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写下“抗战史诗”《桂林底撤退》

□本报记者周文琼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

黄药眠。

1938年到1944年间，黄药眠曾两次到桂林旅居，4年多的桂林生活中，他是抗战文化城里最活跃的文化战士之一。他任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为抗战文化宣传作出了贡献。他在桂林文学创作也颇丰，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写评论和理论研究文章，还翻译介绍国外优秀作品。他的《桂林底撤退》把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的一幕幕场景真实刻画出来，将历史的记忆凝固了下来。散文集《美丽的黑海》也是在桂林出版的。

1944年5月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黄药眠的散文集《美丽的黑海》

岭南才子

黄药眠第一次来到桂林的时间是1938年，时年35岁。在此之前他已经经历了很多。

1903年，黄药眠出生在今广东梅州一个偏僻小城。黄药眠自述，“我的母亲是被人放在草堆里的弃婴”，“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清楚。因为我的母亲等来的‘郎’，是个白痴，后来他就到南洋去了，而且一去就永无消息”。尽管家境贫寒，不识字的母亲却晓得读书的好处，因而时常带他去旁听童生和秀才们说唱“西厢”“聊斋”。后来的一天，他竟自己念起《西厢记》里的词句来，秀才们很是惊讶，向他的母亲建议：“这个孩子可以读书。”于是，黄药眠开始了读书生涯。

因家庭经济拮据，黄药眠考入免收学费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毕业前更名为“广东大学”）继续求学。大学期间，他是校园里有名的“才子”，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此时的他还得到当时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王独清等人的赏识。

1927年夏，王独清从广州重回上海接替郁达夫负责创造社事务不久，便选择发表黄药眠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歌《晚风》，并特意加发了“按语”：“我们这次到了广东，毕竟不算空去：因为认识了许多无名的青年作家。只就我个人来说，虽然还是两手空空地折返到上海，但一想到这层，倒真像是发现了宝藏而归，心中感着无限的安慰。黄药眠君也正是能使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人，他底诗，要算据我所知道的广州青年底作品中最有希望的。我这次到上海来，带了许多广州青年朋友的作品，但在这许多的礼物之中，只有黄君的最为丰富。我将陆续地给他选择发表。现在先借这里郑重地介绍这位诗人，并望黄君继续努力。”（《洪水》半月刊三卷32期）

1927年4月黄药眠到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当助理编辑，同年在《创造周报》《流沙》等报刊上发表文章。1928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共青团中央做地下工作，同时在上海艺术大学兼课。这期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和英诗选译《春》等。1929年冬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从事英文翻译工作。1933年回到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黄药眠被捕，判刑10年。1937年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后赴延安，后到武汉、长沙。

两度旅居桂林

文化城里最活跃的战士

1938年冬，从长沙逃难，经衡阳，蹲在车厢的厕所里三天三夜，某日黎明时分黄药眠到达桂林。

黄药眠曾在他的传记中写道：初到桂林，觉得桂林完全是一个山城，我们不知怎么就跑到桂林的阳桥附近逗留。这时还是清晨，在榕湖上面还蒙着晨雾，街边的店铺才生火开始做生意。我们肚子饿得很，就在那里吃了两碗米粉。后来人家告诉我，这就是桂林有名的驴肉米粉。

那时候，榕湖没有水，中间却凸出一个小岛，树木稀疏，颇有一点荒凉的味道。我们沿着马路朝北走，看到一间大旅店，就跑进去订了两个大房间，准备衡阳来的六七口人有个住宿的地方。办完这件事情，我们都困极了，就躺在床上睡下去了。什么“桂林山水甲天下”，实在说，在我们脑筋里毫无踪影。

初到桂林的黄药眠总算是安顿了下来，没过几天大队人马来了，有范长江、孟秋江、陆治、陈同生（那时叫陈侬菲），还有青年高咏、张狄刚等。黄药眠是在武汉时结识范长江的，到桂林后他与范长江等组织“国新社”，国新社1938年底成立，到1941年被迫停业，一开始先向国际新闻处供稿，不到半年，就向各报社发稿，并用发稿收入来供应全社的支出。他担任国新社总编辑之要职，从此开始他旅桂的灿烂生涯。

原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曾约范长江替他们写稿，专门供应国际宣传处应付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同时还请范代约一些人写稿，由曾按期支付稿费。范长江利用这个机会，正式组织国际新闻社（国新社）。并通过青年记者学会，帮带一些青年来写稿。当时由范长江出面同曾虚白签订了合同，合同的内容就是每月供国际宣传处多少篇通讯，特别是战地通讯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经济生活，等等。人多稿费少，所以国际新闻社写稿几乎就不付稿费，只发生活费和出差费，生活是很苦的。没有派出去的，每个月只发18元。住的就是用木梯上去的小楼，低的地方伸不起腰，高的地方伸手就摸到木洞。为了团结大家，范长江、孟秋江都和大家一道生活。社员写出来的稿子，除了供给国际宣传处以外，另行抄几份分发给各地报纸。

最初可以说国新社与国际宣传处的关系是借桥过路，经过一年的时间国新社在经济上几乎完全独立。就这样，国新社以桂林为中心向全国各地发战地通讯等新闻稿。国新社这个新起的通讯社已在当时的新闻界形成一股力量。黄药眠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过他在国新社的生活。他说：“国新社的生活，从物质上来说是很穷困的，记得有一次，连微薄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了，于是马上召开全社的讨论会，大家都自愿放弃一月两月的生活费，以维持国新社的存在。国新社又很适合当时青年们的口味。如同事间一律平等，生活待遇也一律平等，特别是学习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提出不同的意见，争得面红耳赤，而我也就在这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国新社的强大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从1940年起，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各个地方报纸不要定购国新社的专稿。各报受不起压力，陆续停止刊用国新社的稿件。这样一来，国新社就受到经济上的压力。

在此以前，反动派曾秘密逮捕或者暗杀一些国新社的记者，现在不仅秘密杀害一些人，而且公开采取威胁，如在门口摆个补鞋的摊子，如在国新社总编辑部门外时时有人探头窥视，或时时传出一些恐吓的消息。到了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那就更露骨了。

1939年黄药眠（中）与国新社的两青年在桂林的合影。

在桂林期间，黄药眠还任“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他参加了各种抗战文艺座谈会。1939年10月28日，他主持召开专门讨论“文艺上之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的座谈会，与会者50多人。1940年8月应邀到“暑期文艺研究班”讲课，12月又应邀到“文艺讲习班”讲授专题课《新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1944年6月28日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成立，7月，组成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队员有七八十人。7月下旬，举办抗战工作队队员短期学习班，黄药眠被列为文化界名人而被邀请去讲课。他还参加慰问团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皖南事变”发生后，《救亡日报》、国新社先后被迫关闭，他遂匆匆忙忙离开桂林去了香港。1942年，他再次来到桂林，直至1944年秋桂林沦陷前夕离开桂林。他做了大量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为桂林文化城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6年时候的黄药眠。

黄药眠在桂林发表的一些作品。

他写下“抗战史诗”

《桂林底撤退》

1944年，桂林沦陷，黄药眠辗转昆明、曲靖、贵阳再由柳州乘船撤退到广州。从桂林到柳州的公路上，成群的难民是一眼看不尽的，黄尘蔽天，人们身上流着汗水，眼里淌着泪滴。有时一阵虚惊，说敌人来了，逃难的人们便把身上背的、肩上挑的，手里推的车子全部丢下，四处奔逃，一路吁嗟叹息，埋怨愤恨！黄药眠目睹了同胞们遭受苦难的悲惨情景，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和悲愤。黄药眠在广州创作出被称为“抗战史诗”的《桂林底撤退》。

……

唉，那是火车站吗？

那是由千人万人

积成的蠕动着的人堆呀！

几十万人哪，

就靠这么小小一条铁轨输送。

列车爬在地上不动

每个车窗里都紧塞着快要溢出来的人。

马桶和人头被堆叠在一起。

车顶上，车肚下，车厢和车厢的间隙，也全都是人呀！

两只手，两只脚的人呀，两只眼睛，一个头颅的人呀！

车上的人哭着喊着骂着，有些人刚要爬上去，就掉了下来，

有些人爬了上去，又给人推了下来，

有些父亲母亲都爬了上去，

可是孩子还在顿着脚，留在地下哭喊！

……

轰！轰！轰！

轰隆！轰隆！轰隆！

炸毁飞机场呀！

炸毁中正桥呀！

炸毁东镇路呀！·····

啊，墙壁在震颤，

地皮在爆裂！

啊，到处都是火，

啊，满天满地都是烟，

沙尘塞满了空中！

树叶干枯了，

高楼倒塌了，

耗子到处乱蹿，

狗在狂奔，

河鱼在急跳。

轰，轰，轰，轰！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这里是火！

那里是火！

到处都是火！

啊，桂林的火，

把桂林都烧红啦

……

抗战史诗《桂林底撤退》黄药眠手迹。

这首诗长29章、长达1770行，写得激情奔放，汪洋恣肆，把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的一幕幕场景真实刻画出来，战争中百姓生死别离的苦难，桂林被炸成废墟的绝望，同时还有对人民英勇抗战的伟大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讴歌都涵盖其中。时光流逝，而每当人们再读起这首诗很难不流泪，不愤怒，正如他在这首诗的最后写道：让我们都记录在帐上吧！总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们全都算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