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壮歌丨武汉抗战：唱响爱国救亡的战歌

央广网北京7月13日消息（记者朱敏 许伟）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抗日战争进入以“保卫大武汉”为中心的武汉抗战时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中，收藏着一张看似平常的棕褐色榆木八仙桌。它高84厘米，桌面方正，桌沿下方和四只桌脚底部，刻有祥云图案。正是在这张八仙桌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创作了歌曲《游击军》，铿锵有力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激励千万人奔向战场，展现出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决心。

抗战期间冼星海在武汉用过的桌子（曾宪德捐赠）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陷入鏖战。当时上海文化界提出口号：“到武汉去”。冼星海带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穿越重重炮火，来到武汉，下榻大智旅馆，这里聚集了一批文化界爱国志士。冼星海与旅馆老板之子、武汉大学学生曾昭正、以及曾昭正的同窗潘琪惺惺相惜。据曾昭正之子曾宪德讲述，父亲和潘琪见到冼星海后，激动不已。

冼星海

曾宪德：潘琪当时在武大组织游击培训班，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这个时候请冼星海上山去，跟大家见面，大家很激动，因为都会唱他的歌。当天晚上潘琪很激动，就写下游击军歌歌词，用的笔名叫先珂。

“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不怕敌人的机械兵……”潘琪一挥而就的歌词只待一位谱曲人，这重任自然交给了音乐才子冼星海。十几天以后，潘琪来到大智旅馆，询问谱曲进展。

曾宪德：潘琪找到我们家，遇见了冼星海，问他：“我给你写的歌词你还没谱曲。”冼星海说我记在心上。从身上掏出来一个歌词，在家里，在那个桌子上，当时都在堂屋里坐着喝茶，冼星海走了两圈，在香烟盒上就把歌曲写下来，大家当时都很激动。

记者：是在八仙桌上写的吗？

曾宪德：嗯。那个桌子上不只是冼星海的痕迹，田汉、高士其、光未然都是在这个桌子上（创作）。

仅仅几分钟的思索，歌曲《游击军》就在这普通的八仙桌、简陋的香烟盒上诞生了。这首歌经过民众歌咏会的宣传，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鼓舞了成千上万浴血战斗的军民。幼时在父辈耳濡目染下的曾宪德现在仍时不时搬出有些老旧泛黄的手风琴，唱一唱这首熟悉的《游击军》。

曾昭正之子曾宪德自弹自唱《游击军》歌曲

这首歌只是彼时歌咏创作火热的缩影。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声势尤为突出，成为最密集、最滚烫的精神号角。特别是由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国共合作组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成立了专门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之后，歌咏更成为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进入了有组织的整体动员、整体行动新阶段。曾宪德说，歌咏活动不设门槛、谁都可以参加。

曾宪德：当时地下党领导的业余歌咏团，我父亲因为嗓子好，教唱，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歌咏活动家。冼星海第一次在家里写作的那天，我父亲跟他约好，以后你自己随便来。当时两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形势，各个地方的歌咏活动，武汉的歌咏活动，冼星海的要点就是我们教会了人，让他（我父亲）再去教。再一个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结果我父亲就响应他，帮忙联系。这时候建歌咏队，起名叫星海合唱队，冼星海说不合适，于是就改名了海星歌咏队，就把名字倒过来。

记者：当时加入歌咏队的都是哪些人？

曾宪德：基本上热爱音乐就行了，什么资格都不要。当中有小学老师，有街头流浪的，还有做生意的，都有。把群众歌咏运动组织起来，使它成为抗日战争一道铁的支流。

在冼星海等音乐家组织推动下，1938年1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备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时的合影，后排左一为冼星海

《游击军》《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被反复唱响，歌声传遍大街小巷，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湖北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长周静：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倡导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三厅领导的一系列文化救亡、民政动员运动，通过戏曲、电影、演讲、抗日宣传周，把民众燃起来、动起来。

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不仅仅体现在歌咏活动中。全面抗战进行5个多月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国土沦陷、财政收入骤降导致国民政府难以保障军队继续抗战。1938年7月，周恩来带领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了规模宏大的献金运动。

抗日献金运动陈列馆

周静：民众被动员起来，江汉关设了献金台，老百姓踊跃参与，上到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踊跃捐款，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中国不会亡。为了保卫中国、保卫武汉，全武汉人都沸腾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乞丐、擦皮鞋的都往里面捐钱，爱国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这个活动国共高层都参与了。当时八路军整个部队把一天的菜钱节省出来捐款。

一位捐献者佝偻着身子、衣衫褴褛、拄着拐杖，一天来了3次。第3次捐献后，他对台下的群众说：“我是从河北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日本侵略者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原定只进行3天的“七·七”献金爱国运动因为前来的群众太多，延长了两天，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这场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献金活动，将武汉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推向了最高峰。

武汉民众的众志成城成为了抗战将士们的重要支撑。1938年进行的武汉会战彻底破灭了日本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不仅是军事上的殊死搏斗，更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觉醒。在坚定嘹亮的歌声中，工厂工人夜以继日地生产军需物资，农民们将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知识分子则以笔为枪，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

周静：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以民族大业为重，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周恩来鼓励文化界人士深入敌后，深入战场，实现文化与抗战相结合，作家与人民相结合，创造了大量的反映抗战的文化作品，对于鼓舞人心，鼓舞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14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湖北武汉江岸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所在街道，被命名为“胜利街”。与胜利街相交的有陈怀民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武汉人以名字铭刻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英烈。

代明霞：我记得老人给我们说，以前胜利街只有一半人行道，只有日本人能在上面行走，中国人不能在上面走……

代明霞

武汉江岸区吉林社区党委书记代明霞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曾经的硝烟战火流传在长辈的讲述里，30多年的街道变化则清晰印刻在她的脑海里。这条用牺牲铺就的胜利之路，保留着部分旧时建筑的外观，作为年轻人旅游打卡首选地，已成为武汉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现在的武汉胜利街

代明霞：我经常看到年轻人（在这条街）一待待一下午，就拍照。他们也是觉得（奇怪），怎么这个路牌都是东北三省的名字、抗日英雄的名字？他们很好奇什么原因，肯定要问一下，慢慢地就了解了抗战的这段历史。如果没有八九十年前我们的先烈们誓死保卫大武汉，浴血奋战，没有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今天的网红打卡地。现在我们走在这些街道上，更能真切体会到和平真好！

商铺鳞次栉比，市井鲜活热闹，孩童们洋溢着笑容，老人们悠闲地乘凉……这正是无数先烈们用生命写就的“可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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