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国物理学四大名旦之一，晚年被逼上吊自杀，死前留下7个字

饶毓泰：一盏物理之灯，倒在燕园的夜里

他是中国物理学开山鼻祖级的人物，曾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是著名物理学家郭永怀的老师，也是杨振宁的老师吴大猷的老师，一生培养了100多名院士，但却在77岁时被逼上吊自杀……

想想看，一个一辈子教书育人的人，最后竟然孤零零地在自来水管上结束自己，这像话吗？我们常说，读书读到通透，心就宽了——可他这一生，越精进，越被风浪推着走。他写过无数封劝人向学的信，却没等来一封能把他拉回岸边的信。

先从头说。江西临川，米香里带着书卷气的地方。古人爱说临川多才子，街巷里随便拎出一块碑，八成和前朝名士有关。兴鲁书院的旧门楼还在，砖缝里长着青苔。少年饶毓泰，偏偏就从这条路走出来。1891年冬天，他落生在临川钟岭一个耕读人家，家里清清白白，讲究“日出而作，夜读为先”。小小年纪，书读得飞快，《四书》《五经》像口粮一样往肚子里吞。十二岁，进了抚州中学堂——那地方的前身，正是名气绕梁的兴鲁书院。

要是换个年份，他大概率会在科举路上一路奔，喝个花酒，拜个恩师，再写封报喜家书。命运偏偏在他十四岁那年拐了弯。1905年，旧制度收官，科举作古。许多人懵了，他没懵。把“状元梦”轻轻一折，塞进抽屉，转身往上海去了。那会儿的上海，汽笛声里夹着新思想的味道，他进了中国公学。

他在那里碰见胡适。一个是同窗，一个又半边当了他的英语老师。胡适年纪相仿，却已经有了“学界新星”的名头。后来胡适提起这段，还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会儿教英文，其实底气不甚足，但偏偏那两班，出了几个让人记得住的年轻人——饶毓泰在其中。也难怪，两人后来几十年通讯未断，亦师亦友的关系，靠的就是那几年彼此看见对方眼里那点火光。

学成暂告一段落，他回临川教书糊口。1911年的枪声把全国都摇醒了，许多人扛起枪，他也热血，可手上握惯的是笔。他想了想，还是那句老话——科学救国。1913年，他考上江西的公派名额，搭船出洋。

先在加州，后转去芝加哥，1917年拿了物理硕士。再往前走，他去了普林斯顿，跟着康普顿做事。实验室里，一台台装置被他拆了装、装了拆，他盯着低压汞弧，琢磨那组让人抓耳挠腮的数据：为什么那么小的电压能点起电离，维持的电压又像省下来的？他拎着这个问题，啃了几年，1922年把成果投进《物理评论》，讲清楚了在低于最小电离电势的条件下，能量是怎么“凑够”的，还顺手把荧光这头牵进去。那一阵子，同行们注意到了这个从东方来的年轻人。也是在那年，他同时拿下普林斯顿与哈佛的博士，前途好得像晾在阳台上的被子——日光正烈。

可他从没打算在那片阳光下躺太久。拿到学位，他拎箱就回。1922年夏天，张伯苓请他去南开，开路搭架子，白手起家弄一个物理系。当时的中国大学，物理课多半靠一本薄薄的讲义，器材更是“能用就用”。他不服。他把在美国凑来的仪器一箱箱运回来，自己上手搭实验，普通物理、力学、电磁、光学、近代物理……一门门开起来。讲台上，他不爱摆派头，笑话也会讲几句，可到关键处，板书落下去，思路一清，连化工系的学生都跑来蹭课。

那几年，南开走出一批后来撑起天的年轻人。吴大猷算一个。再往后，杨振宁、李政道叫吴先生老师，线就这样牵着，牵回了饶毓泰。

1929年，他又出门到德国，在莱比锡这边和波茨坦的天文物理实验室间来回折腾，盯着铷、铯的光谱线，研究电场里线条如何分裂——斯塔克效应里那些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偏移。在量子力学还像新翻出来的泥地那几年，他用三年时间拧出一篇厚重的论文，谈二次效应，把这块地又夯实了一层。人虽在欧洲，心里惦记的却是国内那几间教室。他挂着几个“特约”的名头，隔着海翻译、传讯，把新的东西往国内往回带。

1932年，“回家”两个字在他心里又响了一次。他进了北平研究院，到了第二年，调北京大学任教，先当教授，后挑起物理系的担子。郭永怀就是这时在他门下成长起来的。1935年，他管得更多了，理学院的活也揽到肩上。巧的是，那会儿文学院是老友胡适在撑，两人茶桌上谈的，不只是诗词文章，更多是“理工科怎么长根”。

战争来了，书桌就晃了。1937年以后，北大、清华、南开往西南走，把几代人的精神气都装进几列火车，先落长沙，再进昆明。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饶毓泰一直扛着物理这杆旗。昆明的风裹着尘土，屋子是草顶泥墙纸窗，吃了早饭就得算晚饭。更难的是，前线传来的坏消息一封接一封，家里也不平静，他的爱人病重离世，胃又老是作怪。那段日子，他搬到郊外岗头村，吴大猷夫妇常把他叫来家里吃饭。你能想象吗？师生在一张小木桌边，几碟热菜，不提悲伤，只说公式和实验。

艰难归艰难，课还是要上，实验还是要做。联大那一拨师生，像在人间炼狱里抢火种：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学生里有杨振宁、黄昆、李政道、邓稼先，还有不少后来默默坐在实验台边几十年的人。战火不停，他们在炮声里写下世界高等教育看了都要惊的奇迹。1941年，教育部给了他“部聘教授”的名衔，说白了，就是“教授里的教授”。他笑笑，继续备课。

1944年，他掏自己腰包，去了一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拉着A.H.尼尔森做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退偏速度、同位素分子的转动线、分子内部的那些细碎运动，他一项项敲定。等你回头看中国的原子与分子光谱学，这些地方他都留下了手印。

那三年在美国，他的心仍在燕园。1945年，胡适接过北京大学的印，饶毓泰听说后，写了封长信，直言不讳：大学的掌门人，必须带着学术往前走，不是坐办公室批条子的人。他把哈佛、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的故事搬来，意思很明白——别光看门面，要动骨头。他还洋洋洒洒提了理工科怎么起、起到哪儿的建议，顺手把他看中的人才名单也塞进去。

1947年，他又回来了。理学院的庶务、物理系的教学、几门课的课堂——一样不落。第二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五十六岁，正当年。他盼着的不过是一个安安稳稳做学问的环境，带学生、写论文、搭梯子，让年轻人扶摇而上。

历史是不会看你心愿的。1949年前后，许多人被飞机带去海峡那头，邀请函也到了他手里。他考虑的时间并不长，推了。他留在燕园，想的是——就地尽力。

最初几年，他还同时管着学院和系务，像他一直以来那样，勤勤恳恳。1952年，新办学模式推广，院系大调整。他从掌舵的位置走到讲台一隅，成了一名普通教授。以他的脾性，这并不算什么。教就行了，坐哪里不重要。

麻烦出现在同年秋天。“三反”风起，他被点名。一个学生站在大会上，说他老讲“要跟上世界学术”，这是出于私心。你能理解他当时的困惑：追世界水平，什么时候成了个人的得失？校领导也跟着批评，说他思想不对。那段时间，他心里像被掏空。后来在家里突然倒下，再醒来，人就不太利索了。竺可桢去看他，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他眼神空空，嘴里反复念叨“到底是为什么”。这句问话，像针一样别在很多老朋友的心上。

熬过最冷的几天，天似乎又回暖了一点。1955年，他当选为新成立的科学院学部委员，等同于院士。老同事替他高兴，他也确实又把心思放回了学术上。可这样的好日子没长久。六十年代，风向再变。他的性子直，认理不认势，总说学问就该讲证据，别一棍子打死。这样的话，换来的不是理解，是更重的指责。他被扣上“同外国暗通”的帽子，被审，被羞辱。昔日门生见他绕道走，路过不敢打招呼。想想看，一个把你带进科学大门的人，站到你面前，你却转身——这不仅是他的苦，也是那个时代给所有人的伤。

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1968年10月16日，燕南园51号的小院子里，一个老人在管道上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七十七岁。那两天前的教研室，他罕见地说了很多。他回忆年轻时看着国家的贫弱，怎样萌生出“走科学这条路”的念头，然后顿了很久，只说自己年纪大了，成不了什么气候了。你以为这是自轻吗？更多是绝望。一个人把一生的心火都贡献出去，最后却找不到一个能让他取暖的角落。

他离开后，许多年，人们在心里一点点给他补上该有的致敬。1984年，北大物理系的老师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生前攒下的五万元设为“饶毓泰奖学金”，奖给那些在物理上愿意往前多迈一步的学生。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设立一组以五位前辈命名的奖项，其中一项写着他的名字，专给在光学、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有突出工作的学者。这些名字，不是为了挂在墙上，也是为了提醒后来人：这条路，前头有人走过，而且走得很辛苦。

数一数，他一生教过的学生里，后来当选院士的过百，这数字像神话。可在最黑暗的那几年，他被迫成了一句“没有用了”的自嘲。我们读到这里，很容易叹气。但叹气之外，更想问：如果当时，有一个人说“老师，您先坐下，茶还热着”，事情会不会稍微不同？

故事不必讲完。燕园的风还在吹，物理楼的灯也常亮着。每逢夜深，我总会想起那个住过草顶屋、握过粉笔、也拆过仪器的老人。他一生求证的是光，最后却栽在黑暗里。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记住他的名字，然后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尽力把灯再拧亮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