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 杜运燮：诗与战的生命史诗

古田县文联主席 张敏熙

八十年时光流转，硝烟散尽，但那些在民族存亡关头以笔为枪、以身许国的身影，依然闪耀着精神的光芒。在闽东古田，走出了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本是南洋归侨学子，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回国，既是西南联大璀璨的“文学三星”之一，也是飞虎队中穿梭于枪林弹雨的翻译官；他的诗篇，从抗战烽火中的《滇缅公路》到改革开放初引发诗坛变革的《秋》，始终激荡着时代的脉搏。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专访了古田县文联主席张敏熙，请她为我们讲述这位集诗人、战士、翻译家于一身的闽东之子——杜运燮，及他那段用热血谱写的诗与战的壮丽史诗。

杜运燮

记者：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杜运燮先生作为从南洋归来的侨生，既是诗人也是战士，能否帮我们介绍下这位传奇诗人？

张敏熙：杜运燮1918年生于马来西亚，父亲始终以家国情怀来教育他，在抗战期间鼓励他“越是抗战，越要回国”。他的同班同学陈平，后来成为了马共（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书记，他自己交往的都是进步人士。1934年回国，他带回的不仅是行李，更有先进的思想和侨胞特有的开阔国际视野。回国后，他进入福州三一中学读书，在这所外籍洋人办的教会学校里，他可以学习到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使得他后来考到浙大时成绩优异，做实验又快又好。后来抗战爆发，战乱中教育受到冲击以后，他就去了厦门大学，这时候他就遇到了从北京回来的林庚教授，林庚非常赏识他，就写了推荐信，推荐他去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读书，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杜运燮与穆旦、郑敏并称“西南联大文学三星”，从此走上诗歌创作道路。

青年时期的杜运燮

记者：他在抗战期间亲身一线，报名担任飞虎队翻译，驻守远征军印度基地，这些经历对他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敏熙：他本来可以当一个纯粹文艺家，但是他没有止于文艺，他除了拿起笔，同时还跻身于抗战的一线，他参加了陈纳德将军的中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担任翻译，驻守远征军印度基地，同时参加了由诗人组成的冬青文艺社，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杜运燮性格幽默，才华横溢，一边抗战，一边举重若轻地写诗编戏，用文艺推动抗战。更关键的是，他发挥海外归侨的身份，长期在前线当翻译，一份份文件、一次次交流都由他承担，现实的经历成为了他的创作源泉，才有了《滇缅公路》《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等不朽的诗篇。

记者：说到《滇缅公路》，朱自清赞其展现“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快乐”，闻一多将其选入《现代诗钞》，能为我们谈谈这首诗的创作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吗？

张敏熙：滇缅公路当时极其艰难，我们撤退到西南，步步为困，但南洋很多同胞，包括古田的侨胞，回来当了南洋机工。国内当时落后，没见过车、更不用说开车，南洋的那些学生会开车，就成了一线战士。杜运燮看到那么多的同胞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用血肉之躯来铸就这条生命线，打开和平和希望的缺口。他深受感动，所以就写了这诗来激励大家抗战，并且讴歌这些同胞。

记者：他的《林中鬼夜哭》是以日本亡魂视角创作的，诗歌中是如何体现他的国际视野和人文关怀的呢？

张敏熙：《林中鬼夜哭》假托日本亡魂表达忏悔，现在看，他们确实该忏悔。但他在当时世界命运前路未卜的情况下就预料到这一点，不止谈仇恨，更讲如何感化对方、放下分歧，这种包容性让他的思想和诗歌走在时代前列。这也源于他的阅历，在马来西亚接触过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模式，回国后在福州三一中学（教会学校）看到教会对教育的复杂态度。他综合了不同的国际体验，所以在面对抗战时不局限于仇恨或杀戮，希望用文艺劝对方放下屠刀，这契合当今多边共赢的理念。在资源匮乏、拼杀不断的年代，他就已经超前地开始憧憬和平生活。

记者：1980年《秋》引发“朦胧诗”论争，如何反映出其艺术理念的延续性呢？

张敏熙：《秋》写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春风吹起，他敏锐捕捉到这一变化，写下“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声调”——“鸽哨”象征和平，“成熟”暗示变革，这种象征手法和他抗战时期的创作一脉相承。当时诗评家章明写了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批评这首诗太过“朦胧”，但杜运燮坚持“诗歌该像茶，要品”，另一派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为代表的肯定者，他们赞赏朦胧诗的创新精神和艺术探索，认为它是新诗潮的代表，所以这种铺天盖地的评论就形成了滥觞趋势，放浪式地对新诗进行了一次推进。《秋》成为新诗的滥觞之作，杜运燮被称为朦胧诗派的滥觞者，有了这个朦胧诗派，才有我们现在新诗的千姿百态、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种趋势。从战时到改革开放，他始终相信诗歌的力量在于“用艺术的锐度触及时代的脉搏”。

记者：除了诗歌，他的戏剧创作在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敏熙：他创作了大量戏剧，戏剧需要幽默性格才能好看，他有这种天赋。在西南联大、担任飞虎队翻译，他一直牵头搞戏剧表演，写剧本、当导演，还会创造角色演出。张思之在《我的远征军岁月》里回忆，当时在飞虎队认识了骨干翻译官杜运燮，16岁的他因长相白净，被杜运燮安排反串女生角色来演话剧。他们就是这样用戏剧宣传抗战，用文艺的力量凝聚人心。

金庸写给杜运燮的信

记者：他的翻译工作与文学创作之间有怎样的关联？这种“笔译双栖”如何体现他的担当？

张敏熙：他发挥海外归侨身份，身体力行当翻译，长期在前线辗转，这些经历反过来丰富了他的创作，让他留下300多首诗歌，对他那个年龄段来说，算是创作上的大丰收。如果抛开其他担当，他本可以做个风雅才子，但他太有担当，一次次放弃这样的机会。青年时，他是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的才子，却投身一线抗战；他成为“九叶诗人”，名声大震，与金庸、梁羽生等成为同事朋友，新中国成立他又回国到新华社国际部做翻译，始终把国家需要放第一位，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他又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1997年香港回归他以笔名吴进所写的《香港回归颂——一个七九老人庆九七》从三万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香港《大公报》与北京《光明日报》联合主办的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诗词大赛一等奖。这种家国情怀，是古田人一脉相承的担当——他们本可以活得更轻松、更易出名，却选择为国家发展出力，始终满怀爱国热忱。

记者：如今对杜运燮的文化传承工作有哪些进展？这对纪念抗战有何意义？

张敏熙：古田和闽东近年来做了大量挖掘他诗歌成就的工作。15年前我组织网友去杜运燮老家采访，联系他儿子，慢慢收集散落在各地的作品。福建师大游友基教授2016、2017年开始收集资料，结集出版《杜运燮诗歌资料汇编》，我协助联系九叶诗派后人，在通讯更加方便的年代我仍然深感收集之艰难，也更敬佩杜运燮当年整理穆旦资料的付出。我们还录制光盘，拍《千年临水情》系列纪录片时重点推介“九叶诗派”。2019到2021年我在宁德工作时，常向全国诗人推荐他，2024年《诗刊》社的副总编霍俊明写了上万字手稿纪念他。2017年新诗百年，他获“全球华语诗人新诗百年杰出贡献奖”，与俞平伯、吉狄马加等并列，这是对他成就的认可。这些工作不仅是传承文学，更是通过他的故事，让年轻人记住抗战岁月里的担当精神。

记者：作为杜运燮材料的收集者，您认为杜运燮的诗歌、经历对当代年轻人有什么启示吗？

张敏熙：启示太多了。他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有的担当与乐观，都值得传承。他首先是诗人、爱国的新闻工作者，退休前第一身份是新华社新闻工作者，若抛开这个身份，就是纯粹的文艺家。他身上兼具新闻工作者的严肃与文艺家的浪漫，既有海外归侨的国际视野，又有中国家国情怀的传承。他跨界多，还写了《热带风光》这样的侨易文学代表作，持笔从戎，以笔为枪，以准确的译文为子弹，为抗战做贡献。如今还原他的历史地位，正是要让年轻人明白：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何种工作，赤子之心与家国担当永远是精神坐标。

记者：李文君、詹圣 实习生：魏欣怡

编辑：李文君

审核：詹 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