以人废艺”。他还举例说，杜甫曾盛赞李白，并未因其晚年入永王幕府而否定其诗才，可见“诗品与人格未必完全一致”。 这番辩解彻底触怒了乾隆。在乾隆眼中，文学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艺术，而是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工具。他之所以推崇沈德潜的“格调说”，正是因为其强调“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而钱谦益的“贰臣”身份，恰恰违背了这种伦理。乾隆冷冷地回应：“朕非不知谦益诗工，然其立身不忠，即为大节有亏。尔为朝廷大臣，编选诗集当以忠孝为本，岂能只论诗艺而不论品行？”最终，沈德潜在乾隆的强令下，不得不删除钱谦益的诗作，并对全书进行重新排序。 这场编选之争，让乾隆第一次意识到，沈德潜的“恭顺”背后，仍藏着士大夫的独立见解。尽管他最终妥协，但乾隆心中已埋下不满的种子——他可以容忍文人有才华，却绝不能容忍文人挑战他设定的伦理底线。而沈德潜也隐约察觉到，帝王的恩宠如同双刃剑，既能让他荣极一时，也能在瞬间将他打入深渊。只是此时的他，或许并未想到，多年后一桩更为严重的“文字狱”，会让他彻底栽在“识人不明”上。 三、《一柱楼集》的文字之祸 乾隆四十三年，江苏东台县发生了一起看似普通的田产纠纷。平民蔡嘉树与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因土地归属问题争执不下，蔡嘉树久告不赢，情急之下竟翻出徐述夔生前所著的《一柱楼集》，指控其中暗藏“悖逆”诗句，意图借此扳倒徐氏家族。 徐述夔是康熙年间的举人，虽未入仕，却在江南一带小有名气。他的《一柱楼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诗句，蔡嘉树曲解为“怀念明朝，图谋反清”。江苏巡抚杨魁接到举报后，不敢怠慢，立即将诗集呈送京城。乾隆看到诗集后，起初并未特别在意——此类因文字捕风捉影的举报，在乾隆朝屡见不鲜。但当他翻到书末沈德潜为徐述夔所作的传记时，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传记中，沈德潜对徐述夔评价极高，称其“品行端方，学问渊博，诗文皆有古人之风，可为后学表率”，甚至直言“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乾隆越看越怒，拍案而起：“沈德潜身为朕之近臣，受朕厚恩，竟为逆犯作传，盛赞其品行文章！是何居心？”他当即下令彻查此案，不仅将徐述夔开棺戮尸，其子孙及相关人员全部治罪，更将怒火直指已去世九年的沈德潜。 乾隆之所以如此震怒，绝非仅仅因为沈德潜为徐述夔作传。此时的乾隆，正全力推行“文字狱”，意图通过严厉的文化管控，消除汉族士大夫心中的反清意识。而沈德潜作为乾隆亲自树立的“文治标杆”，却与“逆犯”产生关联，这不仅是对皇权的冒犯，更让乾隆觉得自己被“欺骗”。他在谕旨中怒斥沈德潜：“德潜自谓诗坛泰斗，朕亦尝以大儒待之。今观其为徐述夔作传，可知其目无君父，心术不正！昔年编选《清诗别裁》，竟敢违逆朕意，收录钱谦益之诗，今又为逆犯张目，其罪难赦！” 事实上，沈德潜为徐述夔作传时，徐述夔尚未被指控“悖逆”，两人只是普通的文友交往。沈德潜欣赏徐述夔的才学，为其作传本是文人常情，却不料多年后竟成了“罪证”。但在乾隆眼中，这已不是“识人不明”的问题，而是“忠诚与否”的考验。他需要通过严惩沈德潜，向天下士大夫传递一个信号：任何与“悖逆”沾边的行为，哪怕是无心之失，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四、身后荣光的彻底崩塌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乾隆下旨：“沈德潜生前曾任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朕念其年老，予以厚待。今查其为逆犯徐述夔作传，盛赞其品行，实属罪大恶极。着即革去其太子太师头衔，褫夺谥号‘文悫’，追回所有御赐物品。其葬于苏州之墓碑，着地方官立即推倒，不许留存。” 圣旨传到苏州时，沈德潜的家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不敢违抗圣命，只得眼睁睁看着工匠将乾隆亲笔题写的墓碑推倒，砸成碎石。曾经门庭若市的沈家府邸，一夜之间变得门可罗雀，江南士人纷纷与沈家划清界限，生怕被牵连进这场文字狱。更令人唏嘘的是，乾隆还曾考虑将沈德潜的骸骨掘出鞭尸，幸得大学士刘墉等人苦苦劝谏，称“德潜已死，若再戮尸，恐失天下士心”，乾隆才勉强作罢，但仍下令将沈德潜的所有著作列为禁书，不得流传。 这场风波不仅让沈德潜身败名裂，更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士大夫们愈发谨小慎微，写诗作文无不字斟句酌，生怕触碰禁忌。而乾隆通过对沈德潜的严惩，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对文化的控制，将“忠君”思想贯彻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历史的评价往往充满矛盾。沈德潜死后虽遭严惩，但他编选的《唐诗别裁集》《古诗源》等著作，因其选录精当、评点深刻，并未真正消失，反而在民间悄悄流传。道光年间，朝廷逐渐放宽对沈德潜著作的禁令，他的诗论重新受到重视。到了近代，学者们更是跳出“文字狱”的局限，客观评价他在清代诗坛的地位——他虽因依附皇权而荣耀，又因皇权而身败，但他对唐诗、宋诗的整理与研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承与发展，终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在翻看旧诗时，偶然看到自己当年为沈德潜所作的赠诗，想起这位老臣的才华与恭顺，心中竟生出一丝悔意。他对身边的太监说：“沈德潜虽有过错，但其诗才确有过人之处。朕当年处置过严，或许是有些意气用事了。”只是，这份迟来的悔意，终究无法挽回沈德潜的身后荣光。这位曾被誉为“乾隆朝诗坛泰斗”的文人，最终成了皇权与文化博弈的牺牲品，他的遭遇，也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晚期文人命运的缩影——在绝对的皇权面前，即便是最受宠的文人，也不过是一枚可以随时被抛弃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