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儒”——辜鸿铭

原创 青山草屋 四川

在民国大师中，这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精通多种语言，拥有多个博士学位，被称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他在文学上有较高的造诣，曾被诺贝尔奖提名。

他狂傲不羁，固执独立，眼里没瞧上几个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骂人，尤其是骂外国人，甚至可以流利地用这个国家的语言骂人，被称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

而在外国人眼里，他却是一个顶流明星，是当时世界上很多名人的偶像，国外说他是“最珍贵的中国人”。

他是坦荡的守旧派，也有复杂的性格。他的传统守旧与当时正处于变革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于是便成了众矢之的。

他极力宣传中国文化，张扬中国志气，当很多人都主要全盘张西化时，他站出来告诉世界，只有中国文化才是最强的，他被称为庚子赔款后中国人“唯一的尊严”。他就是有“狂儒”之称的辜鸿铭。

海外童年 学贯中西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行世，号立诚。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南洋马来西亚槟榔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

辜鸿铭祖上本姓陈，因醉酒后失手伤人遭官府通缉，不得已在康熙年间逃到台湾。后又在乾隆年间，以劳工身份移民马来半岛槟榔屿，成为了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蛮荒之地的华人先驱。

久居海外，辜鸿铭的先祖十分想念故土，但又回不去，后悔当初自己的莽撞行为，愧疚之情难以平复，于是改姓为“辜”，以示悔恨之意。他们来到马来西亚半岛槟榔屿，这里是英属殖民地，其曾祖父辜札欢曾是当地的行政首脑，被称为“首任甲必丹”，名下子嗣众多。到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一代，辜氏家族势力已十分庞大，成为了英国商人布朗在槟榔屿橡胶园的实际管理者。

辜鸿铭的父亲讲汉语、马来语和英语，母亲是葡萄牙人，讲葡语与英语。辜鸿铭幼年即以汉语和马来语为口语，又从母亲那里学得葡语。父亲辜紫云为布朗经营橡胶园，在经营中尽心尽力，忠诚于主子，所以深得布朗的信任，二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混血出生的辜鸿铭从小天资聪颖，性情活跃，特别对读书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很讨布朗的喜欢。因布朗夫妇没有孩子，于是和辜紫云商量，想把辜鸿铭收为义子，这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老辜也爽快地答应了。拜完干爹后，布朗为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字汤生（Tomson）。

布朗也不是一般的商人，他原是英国绅士，做过牧师，酷爱读书，了解西方文化，而且还崇尚中国文化，算是博学多才。

辜鸿铭幼时就读私塾，在义父教导下阅读安徒生、格林兄弟、莎士比亚等作品，受到西方文化陶冶。少年辜鸿铭可以说对所教授的知识一学即通，布朗越来越喜欢这个义子，决心要好好培养他。

辜鸿铭10岁的时候，布朗夫妇要回英格兰，想把辜鸿铭一起带走，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虽然不舍，但为了儿子的前途，还是决定让他去英格兰。

临行前，辜紫云把辜鸿铭带到祠堂，严肃地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烧香叩拜后，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教育孩子爱国，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辜鸿铭幼小的心灵深处，中国永远是他的故乡，是他的根，以至于这种爱国情怀伴随了他一生。

随义父来到苏格兰古都爱丁堡，进入著名的苏格兰公学读书。在这里辜鸿铭的学习成绩依然名列前茅，15岁以优异成绩考取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修英国文学，兼修拉丁文、希腊文。其中他的英、德、法三种语言尤为精湛娴熟，成为中国第一个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的留学生。林语堂盛赞辜鸿铭英语水平在中国“二百年无出其右”。

爱丁堡大学以教授希腊语、拉丁语及古典文学而驰名，辜鸿铭在这里精读了希腊文《荷马史诗》、拉丁文《但丁神曲》。布朗一直在关注辜鸿铭的学业，他引导辜鸿铭对英、德、法、葡、拉丁、希腊文等进行统一学习，纵横连锁，比对记忆，这样就易于贯通，形成一种学习上的良性循环。

1877年，辜鸿铭以优异成绩通过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科目考试和论文答辩，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他来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并研究文史、哲学，入校后即跨科跨级选课，广览古今经典，博采中西之长，精心钻研。

毕业后他又回到苏格兰，在爱丁堡大学继续深造。在这所文化底蕴深厚的名校里，辜鸿铭贪婪地吮吸着西方文化精髓，全面系统地了解了近代欧洲的政治文化。

后来，辜鸿铭游学多国，先后进修于法国巴黎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等学校，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和学位，成为了一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的西学学者。在这一系列的求学中，他掌握并精通9 国语言，取得13个博士学位。

在辜鸿铭游学各国的这段时间里，他聆听到了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更加激发了他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欲望，无形中在心中已经打定主意，就是回到中国去，这也是遵循祖上“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训。

传统守护 辜胡之争

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聘辜鸿铭为北大教授，讲授英国诗歌、希腊文学。

其实，当时的辜鸿铭也有很大的名声了，只是大家还没见过这个人。当一个深眼睛、高鼻子，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后面拖着一根手指般粗细的小黄辫子的小老头，走进教室时，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童仆，为他拿着烟杆，端着茶壶。学生开始是一愣，继而哄堂大笑，他们根本没想不到，一个如雷贯耳、游历西方多年的大学者会是这般迂腐的打扮，而且他讲授的还是英语。

而辜鸿铭却一点不生气，微笑着，静静看着满教室的学生，等大家笑够了停下来，他才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大家在笑什么，笑我的辫子呢，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

他又顿了一顿，突然一脸严肃：“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可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课堂顿时鸦雀无声，继而他又说：“许多外人笑我留发是痴忠于清室，但我之忠，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文明！”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 English（英语），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只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话音一落，满座响起热烈的掌声。

辜鸿铭乘势借题发挥，深入浅出地剖析。不知不觉大家被他口若悬河的讲解，和穿插各种语言的引经据典吸引了，很快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往往讲到关键地方，他忽然停下来，悠闲地唱段小曲，再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慢慢嚼上几口，课堂一下变得轻松愉快。他又告诉大家：“所以学英文者，冀将我国温柔敦厚之诗教，化谕西夷也。”

毋庸置疑，辜鸿铭这个传统守旧、有保皇思想的人，在北大绝对是另类。此时的北大新潮思想此起彼伏，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他穿长衫、拖长辫、携书童上课的形象，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人物形成鲜明对比，在理念上就是两个不同的阵营。

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深沉、博大、纯朴。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说：“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 “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的民族。这个 “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 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

而这种传统保守思想体现最突出的是与新文化倡导者胡适的冲突。辜鸿铭、胡适两位学者思想观念的对垒，不仅是认知观念的冲突，也是时局变革的体现。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新文化运动倡导革新，主张西方思想，明目张胆挑战了传统的文化理念。在这股潮流中，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主张摒弃陈旧观念。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感深厚，执着于捍卫一切传统。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引发白话文热潮，新文化运动似乎也成为当时的主流。而辜鸿铭不屑一顾，他认为新文化有向西方学习的倾向。他讥讽胡适：“既曰‘改良’，必先有‘良’；若本无良，何谈改良？”教英文课时，他刻意选用《诗经》《论语》英译片段，告诫学生：“学西学是为护中学，非为做洋奴！”

逐渐，胡适革新的思想与辜鸿铭的守旧立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北大演变为公开的对抗。

辜鸿铭对新文化运动强烈不满，于是以“冬烘先生” 为笔名，在报纸上犀利地批评新潮流的杂志及《新青年》，抨击这些年轻媒体对中华文明的漠视。而胡适则以 “天风” 为笔名进行反击，运用调侃的语调戏谑辜鸿铭的传统形象，尤其是关于他那条长辫子的嘲讽。

在民国文人中，胡适是一个典型怕老婆的人，老婆江冬秀性格泼辣，敢说敢干，曾用菜刀威胁过胡适，把他治得服服帖帖。还给胡适立了一条规矩：晚上十点钟之前必须回家。所以不管天大的事，到了十点钟胡适一定要回家。辜鸿铭就笑话他：“这种怕老婆的男人，简直丢我们大丈夫的脸！”

他们俩的这种对抗，最终发展为两个阵营，当然辜鸿铭相对是孤独的。罗家伦作为胡适的学生，发起了对辜鸿铭的“弹劾”，声称他在课堂上宣扬 “君师主义”，并要求胡适接替他的位置，此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校方的行政力量也逐渐介入他们的争端，一个学术观点的争端，演变成了阵地保卫战。蔡元培是新派代表，为了更进一步推进新文化运动，胡适建议蔡元培开除辜鸿铭。虽然辜鸿铭最终选择离开北大，校方对外宣称其为自愿辞职，但这一结果也成为当时议论的热点。

辜鸿铭以“文化保守主义”著称，留辫子、赞缠足、支持纳妾，宣扬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这些行为在近代中国变革浪潮中被视为顽固守旧，他认为中国文明是“拯救世界的良方”，主张以儒家道德对抗西方物质主义。

总的来说，在思想观念上，辜鸿铭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既痛斥西方列强的侵略，又赞赏西方古典文化；既反对维新变法，又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口号上是坚定的保皇派，但又骂袁世凯“贱种”。他支持张勋复辟，视溥仪为“正统”。他撰文批判西方殖民逻辑：“尔等不过持机枪逞凶，何谈文明优越？”

恃才自傲 狂中有真

辜鸿铭清高自傲，在他眼里没几个看得上的人，他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自己。”

辜鸿铭与蔡元培的关系超越了一般上下级范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邀请辜鸿铭任教，北大很多教师是反对的，但蔡元培还是力排众议聘请他当教授，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所以蔡元培对于辜鸿铭有知音与伯乐的关系，在与胡适的较量中，包括很多知名学者都不理解辜鸿铭，甚至有人建议将其逐出北大，校长蔡元培却说辜鸿铭是“一位学者、智者、贤者，应该包容”。

辜鸿铭也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这种评价源于两人在思想对立中展现的共同特质，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却包容保守派，辜鸿铭反对新文化，却敬佩蔡元培的格局与气度。

看辜鸿铭这种狂的路数，是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就是他的同事刘文典，我以前也写过《民国“狂人”--刘文典》，刘文典是《庄子》研究的专家，只要谈到庄子，立马就狂傲起来，会毫不避讳地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剩下那半个是其他人加在一起。”

而“狂人”刘文典也被辜鸿铭瞧不起过。1916年，刘文典刚到北大担任教授，初来乍到，就被辜鸿铭来了个下马威。

一天，辜鸿铭在校园里遇到刘文典，便问道：“这位新来的教授是上什么课程？”刘文典马上毕恭毕敬回答“古典文学”，结果没想到辜鸿铭鼻子一哼，说道“就你......？” 一幅不屑、看不起的样子，可想而知，刘文典心里的憋屈，但怎奈当时辜鸿铭的名气太大，也确实有本事，也只有默不作声。

胡适从海外归国，受聘于北大，成为了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他引用了《荷马史诗》的一句诗，读的却是英文。而辜鸿铭一点不给面子，当即打断并指出，胡适的英语发音是下等人的发音。说完后，自己又用熟练的希腊语重新读了一遍这首诗。这使胡适相当难堪，或许这就是两人矛盾的开端。

胡适在北大教的是哲学，看似没有什么不妥，但这件事又让辜鸿铭看不过去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古代哲学以希腊为最，现代哲学以德国为首，胡适既不会德文也不懂拉丁文，教哲学不是误人子弟是什么？他两的纠葛，感觉就是，只要看你这个人不顺眼，干啥都会有毛病。对于胡适力推的新文化运动，废弃文言文，更使二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次，一位外教与辜鸿铭偶遇，当时北大有许多外教，这位外教是教西方文学的。辜鸿铭先是用英文询问他所教授的科目，外教用英文回答了他。接着辜鸿铭又用拉丁文问了一句，这个外教一脸茫然，仍然用英文说他不懂拉丁文。于是辜鸿铭来劲了，批评老外：“教西洋文学的却不会拉丁语，可以滚蛋了。”

还有就是，有学生们问他，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文化最先进？辜鸿铭说：“是中国的文化。”

学生又问：“那为何要学习外语呢？”

辜鸿铭的回答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去国外教那些蛮夷文化。”

其实辜鸿铭并不是一味地否定西方文学，只不过他认为西方文学虽有可取之处，但也是比不上中国文化的。

辜鸿铭的狂，那是货真价实的。还在张之洞府里的时候，有一次，张之洞生日，在聚会上，辜鸿铭侃侃而谈，在场的嘉兴才子沈曾植很是看不起他，说道：“你讲的我都懂。你想听懂我讲的话，还得再读20年中国书。”说完头都不回就离开了。要知道，这沈曾植可是清末有名的文学四大家之一，是当时很有名气的诗人、书法家和大儒学者，也是张之洞的好朋友。

年轻的辜鸿铭哪里受过这样的藐视，也激发了他那股不服输的倔劲，于是他开始研究国学，学习时甚至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的知识量也与日俱增。又过了几年后，恰好沈曾植前来拜访张之洞，又遇到了几年前看不起的人。

而这时辜鸿铭却干了一件事，叫了几个帮手，搬了很多张之洞家里的藏书到客厅，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他要唱哪一出。沈曾植也感到莫名其妙，就问到：“你搬书到客厅要做什么？”

辜鸿铭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趁机反问：“请问沈公，客厅里的书籍，哪部书你懂，我不懂？哪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

而摆在面前的一些书，沈曾植不仅不熟悉，更谈不上能背诵了，于是不得不尴尬地打圆场：“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

一次，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事后，他故作神秘地问胡适，是否知道这副对联的含义，胡适笑答：“‘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但是不知‘擎雨盖’又是什么呢？”辜鸿铭回说：“‘擎雨盖’就是清朝的大帽子啊。”言毕，二人相视大笑。

张勋和辜鸿铭都是坚定的保皇派，为表示效忠清室，至死不肯剪辫子。民国六年，张勋还利用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借“调停”之名率领五千“辫子军” 挺进北京，搞了个“张勋复辟”，重新拥立溥仪登基，结果仅维持了12天，就以失败告终。

段祺瑞掌管实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必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在国外大学获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辜鸿铭是当时享誉天下的名儒，所以自然是少数有选举权的人之一，而且他的态度具有一定影响力。

曾有人来找他买选票，开价200元，辜鸿铭讨价还价，最终敲定400元。选举前一天，那个贿选的人把400元钱和选举入场证一起送到辜鸿铭府上，并再三叮嘱他次日务必到场投票。

但是，那人前脚一走，他立马跟着出门了，赶当天下午的车去了天津，找一个叫“一枝花”的名妓，直到两天后把400块钱全部花完，才尽兴回京。

由于他没有到投票现场按要求投票。那个贿选的人气得七窍生烟，冲到辜鸿铭家里，大骂他流氓行为，不讲信义。开始辜鸿铭也不作声，等他骂完后，他抄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政客回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天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一看这个怪儒和自己不是一路人，这事又不敢公开和他较劲，那人只好吃哑巴亏，自认倒霉，灰溜溜地离开了。

而对于这件事，辜鸿铭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说把钱花在妓女身上，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时，也有人站在辜鸿铭一边的，认为他这话说得没毛病，贿选的钱本来就是民脂民膏，他拿过来花在身为“劳苦大众”的风尘女子身上，也算把不义之财还给人民了。

辜鸿铭还会光明正大的逛妓院。当时北平妓院的规矩是，唱名字，让妓女们一个个走过，供客人挑选，看上的姑娘就可以带走，而辜鸿铭与这些人逛窑子有区别。一次，他参加会议，收到三百大洋的出席费。于是带着这些大洋，来到八大胡同，每到一个妓院，就唱一次名，每个妓女走过他面前，就给一块大洋，三百块大洋发完后，他并没有带妓女离开，而是哈哈大笑，独自扬长而去。

当时的中国，正是维新变法，有一股学西方的热潮，洋人是被供起来的活菩萨，唯有辜鸿铭对这帮外国人不屑一顾。有一些外国人慕名而来要与他交谈、当他的学生，他一个个把别人骂出门外。

辜鸿铭这辈子，没有他不敢骂的。慈禧过生日，他写对联“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 “驾崩”，举国哀悼三天，他请了个戏班唱《击鼓骂曹》，硬是在家里唱了三天堂会；他骂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还说要杀严复“以谢天下”。

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采访辜鸿铭问：“在动乱面前该如何保护中国的和平？”辜鸿铭回答说：“将在座所有参与政治的高层人员拉出去枪毙，中国的和平就会回归。”

所以，民国到处都是戏台，在上演各种滑稽、搞笑的节目，只是在这些看似荒诞的剧情里，如稍加留意，往往都会隐藏着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世俗丑角 西土明星

国内名声小，甚至很多时候大家会把他当作“老顽固怪物”，或者一个搞笑的丑角。这主要是他的一些言行在当时世俗眼中是格格不入，甚至带有挑战性的，所以在国内的名气相对于鲁迅等人显然要小太多。

他留辫子、带仆人，推崇一夫多妻制，主张女子应该裹小脚，这些事，如果放在五十年前，主流是认可的，但当时正遇到新思想在中国传播，观念开始萌变的人们对一个挡路的障碍，态度基本是一致的。简单地说这就是新旧观念的冲突，也是国人不推崇辜鸿铭的主要原因。

一次，在北京六合饭店举办一个酒会，中西名流云集。其间，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士，斜眼看着身边拖着小辫子，身穿长衫的中国老者，很轻佻的用英语问道：“like soup？”（喜欢这汤吗？）老者微微的颔首。而女人见这个老者这般的反应，心想肯定是个土包子，连最简单的英语都听不懂，嘴角露出了一抹讥讽，转过头去用英文和身边的白人交谈了。

就在这时，随着主持人一声“辜鸿铭”，这个土气的小老头起身走到台上，开始致辞。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个个复杂的英语单词，恰到好处搭配上相应的语法，简直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如果闭上眼睛听，会以为这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在演讲呢，他的语言能力惊呆了在场所的外国人。而刚才讥讽老者的那位女士，当听到辜鸿铭名字也愣住了。演讲结束后，辜鸿铭慢悠悠的走回座位，然后低声用英文问这位女士：“Like Speech?”（喜欢我的演讲吗），此时女士已是面色涨得通红。

辜鸿铭一生骂遍西方，说美国是“蛮夷”，英国是“人兽”。还公开说：“外国人算什么东西，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种族。”但让人想不通的是，越是这样，他反而成了西方最崇拜的中国大师，当时在西方学界流行一句话：“中国的三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不及辜鸿铭尊贵。”

在西方人眼里，他成了声名显赫的大才子。1885年，德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诞辰一百年，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庄严的日子，在举行俾斯麦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辜鸿铭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进行了即兴演讲。他用流利的德语，深入剖析了俾斯麦的政治理念及其对欧洲的深刻影响，措辞严谨，论据充分，观点明确。现场的听众，包括政界人士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都对他的演讲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学习的时候，德国人和他聊得最多的，不是本国的名人，而是辜鸿铭的故事。

同样，多年后林语堂去德国学习，等进入具体学科学习后，才发现学校要求学生其中一门必修科目的课本，就是辜鸿铭编写的。

辜鸿铭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有啥过人之处，会受到外国人如此的崇拜呢？我们来简单捋一捋。

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英文版《论语》出版，震动西方学界。他痛斥传教士译本“歪曲孔子本意”，主张以诗性语言传递儒学精髓。比如将“仁”译为“humanity”，强调其普世性而非宗教性。此后，《中庸》《大学》译本相继问世，德国哲学家凯瑟琳称其“让欧洲重新发现中国灵魂”。让外国人第一次了解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文化，了解中国人的容忍，息事宁人的中庸之道。

在西方列强将中国人视为“最下等民族”，要想分割中国，而国内又有一股要把文化全盘西化的力量在推行，中国文化该怎么走？这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此刻，辜鸿铭站出来，他举着自己翻译的儒学作品，和西方文学做对比，说得头头是道，例证并举，告诉全世界和所有国人，中国文学是最优秀的。通过辜鸿铭的努力，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重新的认识。

他所有宣扬中国文化的著述用英文写，在文章中明确告诉了西方，你们有什么文明缺陷，中华文明的优势在哪里？华夏文化为什么有几千年的生命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很多国家因战争而变得千疮百孔，人们观念模糊，生活上饥寒交迫。这时候辜鸿铭及时给他们送上了“中华文化救西论”，以中国的“温良精神”，包容的中庸之道，感化正在挣扎的西方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托尔斯泰、毛姆、泰戈尔都把中国的辜鸿铭当作偶像。

40岁左右，辜鸿铭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精通西洋、贯通东方的学术大师了，很多重要的场合都会见到他的影子，一些外国名人到中国，把与辜鸿铭见面作为重要的日程安排。

俄国皇储来中国，与辜鸿铭见面交谈，并赠给他镂皇冠金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端端正正坐着，认真听辜鸿铭讲孔子。

英国作家毛姆到中国来，起初只是写了纸条，邀请辜鸿铭见面，谁知辜鸿铭随手把字条扔了，置之不理。后来毛姆正规地写信，用最客气的语言申请前往拜见，才得到准许。

辜鸿铭说：“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

“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

“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

据说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只和两位中国人有书信往来，其中一位就是辜鸿铭。他在信中很是谦恭地求教辜鸿铭，如何在物质主义大举侵蚀的背景下，坚守中国文化所说的“道”等问题。

1906年，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的一封信，被先后用德文和法文发表在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报》上，在欧洲和亚洲各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托尔斯泰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孟子、老子等人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

印度圣雄甘地更是极力推崇辜鸿铭，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初，西方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当年，在北京六国饭店，辜鸿铭用英文演讲，门票票价要2块大洋一张，要知道，那时候梅兰芳演出的票才1块。虽然他经常一张嘴就骂西方，说西方文明是劣等文明，但在华使馆区的洋人就算挤破头也要抢他的票，争先恐后地去听他有理有据的骂，再听他阐述中国人的精神。

可以说辜鸿铭是近百年来，张口就骂西方，反而被西方捧成大明星的中国人。为什么国内和西方对一个人的评价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这还真不是一个能完全说得清楚的问题，暂时就归为文化，或者认知差异吧。

茶壶理论 嗜好趣闻

辜鸿铭守旧，也体现在他倡导“一夫多妻制”，在当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北大讲座和学术讨论中，他公开发表对该制度的看法，他通过对历史与伦理的解读为一夫多妻制辩护。

在一次聚会上，一个外国人直言不讳地反对“一夫多妻制”，并强调一夫一妻制才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对此，辜鸿铭说：“男人为打气筒，女人为车轮，四个轮胎只需一个打气筒即可。”虽然这是个荒谬的逻辑，但还是让对方无言以对。

其实，辜鸿铭支持的并非“多妻”，而是“一妻多妾”。他认为中国妇女是善良的，她们对丈夫的爱更是无私的，允许丈夫纳妾。但同时，丈夫对妻子的爱在于尽心尽力保护妻子，保护她的安全，保护她的物质需求和感情。他认为，在中国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是从来不会不经妻子允许就擅自纳妾的。而一个真正的淑女或者贤妻，无论何时，只要丈夫有纳妾的合理理由，她也绝不会不同意的。

他说：“欧洲富人从马路上捡回无依无靠的妇人，一夜消遣后，又将其重新抛回马路上。但在中国，纳妾的达官贵人，至少为妾们提供容身之所，承担供养之责。”在他看来：“如果说中国官员是自私的，那么欧洲贵族就是自私的懦夫。”

辜鸿铭公开支持纳妾，他说：“男人是天，是顶梁柱，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容易照顾好丈夫和家庭的，所以一夫多妻才符合社会需要。”“一个男人应该有多个妻子，从而实现阴阳调和。”

他也向女人们支招：“如果你是个女人，控制丈夫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另一个女人合力，把他压在石榴裙下，咱们中国的纳妾制度，是社会祥和、家庭幸福的压底绝技。”

一次，辜鸿铭接待了两位西方女士，话题不知不觉就转到了中国的“妾”。辜鸿铭说：“一夫多妻，准确地说应该是一妻一妾。妾这个字，下面是女，上面是立，意思就是可以倚靠站立着的女人。用你们西方的话，就是供男人作扶手用的工具。”

外国女士提出疑问：“那女人累的时候，可以找这样一个男人当扶手么？”

辜鸿铭摇了摇头：“如果把男人比做茶壶，把女人比做茶杯，一个茶壶需要配上好几个茶杯。”

外国女士：“既然你说一夫多妻合理，那么一妻多夫也应当合理。”

辜鸿铭马上反击说：“一个茶杯岂能有多个茶壶？”

“为什么不能女人是茶壶，男人是茶杯？”

辜鸿铭说：“因为茶壶是带把儿的”。

这个比喻，在当时广为流传，成为不少男人想纳妾的理由。这就是辜鸿铭的“茶壶理论”。

据说，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她怕徐志摩也会有这种想法，便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的比喻来做借口。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牙刷却是不能公开用的！”又诞生了一个“牙刷理论”。

辜鸿铭自己也确实是一妻一妾，他娶原配夫人淑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遵从封建妇女的三从四德，是带着“三寸金莲”出嫁的，辜鸿铭很是喜欢她，据说辜鸿铭最看中的是她的小足。

辜鸿铭28岁时，还一直单身，父母很着急，也托人介绍了好多女子，他都不满意。父母只好问他：“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

辜鸿铭说：“在国外时，我看够了那些开放的女子，断断不可娶她们。我要大家闺秀，必须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裹着小脚！”

说来也巧，经过父母不懈的努力，委托媒婆打听，真的还找到了一个符合他要求的女子。这个叫淑姑的女子，出身名门望族。她一双小脚，会刺绣，能抚琴，温顺端庄。简直就是为辜鸿铭量身定制。尤其她的小脚，让辜鸿铭一生陶醉。婚后淑姑为丈夫烧菜做饭，侍奉公婆，照顾幼子，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有传说，每当无聊，或者做学问没有思路时，他便会低头闻夫人的脚，马上就有了写作的灵感。他毫不隐晦地对人津津乐道：“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一次，淑姑回娘家，实在憋不住了，他向朋友借了一个小脚丫鬟。小丫鬟来到辜府的第一个晚上，刚想入睡，门外传来敲门声，开门后辜鸿铭进入房间，看了一遍屋内，喊道：“脱，快脱！”

小丫鬟很紧张，也很羞涩，不知所措，手不自觉地按在胸口上。看了一眼头转向一旁的主人，低下头，慢慢地开始解开衣服扣子。

谁知辜鸿铭转过头来一看，又吼道：“不是让你脱衣服，快脱鞋！”

“脱鞋？”小丫鬟一愣，这下彻底站在那里了。看她还是不明白，迟迟没有动作。辜鸿铭便自己蹲下身，迅速脱下了她的鞋子。

而接下来的举动，才真的把小丫鬟整懵圈了。只见辜鸿铭凑近她的脚，毫不避讳地抱住了她的三寸小脚，低头嗅了起来。

然而，很快他深吸了一口气，皱了皱眉头，接着低声自语道：“这味道不对……”

第二天，辜鸿铭将这个小丫鬟送回去，抱怨道：“这山寨货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过几天，淑姑一回来，他抱着妻子的脚，熟悉的臭味再度扑面而来，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才是正宗的，还是淑姑最好！”

辜鸿铭总是兴致勃勃地向别人提起，淑姑是他的“兴奋剂”，他甚至不惜强调：“即使我现在娶了这个传统古典的女子，但你们要知道，我年轻时可是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

康有为听说辜鸿铭的爱好，想讽刺他一番，便写了一幅字“知足常乐”，让人送到了辜府。谁知，辜鸿铭一看反而乐了，对来人说：“还是康有为深知我心！”这下轮到康有为懵了，他搞不清楚辜鸿铭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当然，他的这种“兴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没有太实际的考据，或者是人们的一种调侃。

小妾是一个日本姑娘，名叫吉田贞子，出生于日本大阪，父母在她小时候就来到中国经商。战乱时期，贞子在日本待不下去了，一个人来中国准备投奔父母，没想到却找不到父母，还被骗进了青楼。而贞子坚决不卖身，只肯端茶倒水。

辜鸿铭逛妓院，逐渐与贞子也很熟悉了。他很同情这个身世悲惨的女孩，于是花200两银子为她赎身，又给了她50两银子作为路费，让她继续寻找父母。

一段时间之后，辜鸿铭在街上又撞见贞子，大家都很是意外，见贞子一脸的落寞，询问才知道她没找到父母，辜鸿铭给她的路费也快花光了，也无处可去。辜鸿铭对贞子说：“要不先暂时住我那里吧。”

回到辜府，淑姑知道了贞子的遭遇，很是同情，拉着她走进屋里。就这样，贞子做了淑姑的贴身女仆，相处了一段时间，淑姑觉得贞子温顺乖巧，知书达理，而且她也看得出来，丈夫对这个日本姑娘也很在乎。一天，淑姑对辜鸿铭说：“贞子姑娘人很好，老爷不如纳她入房吧。”

辜鸿铭感觉又惊又喜：“你真这么想？”

淑姑：“老爷不是常说，一个茶壶要配几个茶嘛。”

“还是你最了解我！”，辜鸿铭激动得一把将淑姑抱到怀里。

这个外国小妾也很爱辜鸿铭，给他一种安详幸福的感觉。后来辜鸿铭通过很多朋友，帮贞子打听到了父母的下落，父母来信催贞子回日本，这时候贞子却舍不得离开辜鸿铭，决定留在中国与丈夫一起生活。

辜鸿铭对自己的两个女人很满意，也很自豪。逢人便说：“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实际上，在生活中辜鸿铭以“怕老婆” 著称，周围的人都知道，在家他都要听两个老婆的话。据说，一次辜鸿铭不小心惹恼了贞子，贞子很长时间都不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得求妻子淑姑去求情，最后贞子才原谅他。旁人笑他，他却毫不掩饰地说：“男人连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

有人总结辜鸿铭的两段婚姻：“闻着脚气写书，抱着妾室入眠。”而他还真把它写进书里：“小脚之妙，恰似奶酪之臭，初闻要命，细品销魂！”而他的这般毫无遮拦的表述，居然在牛津大学引来众多的崇拜者，老外们竖大拇指：“中国文人，够野！ ”

别看辜鸿铭玩得花，在婚姻里是依赖性很强的人。原配淑姑是典型的旧式妇女，裹小脚，每天把辜鸿铭照顾得无微不至。淑姑去世，辜鸿铭悲痛万分，把自己关在书房三个月，见人就红着眼眶说：“桌边少了味儿，心里空了半拉。”

淑姑去世后，他的生活几乎全部倒向贞子，失眠就喊：“贞子来陪睡！”写文章找不到思路时就喊：“贞子烧香。 ” 有时候跟学生怄气，回家要揪着贞子衣角才能睡着。可是贞子40岁时又得病去世，他抱着贞子尸体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剪了一缕贞子头发塞到枕头里，每天枕着这缕头发才能睡着。还为贞子写了一首悼亡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埋葬贞子时，他给她立了一个碑，上面亲手书写“日本之孝女”。

辜鸿铭的后代相对平凡得多。有的说他有五个子女，但暂没有找到详实的记载。有的说有三个，是一儿两女，儿子辜守庸和女儿辜珍东、辜娜娃。

辜守庸是与日本妾室贞子所生，从小受父亲溺爱，可以说在那样的家庭里，属于在中西文化夹缝里长大，辜鸿铭逼他读四书五经，而在儿子面前却朗读用英文写的骂袁世凯的信。所以这个孩子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最后干脆彻底躺平，成了高知家庭的“废材”。一生都过得较为平庸，以至于到后来很少能找到辜守庸相关信息。

女儿辜珍东与辜娜娃，是他与原配淑姑所生，从小辜鸿铭就对姊妹俩天天唠叨“妇女要裹脚”、要三从四德。在父亲去世后，姊妹双双在苏州削发为尼，关于两姊妹以后的信息就更少了。

辜鸿铭虽然是一个公认的大儒，但在家庭传承上相对平庸，子女教育上也没有继承他的渊博知识。

最后辫子 家国情怀

1881年，辜鸿铭结束了留学生活，一副洋博士派头，回到马来西亚槟榔屿，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次年初，他来到香港，在当地殖民政府谋得外务职位。而辜鸿铭真正回到中国大陆，有两次偶遇对他认知及职业的改变影响比较大。

1882年，年轻的辜鸿铭在新加坡，心潮澎湃，雄心勃勃，但人生又好像找不到明确的方向。一次偶然的机缘，与前来办差的清末洋务派的代表马建忠结识。

马建忠，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镇江人，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和语言学家，学识渊博，擅长古文，精通外文，学贯中西，是《马氏文通》的作者，这部书在其中用拉丁文来研究汉语的语言结构规律，在学界被誉为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语法学著作。马建忠是一个博学的人，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刺激，励志发愤图强。他在法国留过学，不仅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等，而且还翻译了不少国家的书籍。

马建忠比辜鸿铭大12岁，是当时权臣李鸿章的幕僚，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力量，李鸿章很多事情都会听马建忠的建议。包括兴办实业，组建北洋舰队等许多主张，都有马建忠的筹划和参与。据说韩国的国旗都是马建忠设计的。

他们俩遇到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天才有说不完的话，讨论不完的问题，不知不觉促膝长谈了三天三夜。这其中，马建忠向辜鸿铭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及要点，以及目前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及存在的一些社会弊端。对这所有的一切，辜鸿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改变了他以前漫无目的的追求，在心里更加坚定了要回来，要寻根的念头。

多年后，辜鸿铭这样回忆与马建忠见面的情形：“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于是在潜心研究中国经典的日子里，辜鸿铭作了一个决定：抛弃西装革履，穿起了长袍马褂，同时开始留头发扎辫子。他认为，读中国传统典籍，是为了让思想和知识上成为真正中国人。留辫子，穿长袍，是为了让外表看起来是中国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是彻底的“中国人”。

通过与马建忠的三日交谈之后，辜鸿铭的心里一直在躁动，后来他毫不犹豫地辞职，准备到祖籍福建学习汉语。而在回来的轮船上，命运又为他安排了一次偶遇。

1885年，辜鸿铭前往心中向往已久的祖国，正好在轮船上，看到有些洋人诋毁中国，有的人说中国封建、愚昧、落后，有的人说中国人的素质低。甲板上一堆、一坨的人都在说中国诸多的不是，关键这些声音分别出自不同语言。

于是辜鸿铭便用多国语言分别与他们辩论，舌战众洋人，到最后把这些人说得无话可说，占尽了上风。他不知道，这一幕恰好被广州一位姓杨的候补知府看到，他的语言组织能力、知识的渊博，还有流利的多语种，把杨知府看呆了，惊叹他的才华，于是主动和他结识，将他引荐给了湖广总督张之洞。

而张之洞只和辜鸿铭交谈了一次，就被他的才学和爱国激情征服了。立马委任他为“洋文案”（外文秘书）。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就这样，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中一干就是二十年。

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书院改建。在这里著名文学家、诗人梁鼎芬也在为张之洞办事效力。期间在梁鼎芬与辜鸿铭协助下，对湖北旧式书院进行改革，引进“时务”，并创建新式书院和学堂。如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矿业学堂、工业学堂等。当时湖北所办学堂为全国各省之冠，有 “湖北省，二百堂；武昌学生五千强。” 之说。

辜鸿铭与梁鼎芬还为张之洞谋划、筹建了一所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由辜鸿铭草拟初稿，与梁鼎芬敲定底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得到钦准。自强学堂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方言”学西方语言及外事交涉诸务；“格致”兼通化学、物理、工学等，为众学之门；“算学”乃制造之本源，以求为国家培养通用型实用人才；“商务”关系强国富民大计，旨在造就管理财务人才。

自此，华中有了第一所高等学府，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兼任方言教习，他要求学生：“凡辜氏门生二年内必以西语对答如流。”后来学堂又增设德、法、俄、日语种教学。辜鸿铭在公务之余兼授英语、德语，他授课极严，知识广博，受到师生景仰。

辜鸿铭在西方极受推崇，他的文章著作也在西方广为流传，有不少辜鸿铭抨击列强的内容。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在全世界传播，大声疾呼，寻求正义。《清史稿》称赞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19世纪末期，欧洲兴起一股针对中国的 “黄祸论”，即 “中国威胁论”，对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强烈抨击西方的霸道政治。对西方列强直接痛骂，说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人粗俗，俄国人残暴。1920年，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登了辜鸿铭的论文《没有文化的美国》。

当国内学者正向西方学习，想全盘西化时，他以“一个中国人” 为笔名，发表英文专论：“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一次，在英国的公交车上，辜鸿铭故意把英文报纸倒着看，于是引来周围英国人讥笑，说这中国人太土了，连报纸正反都不知道。听他们说完后，辜鸿铭慢慢抬起头，用当地话说：“你们英文实在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说完他倒着，用标准的英语把报纸上面的内容读了出来，车上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全场无语。

1905年，经张之洞举荐，辜鸿铭出任黄浦江濬治局督办，随后晋升外务部任职。在担任外交部侍郎时，西方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 nativegoods（土货），辜鸿铭看了大为气愤，我们中国货怎么就变成土货了，他立即要求改成 chinese（中国），否则不予签发相关文件，民族尊严不容辱。

美籍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传教30 年，对中国教育、医疗改善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建立等，他都有很大的功劳。在中国他写了如《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等书，书中有些内容看似有贬低中国文化的意思。辜鸿铭不干了，曾在多个场合反驳、批评明恩溥。

在那个疾风骤雨的时代，洋人长枪大炮践踏中华河山，也有人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而辜鸿铭自始至终把爱国放在心里，放在第一位。对于有损国体的事，无论大事小事绝不含糊。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 “辜鸿铭热”。

他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 “灵敏”。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辜鸿铭认为中国文化，不光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最关键之处在于其“单纯”与“贴近心灵”，甚至是在于其“幼稚”。这也正是辜鸿铭饱学西方文明之后，最终归服于中国文明的根源。

他赞美中国人的生活是一种感觉生活，而这种生活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灵魂。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人”既有着成年人的理性，同时却又具有“孩童的心灵”。甚至一些国人的缺点在他眼中也成了值得自豪的地方，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体质弱，他为此辩解：“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

他还写下《中国的牛津运动》等英文书，向世界表述真实的中国人，他始终认为：“中华文化从来不低人一等！” 他的文章就像一根刺，扎在西方最脆弱的神经上。他说：“西方引以为傲的文化，是建立在枪炮侵略性质之下的。不管表面装着有多么绅士，那骨子里都是想要饮血食肉，他们的文化，会给世界造成极大的不稳定性，世界会被这种文化所毁灭。” 而中国的文化讲究和而不同，乃是顶端的包容制度，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

他说：“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白种人还剩下什么优势呢？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机枪口下接受审判！”

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很多人都不看好中国的未来。辜鸿铭却做出坚定预言：“中国不止有未来，而且还会比西方强大，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有人说，有些人守着中国文明，是因为他们没看见过中国以外的世界。而辜鸿铭守着中国文明，却是因为看遍了所有文化，却仍觉得中国文化最好。

纵观辜鸿铭的一生，义父布朗的慈爱，好友马建忠的点拨，上司张之洞的指导，大儒沈曾植的激将，这些贵人们的一路扶持，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终成一代名师。可见圈子是多么重要，所接触的人往往影响自己的人生。

学术严谨 成就斐然

辜鸿铭的学问是公认的，声名远播海外，学术活动很受西方的重视。1913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是我国最早接近诺贝尔奖的人。

作为教授，辜鸿铭讲课很有特点，除了能掌控教室氛围外。在专业知识的授课上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讲授英国作家作品，他往往会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以比较中西文化。把《Lycidas》（利西达斯）比作《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英国诗人）。他教授的科目，学生也感觉乐趣横生，通俗易懂。

辜鸿铭上英语课时，他有时对大家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 有时又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他说的这首《离骚》是密尔顿的一首长诗《利西达斯》，因为这首诗是密尔顿为一位在爱尔兰附近被水淹死的朋友写的。

学生罗家伦说：“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可这不算难，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要痛苦。”《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指令人用一千个不同字编出的儿童启蒙读物。因为对偶押韵，所以意思就不能完全照应，让学生英文翻译，着实有极大难度，但辜鸿铭自己却能翻译。学生回忆：“辜先生常常教我们念英文本《千字文》，音调很齐一，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

辜鸿铭还把自己的一首英语诗让学生翻译，大家各自翻译出来的表达都有所不同，最后辜鸿铭把自己的译文写出来。诗的名字《痴汉骑马歌》，辜的翻译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对这样的翻译，罗家伦有不同看法，他说：“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他认为这是“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后再用功研究的。”所以，在辜鸿铭的课堂上，开启了与学生互动的先例，可以和大家平等地探讨，可以说是百家争鸣。

他首次将中华一系列经典翻译到海外，而且辜鸿铭翻译水平绝对是一流的，熟悉西方话语体系，从西方读者的角度、习惯，把经典翻译成轻松愉悦的阅读文本，他喜欢用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典籍、名言来解释、佐证这些来自东方的思想。如《论语》《中庸》《大学》等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产生了巨大反响。在英文写作领域，孙中山也公认辜鸿铭当为中国第一。

因为辜鸿铭对西方一切都很熟悉，特别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所以一旦有人攻击，或者贬低中华时，他就说：“你们西方并不比我们东方更先进、更文明，相反，你们比我们更无知、更野蛮”。

辜鸿铭在学术上，体现在有严格的学术标准和跨学科研究，他还著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等著作。一生中他完成了多个领域的学习，涵盖文学、哲学、科学及神学等，成为了满腹经纶的一代大师。

大师远去 历史评说

1927年，出于政治原因，日本方面向新成立的“安国军政府”张作霖推荐辜鸿铭，希望他能够担任顾问，为张作霖提供战略建议。张作霖对这个穿着清朝服饰、留着小辫子的老学者也好奇。

他邀请辜鸿铭到自己的府邸，见面时，张作霖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能做些什么？”这一问让辜鸿铭感到有些意外，仿佛在评估他的真实价值。而辜鸿铭未多言，也没有与张作霖争论，只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1928年，张宗昌十分崇敬辜鸿铭的学术声望，决定任命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提升山东大学的地位。辜鸿铭对此职位也很感兴趣，开始着手做准备，就在他筹备前往山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引发肺炎，使他的健康急剧恶化，他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进行治疗，但效果不佳，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溥仪特地派人前来吊唁，并赐谥号 “唐公”。据说他去世后，家中无钱下葬，还是溥仪拨款安葬了他。

辜鸿铭是一位矛盾、复杂的人物，清高、自大、傲慢和怪癖。既深谙西方文化，对之颇有感情。却信守儒家道德，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而后人对辜鸿铭，一直没有纯粹的盖棺定论，始终充满着争论。

胡适在悼文中写道：“这个时代最特立独行的智者。”

温源宁在《已故的辜鸿铭先生》一文中说：“在他身上最明显的一点是，他并不是哲学家 —— 他不是，如果哲学家指的只是先思想后生活的那种人。辜鸿铭有追求舒适生活的癖好，而思想之所以值得他去探索，只是因为能够给生活增添光彩和尊严。辜鸿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与众不同的只在于 —— 是个有思想的俗人。”

“辜鸿铭在生前就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如今他死了，恐怕还会变成神话中的人物…… 而一个真实的他，和我们现今每天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辜鸿铭之古怪只在于是个天生的叛逆。”

温源宁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宣扬君主主义的叛逆；一个把儒家学说当作人生哲学看待的浪漫主义者；一个以拖着作为奴役标志的辫子自傲的特立独行人物；正是辜鸿铭身上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使他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吴宓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林语堂说：“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有第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在我时代中的人所能有的。”“辜鸿铭是一块硬肉，非软弱的胃所能消受。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

辜鸿铭自称“东南西北人”，他的一生，可以用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来概括。

世上没有完美无瑕的人，特别在辜鸿铭身上更是存在着许多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爱国是纯粹的，无条件的，在他的心中始终坚信“根在中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