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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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东亚财评

作者 l 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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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从“交邻以信”的国策出发，总计向日本派出了12次通信使团。在这200多年间，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伴随着朝日文人的这种交往，产生了大量的笔谈、诗文唱和、行记等文献资料。

20世纪初，朝鲜古书刊行会将朝鲜文人所撰行记资料编辑成《海行总载》一书。70年代，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以此为底本，又先后刊印了《海行总裁》韩文翻译本12册，并于每册书后收录汉文原文。2015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又以《海行总裁》为基础，编辑出版了五卷本《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

对于这些资料，学界已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关注。其中有从“重情”与“薄情”的角度出发探讨中、日、朝三国文人对待交流的情感差异的；有从传播中华文化的视角解读朝鲜通信使及其资料的意义与价值的；有挖掘朝鲜文人对日本文化的认知态度的；还有阐释朝日文人交往中所体现的“文化比赛”心态的。

但总的看来，这些讨论多从朝鲜文人所撰行记资料出发，而对日本文人所撰笔谈唱和集资料缺乏深入解读，或虽关注到了朝日文人交往中的情感意识差异及文化心态，但缺乏从微观角度进一步探讨朝日文人交往活动中的多维层面。

朝日两国的通信交流长达两个多世纪，但比较而言，由于16世纪末的日本侵朝战争以及17世纪前期的后金对朝战争、明亡清兴等一系列重大变局，受政治环境的影响，17世纪朝日文人在通信使行时的交流尚不活跃。

进入18世纪后，朝鲜王朝接受了自己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角色，并且逐渐改变了对日本的敌对态度。伴随着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朝鲜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了少有的“蜜月期”，因此要了解朝日文人间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由于朝鲜文人的行记一贯带着“有色眼镜”，所以，若要全面再现当时朝日文人的交流面貌，尤其应重视日本文人辑录的笔谈唱和资料。

一、18世纪朝日文人交流的背景

18世纪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间的交流，首先以明清易代之际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为背景。明代以来，“满清”入主中原，中华大地“以夷变夏”的事实刺激了传统朝贡体系的瓦解，朝鲜虽然迫于政治、军事上的压力向清朝称臣纳贡，重新进入东亚朝贡体系之中，但君臣无不有“思明反清”之情。

日本更是鄙视这个“夷人”建立的王朝，虽然从清朝初期开始，清王朝就希望日本进入朝贡体系，并指令朝鲜从中协调日本朝贡之事。但此时的日本早就不是那个渴望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了，而朝鲜王朝对“中介”一事也毫不用心，最终日本没有同朝鲜一样进入清王朝构建的宗藩体制之中。

活跃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日本人并河天民（1679-1718）曾在《开疆录》中说：“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可见明清交替之后，随着代表中华文化的明朝走向灭亡，日本国内出现了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观”。

而从17世纪后期高涨的“朝鲜中华主义”思想也让朝鲜君臣开始谋求一种新的外交环境，重新建立国家与士人的自信。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国际关系中，朝鲜与日本建立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外交体系。这是一种奇怪的外交体制，双方身份平等，并无宗属关系，但是却都试图在外交礼仪上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路线

朝日两国对于“通信使行”都非常重视，无论是朝鲜方面的使行团成员还是日本方面负责沿路接待的官员，都是经过朝廷精挑细选，而这些遴选的人员就成为了日后双方文化交流活动的主力军。因此，朝日两国从政治出发对通信外交的重视，为朝日两国文人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其次，17世纪初，当朝日两国开始通信之时，日本的文化发展仍相对滞后，后来虽然国家实现一统、大兴文教，但在日本士人心目中，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朝鲜是先进文化之国，这导致了推崇中华文化的日本文人对这些渡海而来的“小华人”怀有好感，渴望与之交流。如1763年日本文人泷长愷见到朝鲜文人成大中时赋诗：“箕圣封疆鸭水东，汉阳建国地形雄。冠裳不染膻腥俗，声教犹存华夏风。盟府藏书朝典重，礼曹传命使槎通。独贤行役君无惮，共喜文明气运同。”

在当时的日本文人心目中，来自朝鲜的使节都是能文善诗之士，如1719年朝鲜通信使团进入日本后，日本文人写下了的诗句：“三韩使节入青云，上国文章惬素闻。书记翩翩老辞命，东方千骑不如君。”对朝鲜使节的才华表现出由衷的推崇。其他如日本文人松井良直提到朝鲜使节：“殊域唱酬笔作舟，两情通处更无丘。奇哉敏捷如飞电，句句精工不用阄。”更不仅推重其以笔为舟为两国交流沟通，更夸赞其思维敏捷、句法精工。或是对其“布字属辞以笔千扫庞若无人”气魄的叹服。

日本文人泽田东江《倾盖集》言：“韩人之来也，相邀想要原交一膺者无它，以彼尝己伎，以己试彼伎耳。”由此可见日本文人希望与通晓中华文化的韩国使节交往并向其学习的心理。因此，当朝鲜文人到来时，日本会出现“东都人士引领西望，待文斾之来若庆星景云，争先睹之为快”的景象。

最后，朝鲜与日本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两国文人都能熟练运用汉字。所以当朝日文人会面时，他们无需再通过翻译来传递信息，而是通过“以笔代舌”的笔谈方式进行交流。事实上，日本文人早就吐露过渴望与朝鲜文人利用笔谈展开交流的渴望，如1719年己亥通信使行时，日本文人山田定经就曾说：“惟夫两邦异言，四海同情，目击之际，神交即存，况笔话代舌不必缘译氏。”

又如1764年甲申通信使行时，日本文人山田正珍也曾说过：“夫朝鲜与吾大东，攘地不相接，语言不相通，然至其心效华夏之文雅，力追风骚之绝响，则钧之而已矣。是以自非以笔换舌，雄辩解颐安能可得交两国之欢哉。”由此可知，由于当时朝日文人都能熟练使用汉字，使得他们能够以笔谈的方式进行对话及文化交流。

在1764年刊行的日本文人南宫岳所撰《南宫先生讲余独揽》的扉页上有书肆商人的对句：“艺苑新葩开列和韩通好之际会，瀚海清流派分古今为学之异同。”可知这一时期朝日文人的交流既是以共同文艺追求为基础的沟通交好的盛会，也有学术观点的不同乃至论争。

日本文人宫濑维翰在《东槎余谈》中提到当时日本文人拜访朝鲜文人的情景：“诸子大抵宿构其稿以夸国有人矣，且预持难答者试之，至彼不置对，则傲然为韩人大惭矣。又有一试其所蓄，得片语褒赏，则以为终身之荣者。”此处的“宿构其稿”与“预持难答者试之”，正反映了日本文人在诗文唱和中的争胜心态，说明了他们对这类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视。在这样的心态下，朝日文人的交流也呈现出“友好”与“对抗”两种不同的格局。下文将就这两种格局概括为“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

二、朝日文人的“文会”

1719年，日本文人雨森芳洲在与朝鲜文人笔谈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群仙今夜会，醉墨乱纵横。谈笑有余兴，何妨报五更。”这首诗让我们看到当时朝日文人文会笔墨纵横、夜深不辍的场景。其他日本文人也有诗提到当时的文会：“文会从来绝世尘，盈盘黄橘露香新。手中二颗何真味，使我欣然笑启唇。”从中可见当时朝日文人筵席间的热闹场景。朝日文人的文会，有时场面很盛大，如日本僧侣大典显常《萍遇录》载：“闻朝鲜制述书记辈，彬彬有才，西东间执贽唱酬者，千有余人。”

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都热衷于文会，但对于双方而言，文会的目的各有不同。下面分而论之。

1.日本文人方面

日本文人而言与朝鲜文人展开“文会”主要有着三方面的考虑：

其一，渴望通过诗文唱和展示文人的风度与情怀。如日本士人菅原纲忠《问佩集序》言：

卷末载三韩学士书记及医官诸人之诗若干篇，皆和酬于稚圭者也，金仁谦酬诗曰马州以北诗无敌，其它诸子振锋裁绮而赞仰其诗者，钦慕其才者，无虑居于多多焉。可谓流芳名乎异域，贻美誉乎殊方。呜呼！盛哉矣。昔者大江朝纲接遇渤海使裴璆于鸿胪馆，彼唱是和，吹笙吹簧，振词藻，竞才华，为裴璆辈覃所赏欢矣。今也稚圭之举，殆几之哉？夫以千岁之下，而亦足以观太古之遗音，岂不愉快哉！

由这段记述可知，1763年朝鲜文人南玉、成大中、元重举等人与日本文人稚圭诗文唱和，并对稚圭的诗艺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这种情形，让菅原纲忠想到了之前日本士人大江朝纲与渤海使节宴前诗歌唱和的往事，而且言辞间满怀向往之情。

同样是在这一年，日本僧侣大典显常与朝鲜文人成大中在进行笔谈时曾问道：“曾观皇华集，乃明时徐居正辈衔命入贵邦，与一时缙绅所唱和也，不知当今亦有斯事否。”此处提到的《皇华集》是一部诗歌唱和集，收录的是明代后期出使朝鲜的使臣文人与朝鲜文人的唱和诗。很显然这部诗集也传到了日本，为日本士人所熟知。因此可以说，日本文人对于文会的推崇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日本文人热衷与朝鲜文人展开“文会”，除开历史的渊源外，更有在现实中“立名求雅”的追求。在朝日文会中，日本文人一般热衷于主动投诗求和，如朝鲜文人南玉对日本文人催促求和的回复：“仆当属和，而万里之人，幸接一席，先至以笔语，次以酬唱，未为不可，不须汲汲如风樯之疾，阵马之骤。”1711年，朝鲜通信使团出使日本，对此，日本文人荻生徂徕有如下记述：

此方藻觚士，海西达东关，蚁慕膻聚所在，云鹜染脔相诧，盖习俗所使，要亦升平一观也。吾党好事，近稍稍有起而试之者，事罢后，皆寓稿吾社中以相视也。后先陆丝委积，巾箱底顷，因吉生、秋生来为整理，颇成卷帙，暇便展玩，则予向所谓芙蓉白雪之色，自堪远人起敬已。每值绝倒，辄呼毛颖片语以赏。

这里提到，日本文人在与朝鲜使者笔谈或唱和后，往往将相关资料整理成卷并珍藏保存，或传于诗社同人展玩，有的还会和笔谈资料一起整理成集、刊行于世。如1711年的《客馆璀璨集》中言：“二公联壁高堂，光焰万丈，孰不惊骇哉！所赐高和可谓海外谪仙，殊域大王也。深以为欣羡，将持去而示同志而已。”这一情形，在1719年和1748年的笔谈资料中也有记载：

幸被一顾，实千载之奇缘，百年之荣华，更无可比者，且袖高和二篇而见惠示之，拜嘉欣抃何以谢之，当十袭为传家之珍。

先生与韩人晤语，凡三次，自朝至夕，未尝有倦，笔话成堆，唱酬满篋。韩人归藩之后，吾党之诸子，同录为三册。于此乎,奉示其册于先生，为之请名。先生名以《熏风编》，门人小子人人享之。拱璧者，又足以解吾党之愠焉。

日本文人将唱和资料流传于诗社同人，或者作为传家之宝流芳后世的举动，反映了他们期望以此获得社会名声或“立名求雅”的心态。在当时的日本文人之间，传看与珍藏笔谈唱和集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日本文人的这种追求某种程度上还刺激了笔谈唱和集的商业化刊行。

当得知有笔谈唱和的消息后，日本各地书商都会主动到日本文人家里求购资料，所以，当时的朝日文人笔谈唱和集往往很快就刊行于世，一些书商甚至持续对这些唱和资料关注多年。如浪华书林醉墨斋主人钦白就曾感叹：“正德辛卯岁，不佞刊布《两东唱和》，业已四十年。今岁，延享戊辰四月，韩使至我浪速城，诸贤唱和堆于案上。于兹，复纂集和韩唱和。不佞犬马过耳顺，而三件此盛事者，实升平美观也。”

其二，通过笔谈进行交流、宣泄情感。“相逢异域欣同契，纵是新交似旧情”，这是1711年朝日文人文会时日本文人写下的诗句。朝日文人基于对汉文化的共同了解，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亲近和默契。正如日本士人井敏卿初见朝鲜文人时所言：“今日之会，千载奇遇，以殊方之人而晤语一堂上，称知己于沧海万里之外，可谓宇宙间一大奇事矣。”

中世的日本没有科举制度，而且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国内士人的友情交往十分受限，如日本文人山田敬适意在所著笔谈唱和集《广陵问槎录》中曾感叹：“夫交友之际诚实而已，人惟轻浮故不能保其交也，苟不相合则虽同乡同闾其为相知者几希如。仆生质踈懒不惯时俗，趔趄嗫嚅每每与人相违者十而八九，非啻人之不知仆，抑仆之不知人也。”

由此可知，生活在当时的日本士人内心是苦闷的，他们渴望与人交流，尤其与能够了解自己的人进行交流。所以，当朝鲜通信使团到来之后，双方的笔谈唱和就成为其情感宣泄的出口。

1719年朝鲜通信使团到来时，日本文人太宰纯徳曾说：“乃其于诗，摛藻敏捷，多多益辩，陈王七步不能过云。纯自少稔闻此事，心且慕之…… 如或得见所谓朝鲜信使者，观其仪貌，听其言论，又以文字周旋其间，尚亦可以摅忧悒矣。”

对日本文人而言，与朝鲜文人的笔谈唱和不仅是交流的渠道，更是排遣苦闷的通道。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朝鲜的语言、风俗与日本并不一致，但双方的交流却能让日本文人倍感亲切。1763年朝鲜通信使行之时，日本文人太室井孝德和朝鲜文人进行了笔谈，其中便有谈到文会能够排忧的话题。

冠服虽异，言语虽疏，臭味之同，有以合之。君之望仆人，以怊怅望征尘者以是耶。冠服虽同，言语虽通，外示服帖，中狭利害，同乡同年，必怀嫌猜，声音载笔，言语存纸，在万里之外，犹如一堂之上。仆之于足下持此说以自慰耳。

这里提到，朝鲜与日本在追求与使用汉文化方面是“臭味相投”，所以即使风俗各异，却仍然能够围绕“文艺”展开真挚的交流，相比之下，日本国内的士人交往总是计较个人利害得失而相互猜忌，因此日本文人才选择同“万里之外”的朝鲜文人畅谈以求慰藉。

一般说来，朝鲜文人对于日本文人的求和与笔谈请求都会欣然接受。但是由于日本严格制定了“门禁”制度，如果没有相关接待官员的允许或引荐，想与朝鲜文人展开交流也并不那么容易。如1763年负责接待朝鲜通信使团的日本文人南宫岳就曾受到许多请托，他感叹到：“大抵韩使之来我也，远近之邦蚁慕之士，虽与仆无一面之素者，亦因诸友人诸吏，以求我者。奚啻什佰，而求他者，亦何限。”

由此可见，身处远地的日本寒士想要结交朝鲜文人是十分艰难的。如日本寒士若水得知朝鲜通信使行到来的消息后星夜兼程赶到使团驻地，但是却未能进入宾馆。他因此写了《途中观朝鲜使人行》一诗赠给友人：

吾侪遥闻此盛事，竹杖芒鞋发富田。江湖落魄一寒士，如童齿豁囊无钱。学士馆前袖名纸，早晓扫门日慕旋。近体一章托小吏，半旬已无答书传。贫生难见韩知客，向人只说因缘没。没缘是日何处觅，直当抱恨到黄泉。

由于没有人帮忙疏通，加之所托非人，寒士若水就算整日徘徊于宾馆之门，也未能实现与朝鲜文人交流的愿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中士人交往的困境。正因为见面交流的机会难得，一旦相交于一席之间，总会感到“日短话长宾馆里，邮筒相对意难穷。”因此，也就难免“谈笑淋漓聊永夕，不妨篝火夜深回”了。

其三，搜集材料或时务资讯的需求。有关研究者谈到这个问题时，大都注意到了日本文人对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信息的询问。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具体来说，还包括对朝鲜风土人情、东传汉学书籍以及医学知识等方面的关注。

对于同属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人来说，对中华文化的向往自不必说，当他们在日本见到每年都亲历中华大地的“小华人”时，肯定要趁机向其询问有关中国的情况。日本僧侣释因静曾对文会中的朝鲜文人说：“大东见称高僧者亦不乏，然而未知折节侍何师貌座下，是以宿昔私窃有意飞锡于西方游中华及贵邦也。国禁不许可恨可恨，曾闻贵邦接地于中华，且奉使入于天朝，面观朝野之美，贫道愿接芝眉者在于此。”由此可见，一部分日本士人接触朝鲜文人，是为了以此窥探心中文化圣地中国的现况。

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有三个途径，一是输入的书籍，二是长崎的商船与漂民，三是通信使团。由于航行抑或漂流到长崎的商船上基本没有士人，而是商人与一些船夫，鉴于文化素养上的先天不足，日本文人在与其笔谈时往往难以深入探讨。1763年通信使行时，日本僧侣大典显常在与朝鲜文人的笔谈中就谈过这样的话题：

余曰：闽越接海，吾长崎华客岁至，犹比邻然，然皆商贾辈耳，如贵邦朝聘不绝，想躬历燕赵，名际朝班，其谙识搢绅君子之林矣，国体如何？风俗如何？学术如何？复与明时相若否？能变夷为夏否？渊曰：我邦人岁入中原，只至燕京而已，顺天以南未曾一至，未审其风俗制度。而今则用夷变夏矣，尚何言哉？君子所以三致意于吾邦也。

明清交替对东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格局的变动，还反映在文化心态的适应方面。对于“夷狄”入主中原后的问题，日本同朝鲜一样报有很大的好奇。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情况？还如明朝时一样吗？清军入主中原已过百年了，当年的夷狄文化是否已经被汉化了呢？

以上问题都是大典显常想通过朝鲜文人了解的。当然，对于中国的情况，除了学术问题外，朝鲜文人大都不会深入探讨。这里朝鲜文人成大中以一句“以夷变夏”又将话题引向了朝鲜，毕竟比起犯忌讳的话题，朝鲜文人更喜欢宣扬“朝鲜中华主义”。日本士人对朝鲜的中华文化本就有所向往，再加之文会时朝鲜文人自身的宣扬，也难怪大典显常会以“吾軰终不能一乘槎以窥小华文物之美”为恨了。

再看1711年日本文人寺田立革与朝鲜文人笔谈的一段内容：

仆闻朝鲜之为地一方，秀丽样气所锺，伟人才子往往而出，风化之羡文物之盛，几不让中华矣。自古来此邦者历历可数，而皆无不鸣其才擅其美以流芳于国中也。方今见公之为人卓识宏才，其过于古人者，何啻万万哉！可谓不易得之才也。其余诸子德行文章超然一时者有几人乎？且贵邦与中朝壤地相接，辙迹相通，想不待雁鲤往来以相知闻也。如今中华名儒最鸣于世者为谁？并记异示之则幸盛。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日本文人几乎把朝鲜抬到了与中华几近同等的地位，寺田立革不仅想了解中国名儒的情况，还想认识这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朝鲜名家的情况。除了这些基本情况的探问外，日本文人还在文会中对有关具体学术知识进行询问。如1748年日本文人山宫维深与朝鲜文人李命启、朴敬行进行文会时的对话：

雪楼：《唐六典》我邦所传，明正德、嘉靖二版而已。并多磨灭，不知贵邦有官刻私刊无误之本耶？

海臯：《六典》鄙邦无刊本，只于中秘书及贵人学士家，藏明朝旧本，或贸来于燕肆，而亦皆明时旧本耳。…… 吕晚村《四书讲义》，诸公观之否？所见何如？梁溪王金儒《诗广大全》，诸公亦用之否？《仪礼续通解》何如？

矩轩：晚村《讲义》，吾邦学者，皆尚之，无容更议。《诗广大全》未曾见之。《仪礼续通解》，亦多可取，而全信则不可，正好参看。

雪楼：常平社仓法，贵国亦用之耶？《春秋》、《胡传》、《左传》，诸公，孰用之？神主题名书奉祀名于左于右耶？

矩轩：常平社仓法，用之。《春秋》经筵，用《胡传》。神主之号题名，用右。

这里日本文人对于《唐六典》书籍版本的询问，是想在海外求得更好的善本；对《四书讲义》等学术著作的询问，是想了解朝鲜文人对学术的看法；对经传的选用以及神主题名方式的询问，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希望获得可以指导实践的经验。

当然要说到务实，日本文人在笔谈中对医学知识的询问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近代医学发展之前，中世的日本医学主要是传统的中医为主，而日本对于中医学的了解又主要是学习传入日本的各种中医典籍。同时，就当时的中医学水准而言，朝鲜也是走在日本前面的。因此，在朝日文人的文会现场，总是能看到日本医员的身影。这些医员虽然不是专业的文人，但是也熟读诗书，所以，朝鲜文人也愿意与之交流。

1748年，日本医官野吕实夫在笔谈唱和集《朝鲜人笔谈》中记述了他与出使日本的朝鲜文人进行的交谈：“延享戊辰夏，朝鲜来聘，予禀官，到其客舍，会学士、书记、医官等数人，问彼中物产。然识之者，少而得益不多矣。唯请良医，见其所赍药材，以博览而已。”由此可见，这些日本医官获取医学知识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然而，由于在朝鲜通信使团中，诗文唱和一惯是由书记官与制述官负责，因此，当日本医官们与朝鲜文人寒暄后开始步入正题讨论医学知识时，双方往往会陷入尴尬：

元丈：仆医官也，而学本草，故持来草木枝叶，欲问诸君，见教幸盛。此树贵邦名何？

完斋：仆等非业医者。凡诸药种，素未谙详，盖问于良医及诸医官耶？

元丈：凡系药品者，欲问诸医官，以正之，此时寻常杂树，唯此邦有方名，而未知汉名，故问之耳。

日本医官为了学习与求证医学知识，往往亲自带着药草前来询问，然而文人毕竟不懂医术，因此面对平常的药草，朝鲜文人往往束手无策，只能把话题推向朝鲜通信使团中的医员。因此，在一些由日本医官们所著的笔谈唱和集中，可以看到朝日医官们的医学讨论。

当然，日本医官在与朝鲜随行医员进行笔谈时，往往也对一些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疑难杂症进行询问，如问到脚气症时，朝鲜医员答到应多吃粗粮；又如问到狂犬病时，朝鲜医员则答到应喝大粪水。像这些询问具体病症处方的对话虽然散见于各个时期的笔谈中，但是讨论最多的倒不是处方，而是对药草与药品的询问。日本医官曾向朝鲜文人感叹：

“来世称名医者，其说人人不同，治方亦不异矣。论定其是非得失，非一朝一夕之可能尽焉。从纸上争论，所胜于一时，终是空理耳。仆今逢异邦名师，所以不问医理者，为是故也。唯如药品，直以物示之，一问一答，皆实事也。”

由于日本使用的医学书籍来自中国与朝鲜，在日本有些药草的名称不同，而有些药草根本就没有栽培，甚至药市上输入的药材也真假难辨，因此，日本医官非常注重对药草品种与药性的询问，他们会将平日“医家日所玩索，而未曾辨明者，数条列左，禀白以俟教谕。”应该说，朝、日医员之间的笔谈交流对日本的中医学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日本文人那波师曾在《问槎余响》序文中曾对日本文人拜访朝鲜文人的情景进行了描述：“其间投刺通谒，以笔为舌，诗文唱酬或三四人，或十百人，每至驿馆辄必并进，注之虫鱼，程之衡石，多多扰扰，堆案相仍，自非才擅夺席之雄，学兼撞锺之富，则殆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试问其退者，曷尝不谓虚而行实而归。”

那波师曾评价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文会后往往都会感叹“虚行实归”，这正好说明了日本文人从朝鲜文人那里收获到了自己所期望的东西，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文趣”，还有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时务资讯。

2、朝鲜文人方面

对朝鲜文人来说，与日本文人展开“文会”主要有两方面的缘由。其一，通过诗文唱和扬名域外。与日本文人倾向于“求雅”的心态不同，朝鲜文人进行文会活动更看重“立名”。所以，与日本文人对求和的热情态度相比，朝鲜文人对诗歌酬唱的兴趣没有日本文人高。如在释因静所著笔谈唱和集《东渡笔谈》中记录了朝日文人一段对话：

赵华山：公辈闻远客风声，远来酬唱其意良勤而终日，竟夜至于百千篇，亦何益？

东渡：只弄风流自趣，不必患其无益，纵至于百千篇总类茶之话，何劳之有？

赵华山：亦如床上假花，虽有目前之巧，亦竟无实。

东渡：岂是如假花之无实，实是有意。

朝鲜文人对日本文人投诗唱和的热情无法理解，日本文人奉为“风流自趣”的益事，在朝鲜文人眼里却只是如假花一样的“无实”之举。不过，笔谈唱和集刊印后可以让自己扬名异域，倒是朝鲜使节所看重的。1763年朝日通信时，朝鲜文人南玉与日本文人泷长愷进行了笔谈，其中包括如下内容：

秋月：戊辰之行，长门有问槎三小卷，今行亦欲入梓否？仆辈所酬例皆肤浅，若刻之则是刻画无盬也。

秋月：西京、东武、浪华则或集他境所酬和而同刊，如本州则只刊此境所和者乎？

秋月：刊印时并入诸贤送归之诗乎？仆辈以私义一不得和酬，若刊贵诗则注以韩客以遭变引义不赋诗，故无和章云云似得矣。

朝鲜文人本来不热衷诗文唱和，只不过出于礼仪往来的需要，在通信使行时不得不进行诗文唱和活动。由于日本文人投诗求和者实在太多，朝鲜文人往往并不能一一回和，但是朝鲜文人十分在意自己在笔谈、唱和集刊本中的唱和表现。

如上文所示，南玉十分关切自己和日本文人的唱和能否依前例刊行于世，他在询问了关于刊行的具体情况后，还特意要求泷长愷在刊印时一定加注解释朝鲜文人是因有变故不方便和酬，这反映了朝鲜文人非常在意今后自己在日本的声誉。南玉还曾向日本文人借阅前人所著笔谈唱和集，日本文人井潜在《甲申槎客萍水集》中记录了这段往事。

潜曰：向者所命之先人槎录，家仆自旅舍携来，则稿本奉之，此先人手泽之书，一历电览乃讬朝浦二记室而见还，伏祈。

秋月曰：先稿荷示，当遍示同坐诸朋归途奉完，刊本若追示于路中，则其便可还此卷。

潜曰：敬承命。明日秋月临发，讬滕子业而还槎录，且简曰，先稿难于久留，虽未及毕览，径此奉完。

南玉借阅先前日本文人所著的通信使行笔谈唱和集，反映了他十分在意朝鲜文人在笔谈唱和集中的表现。朝鲜文人深知日本士人热衷笔谈唱和集的保存与刊印，所以每当通信使团到达日本之时，朝鲜文人都会向日本文人借阅笔谈唱和资料展玩。

如1748年朝鲜文人朴敬行与日本文人进行笔谈时，就特别关注1719年朝鲜文人申维翰当年与日本文人诗歌唱和集的刊印情况，并请求借阅：

“青泉今亦七十翁矣，亦无意于名场…… 尚娓娓说日东诸词客，不能忘云尔。青泉唱酬诸作，有刊传者否？幸为仆觅示之，偶替隔海面目也。

华阳：……唱酬诸作，昔年既彫梓殆遍桑域，然而仆距家乡，二百余里，装中不贮一本，不能应公之求，是为恨也。矩轩：所示奉悉。三十年人事，触境一长吁矣。青泉诗竣还时，可以得见否？幸毋辜此意也。”

朝鲜文人更感兴趣的，还是前代的笔谈唱和集。事实上，朝鲜文人从日本文人手中借阅这些唱和集，无非是想领略往日朝日文人文会中朝鲜文人的具体表现，以此作为自己之后在文会中的参照或指导，以求如先辈一样扬名异域。

其二，搜集海外信息的需要。朝鲜文人与日本文人展开文会，也存在搜集海外信息的目的。只是与日本人相比，朝鲜文人的关注点主要落在探索海上贸易与日本文化情况上。如朝鲜文人虽然在燕行时接触过琉球使臣，但是对琉球的交通情况并不太了解，他们渴望获得这方面的资讯；又如日本的长崎是东亚乃至世界上都非常重要的贸易港，朝鲜文人对长崎与中国进行的海上贸易也十分好奇。1711年的朝鲜通信资料中，朝鲜文人与日本文人便有这方面的问答：

青坪曰：琉球去此，当几千里？福建距长崎亦几何？

白石曰：本邦里法五百里，在南海之中，其地当于赤道之下，故气候热云。福州距长崎，亦略同。

青坪曰：福建往来之路，曾闻有海盗之出没者，商舶亦无被劫之事？

白石曰：闽海寇贼，所未尝闻。

南冈曰：每年往来商舶，有定额云，然耶？

白石曰：唐山及西南海舶，岁额有百六七十艘，常年来聚于长崎港。

平泉曰：闻近年海路多枳，唐船不来云，未知何故？

白石曰：去年南京商船，愆其来期，后闻浙江等处，贼船出没，今年春，官兵剿捕贼首，海路已开，其来如旧。

由于朝鲜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同东亚各国展开海上贸易，因而海路行程、海盗情况以及贸易规模等情况，都是朝鲜文人渴望从日本文人口中探知的。再如，17世纪以来，日本大兴右文之政，文艺与学术都有较大的发展，随着朝日文人的交流，到了18世纪，朝鲜文人对日本文坛的认可度逐渐提高，特别是到了1763年癸未通信使行时，朝鲜对日本文坛的整体认识与评价都明显提高。

这种改变并非短时间内实现的，而是在不断地了解与认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朝日文人的交流、沟通正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748年朝鲜文人朴敬行同日本文人笔谈时曾问到：“贵国文华固已闻青泉，而其间又三十年，未知近来鸣国之盛者，谁当主牛耳耶？白石门人，亦有传其衣钵，而诗藻之外，亦有留意于性理学上耶？幸为细细示教如何。”朝鲜文人正是在这种一问一答的往来中逐渐抛弃了意识形态下的主观判断，以客观的、理性的思维来看待日本的现状与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朝日文人之所以能够开展文会活动，除了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与追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着各自“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需要。

三、朝日文人的“文战”

朝鲜文人金仁谦在给日本文人田胜山的和诗中曾写到：“和韩相会一床欢”，不过，朝日文人真实的交流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正如文章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在愉快的“文会”之外，也有“四方操觚之士，蚁集文战”的场面，与“文会”的欢快和谐氛围相比，“文战”的争斗氛围更显激烈。与“文会”时推崇与向往心态不同，双方“文战”时的心态是比赛与征服。

日本文人林东溟在给北山橘庵所著笔谈唱和集《鸡坛嘤鸣》作序时写到朝鲜文人进入日本后的场景:“一入我东域, 好事之士, 所在为群, 望韩馆而直前词场, 大者昂然, 小者竦然, 笔嘴如削, 文气峥嵘, 愧季氏介羽, 贱后氏金距, 与彼相斗者, 不可枚数。”这段话反映了一部分日本文人心中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主观意愿。关于日本文人相聚于朝鲜文人所居宾馆进行“文战”的情景，荻生徂徕在《水足氏父子诗卷序》中有所记载：

越客岁，文学水足君者，乃价藪君。千里辱书间请余言弁其诗卷，披之则携其儿郎邀韩使浪华馆中，与相酬和者也。对垒文苑，旗鼓相当，贾勇争胜，矫不可下，余于是喟然叹息久之。呜呼，肥人之于韩，昔以武争，今则文竞，岂非世治乱之效邪？…… 升平百年，加以宪庙右文之治，蒸蒸乎覃遐方，才子辈出，不让中土，昔之争也武夫，今之争也君子。

1719年，日本的水足屏山父子在大阪与朝鲜文人会面唱和，并请硕学荻生徂徕为唱和诗稿作序。荻生徂徕在回忆这段往事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朝日双方“文战”的看法。他认为朝日两国间的争斗历史由来已久，只不过从前双方是武夫间的“武争”，而现在变成君子间的“文争”。

荻生徂徕的这段话实际代表了中世日本士人不服输的精神与争胜的心态。在他们心目中，日本当年是战场上的胜利者，如今经过一个世纪的崇文政策，日本的文化与学术都有了很大发展，绝不逊色于那些以“小华人”自称的朝鲜人。在这种认识和心态下，一些日本文人对朝鲜文人的态度、评价也就发生了变化。

如日本文人林东溟在《鸡坛嘤鸣》的序文：“韩人下里巴曲，共以敏捷为才，我士阳春白雪，各以精工为之，其优劣不论而自分焉。凡诗章苟不精工，则虽一日千首奚以为，不为难耳。”他认为朝鲜文人虽然思维敏捷，但其作品不精工，是“下里巴人”，而日本文人的诗文则精工，是真正的“阳春白雪”。

又如日本文人芥焕彦章在为退甫道人所著《韩客人相笔话》所作序：“夫韩使来聘，三都人士笔翰为矛，纸墨为楯，竞雄乎词囿，而获鹿执兔者往往属于吾邦，则优劣之差亦足概见矣。”芥焕彦章认为朝鲜文人的水平较差，日本文人才是“文战”中的胜者。由这些材料可知，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国家与民族的自豪意识开始滋长。

关于朝日文人“文战”的具体内容，总的说来可以分为文化比赛与学术较量两个层面。首先看文化比赛的情况。1763年日本少年文人山田正珍与朝鲜通信使随行军官春风在笔谈时有过如下的对话：

春风：吾居永川，三十八代连为将相，家藏书七十卷，有三十八代世传之册，且有天下已烧之余册，岂非可贵乎？

图南: 龙黄之书，孔圣之卷，亦多矣。仆先君麟屿先生，年十三而神童之名，博究群书，善诗赋，故国家命列诸儒官，新赐二百石，名声藉甚，无人不言东都出神童，于是藏书万有余卷，今尚有之，只恨无已烧之册，洙泗之道，卿家其盛哉？

春风：孔子遗宅今犹在阙里，门楣揭以金字曰：明并日月，德比天地。我国之人每岁往见，如贵国岂不沓沓乎？

图南：何欺人甚乎？仆没读孔安国书之序，终叹孔宅之乌有，何晏亦曰：古论处孔子壁中，已藏壁中之物不坏可得乎？吁！何欺人之甚也。

春风：坏说果有之，而其后王即修本宅于阙里，君以坏说为疑，不知有孔子之遗宅，可谓所见孤陋矣。可叹！可叹！

图南：后王修宅之说果有之，何足为珍乎？吾国东都昌平乡，有庙名大成殿，春秋二时令林祭酒，设释奠，奏尧舜先圣之雅乐。祭仪肃然诚如神在，假令阙里有孔子之遗宅，终丧先圣之礼乐，亦何足为珍？……闻贵国人一岁一拜阙里圣庙，岂不沓沓乎？如仆亦得日拜大成殿，岂非可尊尚乎？

春风默然而退。

朝鲜军官春风本想在日本士人面前彰显自豪感，却招致了山田正珍的“反击”，前半段两人还只是停留在夸耀家世与绝版古籍的层面上。但这似乎仍不能满足彼此的自豪感，最终话题又落在了孔子的旧宅上。谈论孔子的旧宅，显然是朝鲜军官春风仗着燕行使节到过中国，而日本文人没有去过中国这一点，试图以中华文化的亲历者身份打压日本文人。

按理说，到此日本文人山田正珍应该“认输”。然而，他却根本没有纠缠孔子旧宅的话题，而是举出日本早在与中国春秋之时就已经设立大成殿传播尧舜先圣风雅一事来嘲笑朝鲜只知道崇拜中国，而不知道自己文化的“先天不足”。葛兆光先生曾说“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就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确实是这样，这里支撑春风彰显自豪感的底气不就是中华文化吗？然而，山田正珍在底气不足时的选择值得思考，这至少说明，在朝日文人的“文战”中，朝鲜文人以崇尚中华文化为傲，而日本文人却以自我文化的存在感为荣。

事实上，在朝日文人的文化比赛中，服饰也是一个经常被谈及的话题。如笔谈唱和集《松庵笔语》记述了日本文人井敏卿与朝鲜文人就日本服饰问题展开的一段对话。

“碧霞曰：贵国士大夫平生不著冠裳，唯服肩衣者何故？松菴曰：犹贵国军官平生服战服也。碧霞曰：贵国制度典章有大背圣王礼典者何？松菴月：足下误矣，此吾东方之礼尔…… 三代礼不相袭，乐不相因，不必是周而非夏殷也，此亦东方之礼尔。”

这里朝鲜文人对日本文人的“攻击”，选择了日本没有沿用具有“中华”特色服制的问题，这显然是以“中华文化”为突破口，企图以文化征服日本文人。但是井敏卿却用“三代礼不相袭，乐不相因”为论点，强调日本服饰所代表的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与自豪感。

从大量的笔谈唱和资料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部分日本文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中华文化而言，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更为重要。

同时，在此基础上，一部分日本士人对日本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地位也有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文化并不落后，而是与中华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

1748年，日本医官与朝鲜文人朴敬行笔谈时把日本称为“神州”，这样的言语一下挑拨了朝鲜文人那敏感的神经。因此朴敬行马上反击痛斥日本文人的这种“不自量力”的举动，当然最后二人的对话只能以尴尬收场。日本文人村上秀范在其所著《和韩唱和录》的附录中对这段事评论到：

延享戊辰夏四月，朝鲜聘使，滞华府数日。近远操觚士，唱和笔谈者云集，会有一医人某，呈诗于制述官朴矩轩，其诗称日本为神州。朴一览，辄勃然作色曰，天下除中华外，不可称神州，不稽之言，吾不欲观之矣。某惭赦，不能答而去。府下相传为笑云。予闻之，曰甚矣！朴之陋而倨也！夫称中华为神州，其原出于邹衍所谓神州赤县者，而六艺经传无复明文。盖赞中国以立伟号耳。吾神州，则异乎是? 茶稽上古，诺尊辟诸初，日神缵诸后，天地七五之际，开物成务，德被生民，洋洋乎盛哉！自兹而后，天孙世守，宝玺历亿万年而无疆，汔于今绵绵矣。与夫泗水亭长升，而黄屋左纛，盗贼羯虏，擅号皇帝，自辱为点青天子。彼废此兴，视天位如客舍者，不可同世而语也。由是观之，称日本为神州，岂一人之私言哉？假使周公孔子闻之，亦不以为谬矣。顾朝鲜得中国天朝册封为王，其国人崇中国如对上帝。然则，朴等幼惯之久，不知有它，乍见称日本为神州，且惊且怒也。

日本文人村上秀范对朴敬行痛斥医官的行为感到愤怒与不可理喻，他认为日本有悠久的建国历史，并且文化绵长，而中国王朝更替频繁，从这点来看日本并不逊色于中国。同时，朝鲜历代受中国册封，只知道一味跟从中国，因此朝鲜文人才会产生这种“惊怒”之举。

这里日本文人既嘲笑了朝鲜文人的“目光短浅”，又发现了日本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事实上到了18世纪后期，已经有一部分日本文人对朝鲜自喻为“小华”的行为表示不满并进行反驳。如1763年朝日文人笔谈有一段关于“礼乐”的对话：

松庵曰：闻贵国鼓吹乐，世宗大王令扑堧制之，当时有因而制之乎？将所自创乎？

秋月曰：损益三代之乐而成。

松庵曰：仆尝考中华历代史，三代之乐既亡二千有余年。世宗大王何所损益乎？箕圣之邦犹有存者耶？古乐谱、古乐器，愿一二示之。秋月不答。

龙渊曰：此伶人之事，仆辈非其职不可答。

可以看到，朝鲜文人南玉在“礼乐”方面极力向往中华文化靠拢，以此提高自身地位，但是日本文人井敏卿却并不买账，他要求南玉拿出三代以来的乐谱与乐器实物。面对谎言被揭穿的尴尬局面，朝鲜文人成大中只好出面打圆场蒙混过关。

不仅如此，一部分日本文人也开始反思在朝日文会中日本士人盲目崇拜朝鲜的现象。1763年朝鲜通信时，日本文人宫濑维翰曾感叹到；“韩使入都，文艺之士皆狂，吾未知其乐也。”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这里宫濑维翰的“迷惑”实际上体现了他对看低自身文化而以“小华人”自居的朝鲜文人的反感情绪。而到了18世纪末期，日本文人的这种情绪就更高涨了。1789年，日本文人铃木公温读到笔谈唱和集《坐间笔语》时写下了这样的题识：

余顷读左间笔语，深美白石源大夫之答矣。近世俗儒，不解大经，偶接异邦人，笔舌之间，诐辞妄答，不知失国体自辱者，间或有诸。于是俗人犬吠，有话说及明清之事，如谓其人曰华人，谓其物产曰华物之类，实关于人伦名教也，不细矣。冀世之舌以代笔者，于此答致思，则言可寡尤耳。盖朝鲜原吾属国，而彼亦礼义衣冠之邦自居矣。

铃木公温对日本士人盲目崇拜朝鲜，并且自贬日本“身价”的行为感到不满，他认为当年朝鲜曾在一段时期内被日本所占领，日本士人应为自身文化感到自豪。张伯伟先生曾经对1763年朝鲜通信使的行记与笔谈唱和集中有关文学认识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他认为这次通信使行在东亚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是从这时期起，日本文人转变了对朝鲜诗文的认识，甚至对朝鲜的文学日益轻视，而对日本自身文学的自信心与优越感不断增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与18世纪前期不同，到18世纪后期，随着朝日文人间文化竞赛意识的不断强化，日本文人在政治与文化领域逐渐摆脱了“中华文化”的束缚，开始重视建立日本自身文化的自信心与优越感。应该说，日本士人的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日本文人就学术问题展开“文战”的底气。

与文化比赛时侧重展现文化自豪感不同，朝日文人间的学术较量主要体现在双方固守的学术理念上。高丽王朝末期性理学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其后一直与佛学等其他思想争夺话语权，至朝鲜王朝前期，性理学逐渐主导了思想文化界的话语权，程朱学最终成为了朝鲜的官学。特别是17世纪朝鲜社会上的“朝鲜中华主义”渗透到思想界之后，性理学就更加被士人所推崇，性理学被看成是“正学”，其他思想都被看作是“邪学”遭受排挤。

所以，对于朝鲜文人来说，性理学不仅是朝鲜学术的根本，也是朝鲜推崇中华文化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在通信使行时，朝鲜文人总是愿意谈到性理学的话题。“此来始欲与有识之士，论说上下，究义理得失之归。奈人士沓臻，应酬旁午，只赋没趣诗若干，间或得一二可语之人，而未能倾倒囷廪，固已失其素心，而亦不能不慨然于贵邦文墨之儒也。”

日本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发轫于17世纪后期的日本古学，是以山鹿素行在其《圣教要录》中批判程朱学、提倡古学开端的，其后随着不断发展演变为两派。一派是以伊藤仁斋为中心的古义学派，以追寻原典本义为己任，另一派以荻生徂徕、太宰春台为代表的古文辞派，注重以古文辞解释《论语》等经典的含义。两派在追求古学时的具体方法与理念虽有所不同，但是批判程朱性理学违背经典本义、主张回到原始儒学阶段、重新继承与解读孔孟的古意仍是其共同的追求。古学派诞生之后，受到了日本士人的推崇，因此在18世纪的日本江户时代，性理学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古学派成为主导思想界的学派。

正因为如此，在明知朝鲜推崇儒学的情况下，一些日本士人还是鼓起勇气试探一下朝鲜文人对古学的态度。如日本文人刘维翰就曾问道：“周程张朱之书大废当世，秦汉以上之书行于海内，斯人之力也……徒以贵国人才之盛，鸿儒故老亦何限。其中有捨宋儒之固，而别辟复古之门者乎。”对于这样的问题，朝鲜文人的做法是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趁机反击。日本文人曾经感慨“接韩人之所习本殊，彼尸祝程朱，过于孔子，必以吾言为记诵俗儒，于圣人之道河汉也，圆凿方柄，不敢与校之。”由此可见，当朝鲜文人反击时必定是气势汹汹，而一些日本文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知难而退。

但是，也会有一些日本士人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如1711年日本文人南宫岳曾与朝鲜文人李命启有过交流，南宫岳在其所著《南宫先生讲余独览》中对往事这样记述到：“仆往岁，会贵邦诸君于尾张性高院时，海臯李君偶书曰，君亦畔朱之徒欤？仆始不解其意也。遂书对之，曰：夫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学士所奉是已。李君无对焉。”

至此，可以发现朝日文人间的“文战”其实爆发于朝鲜文人的主动出击之中，而持续于日本文人的勇敢回应之下。1763年朝鲜文人元重举与日本文人泷长愷就有关程朱性理学与古学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

玄川：……朱子之道如日中天，是孔子后一人，反是者皆魍魉之远影。想达识如鹤台者，只欲学徂徕之明处，其暗处则盖已痛弃之。不有余但恐后生新学，将以为鹤台老成者，犹尊奉之如此。吾辈所依归，独不在是耶。其为世道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幸望深引在门挥之义。无陷婿及溺之弊。如何如何？

鹤台：徂徕之学以古言解古经，明如观火。如朱子明德解与诗左传不合，仁为心德，有专言偏言之目，其说至管仲而窘矣。古者诗书礼乐，谓之四教四术，士君子之所学是已，岂有本然气质存养省察，主一无适等种种之目乎？圣人之道，敬天为本，徂徕之教亦然，敬天守礼之外，岂别有操存实践之法乎？诸如此类，更仆何尽，是仆之所以有疑于程朱也。……

鹤台：孔子曰，君子无所争也，鹅湖之争所以不免为朱陆也。秋月：足下可谓传法沙门，护法沙弥，仆虽心切老婆，无如之何? ……

鹤台：高意谨领，物子亦不外孝弟忠信而为道，且仆前所谓苟国治民安，则复何求，何必争学术之异同乎？

秋月：但叙参辰之别好矣。

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虽然也有推崇性理学之徒，但是很显然古学才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然而朝鲜文人并不认同这种现象，他们极力推崇程朱性理学思想，并总是“循循善诱”，期望日本文人能够改弦更张。但是面对日本文人对程朱训古、释古问题的疑惑与批判，朝鲜文人并没有从正面予以解答，而只是一味强调程朱学的正统地位。

显然，日本文人是不会轻易领受的，这里可以看到日本文人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固守态度，只不过碍于礼仪与面子，最后日本文人往往都会“息事宁人”。所以朝日文人关于学术间的“文战”虽说火药味十足，但是最终并不会出现完全闹僵的局面，最多只是对争论内容“闭口不谈”而言其他。日本文人山根清曾在泷长愷所著《长门癸甲问槎》的序文中写到：

与彼曷争晋、楚之盟，吾小儿辈亦从行，如执旗鼓而周旋，则报淝水之捷，亦何难焉。虽然，韩使修聘固大宾也，濒海诸侯，谨供是役，舟楫之戒，饔饩薪刍，无弗具备。唯恐违国家柔远人之意也，以故柔其色，逊其言，而不相抗，从容乎揖让于一堂上，固君子无所争，亦可以见昌明敦庞之化而已矣。

当泷长愷与朝鲜文人就性理学与古学展开对话时，山根清作为当事者也在从旁观看。他认为当时如果一起参与论辩，是能够征服朝鲜文人的，但是最后泷长愷之所以不争论输赢，而其他同人也没有群起而攻之，是因为考虑到国家的“柔远”之意。这样看来，日本文人是不想让学术争辩演变为政治纷争，才在表面上“退让”，其实他们内心是不服气的。

同时，这里也反映出了朝日文人在进行学术对话时的心态差异，日本文人基本坚持的是“君子不争”的原则。所以日本文人会尽量避免主动与朝鲜文人直接进行学术对话，比如日本文人源东郭就曾这样告诫同人到：“彼邦之学者深信思孟程朱胜于孔子也，我邦学者知思孟之有弊，程朱之多差，则何与彼邦人怒目抗衡以追朱陆鹅湖之争乎？夫君子无所争，争则何以异于思孟程朱哉？故无与论道者也。”

不仅如此，日本僧侣释因静还向朝鲜文人写诗到：“翰林春满海流东，两地文华见国风。万里共憐龙剑合，清谈不必问雌雄。”希望朝鲜文人能谈谈风月即可，不必再过于在学术上争论雌雄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日本文人的“不争”不是畏惧，而是一种对自身学术与文化逐渐自信的表现。因为对于18世纪后期的日本士人来说，他们不再在乎是否与中国的文化与学术相似，而是倾向于着眼肯定自身文化与学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当然，18世纪后期日本社会出现这种现象与日本文人对世界的全新认知有关，西方天文地理知识在其中的影响尤其重要。日本文人泷长愷曾与朝鲜文人谈到：

诗书礼乐之教，所被及者，贵邦、吾邦、琉球、交趾诸国已也。自古西洋南蛮舟舶，来吾长崎者，百二三十国，又见地球图坤舆外记，而考诸明清会典一统志，其所不载者尚多矣。宇宙之大，邦域之多如此，而其国各有其国之道，而国治民安也。干毒有婆罗门法，与释氏之道并行，西洋有天主教，其他如回回教、啰嘛法者，诸国或皆有之。夫作者七人皆开国之君也，继天立极者也，立利用厚生之道，立成德之道，皆所以代天安民也，国治民安，又复何求？何必中国之独贵，而夷教之可废乎。

由此可知，得助于西洋地图的输入，日本文人了解到世界范围之大，中国只是其中一隅，而文化种类之多，中华文化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原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文人，逐渐跳出了东亚而放眼于世界了。在这种意识下，日本当然就不再把自己的文化视为“夷狄”了，而是同中华文化一样具有同等地位。

本文以“文会”与“文战”为线索，对18世纪朝日文人交流的背景及不同层面进行了探讨。其基本内容与观点整理如下：

一、朝日文人的“文会”是以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与认同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反映了18世纪朝日文人对追求“立名求雅”以及搜集资讯”的需要。首先，日本文人渴望通过文会追羡与展现文人的风度与情怀，其着眼点倾向于“求雅”。而朝鲜文人则渴望通过文会实现扬名异域的追求，其立足点侧重于“立名”。

其次，就“资讯搜集”来说，日本文人对资讯的搜集体现在对中国明清社会文化、朝鲜风土人情、汉学书籍以及医学知识的关注上，而朝鲜文人对资讯的搜集则集中在海外航海贸易与日本文化。除此之外，朝日文人的文会还为双方、尤其是日本文人提供了交流、宣泄情感的渠道。

二、朝日文人的“文战”是17世纪朝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士人间“武争”思想转移到文化领域的体现。这种“文战”包括文化比赛与学术较量两个层面。首先，在文化比赛方面，朝鲜文人着重突出自身与中华文化的相似性，而日本文人则主要肯定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这也激发了其在学术较量中的底气。

其次，在学术较量方面，朝鲜文人固守程朱性理学的正统地位，而日本文人却以批判程朱学的“古学”为宗。在较量过程中，与朝鲜文人咄咄逼人的态度不同，日本文人基本坚持“君子不争”的原则。

还需注意的是，朝日文人间的“文会”贯穿整个18世纪，而“文战”却更多出现在18世纪后期。这说明随着朝日文人间交流与辩论的不断深入，以往被“神化”的朝鲜文化的真实面目被揭开，日本士人开始摆脱对“中华文化”的依赖心理而日益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感，这也正与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日本士人在追求“脱亚入欧”过程中的表现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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