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真就是牢不可破吗？原来西汉也曾向“社会主义”努力过

改朝换代这事，说起来总让人唏嘘。两千年下来，帝王旗子换得比天花板还勤。到底是什么把一个朝代送进黄昏，又让新政权踩着旧影走来？别说是宫廷斗争那么简单，大伙儿心里都明白，这背后有更深的“潜流”。有人说是野心，谁都想做皇帝；但要是一户农民种田还得给地主磕头，把一盘好饭最后都端了富人家的桌上，那穷人憋着一肚子气，搅得天下不得安生，这才是根子。其实，古人的智慧并没比我们现在差多少。早在汉朝那些牛儒们就把问题一针见血地挑出来了。

那年头董仲舒、师丹这些汉朝大儒，俩大才子凑一起都不玩虚的，说白了就是“土地兼并”这茬，直戳社会的命门。你想啊，一边是大地主越来越富，另一边农民呢，种一天田穷一天，最后还可能连人都做不成，沦落成了人家的奴隶。这种贫富两极化，也不是写写老道理那么简单，真的是一条命脉——跟今天大家讨论买房买地，收入差距那个意思都挺像。汉儒直接“爆料”：哪怕这个大汉王朝再怎么号称仁政盛世，土地还不是谁有钱谁能买，私有治本上就是捞钱和剥削的根。你说这话搁现在杂志上讨论经济还是有点一针见血。

他们想得也挺绝，什么“上策中策下策”轮流列出来。最理想当然是把土地都收回来，谁也别想多占一亩，井田制大家一起过日子——不过就像现在说“房价重回2000年”，说说可以，谁细琢磨谁心里清楚。中策是大地主直接打压，那就得让一批权贵把钱撒出去，想想就不可能。现实嘛，董仲舒师丹这些读书人瞄来瞄去，明白了，能干的也就下策——用皇帝的金牙大棒往地主头上敲两下，让他们别再把所有土地都掏到自个囊里，可别想把人家攒下的小田抢回来。换句话说，大户人家别太贪，穷人也别闹过火，这才是“能做成的事”。

但真要实行起来，哪有那么容易。那点子灵光一闪，但大地主骂“你凭啥管我赚的钱”，这不是明抢？就跟现在有人喊着要给普通人分财富，富人第一个就跳出来。那些地主家的人，不管你吹得多天花乱坠，最后还是堵在门口死活不松口。真正精明的儒生，有心帮着穷苦，结果上下都是敌人。老乡亲见有变，曾经希望能分块地，结果什么都没见着。甚至，有个小乡，“限田令”刚贴出来，地头蛇组伙直接把告示撕了，官差出门都得躲着走。这种反弹，有时候一夜就传遍了几个州郡。

官场里也没几个是真心的，有人权衡利弊，不愿动地主的大蛋糕；更有些“土豪劣绅”，交了几代皇粮，门生都在朝里做事，谁敢碰他们一块地，能过夜就算本事了。很多县令干脆睁只眼闭只眼，朝堂上议论一阵，回头当地地契交易照旧，底下还越做越大。限田的事看着热闹，弄下来不到一年，纸上政策，变成茶馆里的笑话。

这时候，风头浪尖上冒出来个名人——王莽。你要是真看他的出身，那简直就是“地主阶级的掌门人”，偏偏他转头成了改革急先锋。王莽这个人，说他是道德标杆还是野心家，那都算。自打老太太王政君看上他后满朝没人敢小看，家族权力盘根错节，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王家的庄园和亲戚。可偏偏，他脑子里始终装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觉得必须来个大翻新，才算对得起后世。

初始元年，王莽搞出了空前绝后的“禅让”——别人篡位得弯弯绕绕，打生打死，他倒好，直接一身清白地接过皇帝位子，文斗武斗都没沾。群臣头皮发麻，百姓街口却都在议论，说王莽“真是像神仙下凡”。他这个人真敢干，上台四脚不沾地，分分钟甩出改革的令状。最激烈的就是土地国有化——谁家的地不管多少，全得上交朝廷，然后由国家分配，你家祖传的地契一夜间成了废纸。奴婢改名“私属”，连买卖人口、田地都给禁了，大厅小巷一声令下，上上下下都炸了锅。

王莽心里描绘的是“井田制”，那种古书里讲的理想社会。你别小瞧这个设想，他是真的照古籍来。“每家八口男丁只能占一井，超过都得分出去”。县里不少户人家，原本几十亩地，一下子一半派出去给邻里乡亲。当时邯郸的一个地主，家里七口人，官府勒令就分地，深夜还被地方“分地队”敲门，跟亲兄弟闹翻。这一幕，看在穷苦人眼里是天降甘露，可富人都在家里闭门不出，连过年都闷声发誓“熬过去别扔地”。

你要说，要是今天出了条规定：所有年收入超过五百万的，超出的那部分都得分给低收入户，谁能真点头答应？这就是王莽当时的情形。街头巷尾一片议论，甚至有县学里的秀才说：“王莽这是要抄家了！”但有一说一，三年时间王莽硬生生把井田制推进去，哪怕满朝骂声一片。他派专员监督地契，每到一个县就查账，多少地主被罚，多少富人一夜间成了平民。可惜啊，这种雷厉风行，终归没撑住。新朝的高层自己都开始摇头，有的直说“井田制是瞎折腾”。有人甚至在廷议私下打趣：“商鞅法虽狠，也比这踏实。”

更难熬的是，政策没给过渡期。好多大家族地都分了，种地的却没经验，一亩田到手不会耕，庄稼荒了，地价也暴跌，三年下来，原本好景也散了。结果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认栽，下令暂停土地买卖、人口买卖的打击，原来的“耕者有其田”梦想成了搁置的旧账。农民盼着分地，地主天天提心吊胆，一场大变革就这么偃旗息鼓。

说到商业，其实王莽还没闲着。他定了六大国营行业，盐铁酒铸钱这些都收归公有，专门派人去长安、洛阳这些大都市管市场，不让奸商操控物价，按时收、按需卖，把价格稳得死死的。要问效果，也许一开始还能对抗投机倒把，后来却变成主管拍板，商人外头抱团，暗地里交易，官员收银贪污。有老铺老板私下说：“今年买盐还得看县令脸色。”

这些政策，大师们也各有看法。我记得有一次在书市闲聊，老史家钱穆就憋一句：“其实是国家社会主义。”胡适也说王莽算是半个社会主义者。但新朝折腾到最后，顶事的也就这两项，井田制和“国营六大行”，其他都是一塌糊涂。底下的人苦，头上的人扛不住，到头来不过是匆匆一场梦。

说实话，这样大刀阔斧地改革，搁现在都难有人敢真干到底。就连王莽这样，有理想有权力，最后也顶不住社会的惯性和人心的复杂。土地分到最后，天下人还是各自心怀鬼胎。我们常在朋友圈里聊：要是真有一天能让贫富差距归零，谁会真的舍得让自己手里的东西飞了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至于帝制背后的秘密，大约都是钱和土地的事，比宫廷斗争要来得更真切也更扎心。

故事先讲到这里。听众若有体会，不妨在茶余饭后说两句，我也愿和有心人聊聊背后的道理。下回继续掰扯王莽这个人，看他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又是怎么在历史里留下没法擦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