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方舟 | 故宫博物院在乐山：功侔鲁壁，守国宝于烽火间（转载）

日本投降书文本|山东曲阜孔庙鲁壁碑

战火方舟·专栏语

八十年前，山河破碎，烽火连天。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一批又一批文教、科研机构播迁于西南后方，在乐山留下坚守知识与文明的身影。他们以书卷为炬、以讲席为舟，在硝烟之中延续民族精神的火种。

从武汉大学到故宫博物院，从中央木材试验室到黄海化工社，一家家与文脉、国运紧密相系的重要机构在此间共铸一段“战火方舟”的壮阔篇章。岁月留存不仅是地方记忆，更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以文化图存、以学术报国的一个缩影。

2025年9月3日，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于此开辟“战火方舟”专栏，追忆抗战时期内迁文教机构的“嘉定往事”。“战火方舟”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昭示着：真正的力量，蕴育自学术的坚守、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的韧性。今日回望，正可从这段共同记忆中汲取信念，在新的时代航程上，继续承载民族复兴的梦想与世界文明的和平对话。

功侔鲁壁，守国宝于烽火间

乐山市郊安谷镇的一座乡村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块横匾。其上镌刻的“功侔鲁壁”四个大字，出自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亲笔。馆舍外一片由绵延的丘陵与滔滔大渡河环抱的田野，轮回往复生长的嘉禾金浪，默默承托着那块褪去了墨漆金粉的匾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避寇南迁的故宫文物，再度西迁。乐山安谷，这个不为人知的乡村，竟担负起秘密庇护九千多箱国宝的重任，长达八年，无一失落。

数十载后，故宫博物院新一代的典守者相继走进安谷。王旭东院长表示“在乐山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下，故宫南迁文物得到妥善保护，这既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壮举，也让故宫博物院与乐山结下深厚情缘。挖掘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南迁精神’是我们的共同责任。”郑欣淼前院长指出“文物南迁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抗战，铸炼出视文物为生命的故宫典守精神”。单霁翔前院长感慨道“今天的社会浮躁，只有在安谷才能静下心来体会老一辈故宫人的典守精神……每一代新故宫人都应该到这块文化的领地朝圣。”站在他们身旁的，是一位耄耋老农，那座安谷战时故宫纪念馆的馆长。

从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长征，到全民参与的遗产保护，从“功侔鲁壁”的赞誉，到精神朝圣的回响，这片看似平凡的乡野，鸣响了“无言的守护”中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万里播迁：为文化不亡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三省，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安危，牵动整个国家的神经。院内外，关于文物是否应该南迁的争论，嚣于尘上。反对者认为，文物应与古都共存亡，担心“文物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而时任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痛切叩问“吾国数千年来之国粹，若不妥善加以保存，后患诚难设想，故宁未雨绸缪，即使苟有损坏，但以全局被夺与损坏小部相较，孰轻孰重？”在“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不久”的最大共识下，故宫易培基院长一面致函当局“核准南迁备案”，一面要求承诺：不得借南迁而变卖文物；不得以行政命令将文物调拨其他文化机关；北平安定，文物仍须返还。

1933年2月6日，第一批精心打包的2118箱文物出午门由军警护送至前门火车站，踏上南迁征程。13427箱又64包故宫文物加上北平古物陈列所、国子监等机关附运文物共计19493箱又64包，陆续迁存上海、南京。一场战争环境下，旷日持久、规模浩大、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文化征程，拉开序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兵临城下。故宫文物被迫再次分三路避寇西迁。南路80箱3271件国宝精品，由庄严先生押运，先后颠沛湘桂黔川，秘藏于长沙、贵阳、安顺与巴县。北路7千余箱由那志良先生负责护送，经郑州、宝鸡辗转汉中，遭遇接踵而至的日寇空袭，又于严冬翻越秦岭，转移成都，最终迁运峨眉山下。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未过一周，古都即遭日寇满城屠戮。

中路文物数量最多，达9331箱。故宫南京分院主任欧阳道达亲自押运，沿长江水道逆流而上，经汉口、宜昌，迁存陪都重庆。旋因山城雾都遭日寇频繁轰炸，文物紧急中转宜宾，向乐山星夜抢运。期间，故宫人朱学侃凌晨勘察轮船仓位，失足跌入舱底，不幸罹难。

1939年8月19日，36架日本战机对乐山狂轰滥炸，数千平民伤亡，三千多栋房屋被毁，万人无家可归。欧阳道达正在县城乐安旅社组织运抵城外冠英场码头250箱文物的拉纤转驳工作。炸声与警报轰鸣，墙屋震动、烟尘四起，他藏身于木桌之下，为江岸上的文物忧心如焚。码头待命的故宫职员们，守着五艘船筏，目睹三江口硝烟冲天，惊惶思忖若第十批文物此时拉纤经过城区，定是船沉、人亡、物毁。大轰炸后，江上纤夫劳工的浮尸，承托了“古物有灵、国家福命”的悲叹。

宝地安谷：乡野中的博物院

故宫文物分27批次于7至9月，由乐山劳工船筏拉纤，溯流大渡河转驳安谷。庋藏文物加上附运保管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安徽省立图书馆部分，总数达9361箱。

何以乐山？何以安谷？欧阳道达先期赴川内多地堪址后认为：“按乐山县为旧嘉定府治，俗仍沿称嘉定，即汉嘉州。地当《尚书》所谓岷山导江之岷水与以蒯通铸铜得名之铜河汇流处。安谷乡位县治西南，距城廿华里许。乡多祠宇，且轩敞易修理，不与民居接邻而易消防。一再履勘，始择定一寺六祠，为存渝文物迁储仓库。”此时乐山，凭物产富饶、交通便利、山水旖旎、人文荟萃之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接纳了流寓的武汉大学。城郊的安谷乡，大小河道如羽毛状密布于大渡河冲击平坝，千年古蕴加之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落户移民形成的宗族文化，孕育了星散乡野的百余座寺庙、祠堂，正是文物迁储适宜之选。

在士绅配合动员与乡民自觉参与下，一座座祠庙被清空腾让，码头与库房间的田垄乡道布满肩运木箱的民众身影。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得以成立。

文物保存库共设七库，分布于古佛寺、朱潘刘三氏祠、宋祠、赵祠、易祠、陈祠、梁祠，自西向东绵延十里。每库就近勘设码头，便于交通运输。办事处驻安谷集镇居各库中点的宋祠，并架设乡里第一部电话机，通“军事热线”。欧阳道达于200米开外的宋家村与村民合住一院。梁廷炜、欧阳南华、常惠、孙家畊、李怀瑶、牛德明、凌绍夔、励钧先、张德恒、刘官谔等职员分守各库，就近觅民居住宿。

文物迁定，故宫人对入库箱件，按行列排比，绘成方位简图，编定方位表及索引。根据文物迁运会查制度，欧阳道达主任按照故宫“出组”办法派员会同乐山县最高文化机关——武汉大学代表丁景春、缪恩钊分别对乐山、峨眉办事处文物清点核查。

在故宫人、武大专家和地方百姓共同努力下，文物保管日臻完善。库房内，地面施以木炭石灰，以石垫脚架设离地三十公分的桐油木架，其上堆放木箱。四周墙下，凿出通风孔，并安设格窗，保证空气流通。对于装有古籍档案的箱件，除使用樟脑丸外，故宫人还因地制宜地采取烟叶吸湿除潮。为防止烟叶油污，特地选用不渗油的厚纸包覆隔离。库房外均配置有震旦灭火器、射水枪、拉钩、沙袋、警锣等防火设备。

四川天气潮湿，每逢晴天，各库都要选择文物“出组”，开箱晾晒。每组至少三人，分别担任组长、监视、记录。经欧阳道达签字后，由组员从事开箱，并与点收清册逐一核对。职员孙家畊在祠堂檐廊下阴干文物，每次都是轻轻“捻”开书画卷轴，生怕把古老珍宝牵扯损坏。遇到阴雨天，职员们则分别检查各库渗漏及蚁蛀鼠啮等危害。

乡野博物院的库防、戒备、保管、翻检、整理等各项工作，不断改善，臻于周密。每项工作详加记录，月月汇报。为科学开展典守业务，欧阳道达在操持工作之余，结合实际，开创性地探索编制了办事处办事细则、文物点收清册记载订误暂行办法、库房管理暂行规则、开箱工作暂行办法、库房警卫暂行规则、接受委托保管及寄存公私文物暂行办法、库房招待参观暂行规则等一系列制度，其中多项沿用至今。

协同值守文物库的还有陆军新编二十九师八十五团第一营两连士兵。1941年，军事委员会特别勤务团第二营第五连接防。这支由冯昌运连长领导的守护队，军纪严明、忠于职守，一丝不苟地监守防护、巡逻警戒，还帮助地方修筑道路，开辟操场晒坝，打扫街道，制作抗日宣传墙报。冯连长工作之余，报名了武汉大学进修文学，其威严凛然又文质彬彬的气度深受乡人拥戴。

1940年8月，欧阳道达通过故宫重庆办事处科长、人事股长励乃骥将曾经的学生励钧先调入乐山办事处。励钧先还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此前他在重庆从事新闻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遭到恐怖威胁，又身染肺病。欧阳道达的招募，不仅是补充故宫人手不足，也是对学生的保护。来到安谷后，在参与文物管理工作的同时，励钧先不忘拿起思想宣传的武器，有意识地对守卫士兵进行文化教育，经常介绍他们阅览进步书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他还在欧阳道达的保护下，秘密组织青年职工读书会，每周学习一次，研读《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等书籍。

此外，安谷守护队加入了一批本地生力军。安谷人刘钊，承袭家族哥老会袍哥势力，亦接受过成都法政学堂现代教育，自故宫勘址乐山，便以安谷乡多祠宇、蛮洞，勇担藏宝重任，积极动员士绅，全力组织力夫，协助欧阳道达佐理地方事务，荣任故宫乐山办事处顾问。其担任安谷乡长后，更运用行政资源鼎立支持。乡民窦怀福、窦洪海、杨俊堂、吕洪春凭木工技艺受雇办事处木工，负责维修文物木箱、库房板壁，制作木架，加固梁柱；泥工宋治清从事库房翻修；工役易泰安、王丕安、易泰全、陈毓奎、龙金海、袁明富等负责文物翻晒、箱件搬运；袁绍荣受雇于办事处担任炊事员；书记员杨正甫追随中博筹备处考古学家尹焕章协助登记文物。

安谷全乡上下，为防间谍、盗匪获悉国宝贮藏秘密，决口不提故宫之名，而以乡音“钵屋宛”代称。这座乡野博物院因此有了最特殊的一个名字。

战时故宫：不灭的文明之光

安谷，因“山谷幽逸，居之安也”而得名。而此时宋祠的军事热线，因重庆、成都频繁遭日机空袭，几乎每天都会发出空袭警报。只要警报惊起，欧阳道达年幼的子女就被母亲胡淑华连搀带抱地奔出屋外，匍匐于竹林田地间躲避。父亲的身影永远颠簸在七个库房之间。

物价飞涨、贫病交加、经费短绌、食米代金，乡野生活艰苦卓绝。每月所需灯油，从1938年每斤2角增至1942年的每斤8元，暴涨四十余倍。修缮、工料，工友、警卫补助，各项费用入不敷出。马衡院长奔走于政院恳请增补经费，欧阳道达在安谷苦苦支撑，勉力维持。数年间，先后9人被迫去职离开。坚守的7名故宫人带领安谷乡民艰难伴护着百万件文物。

安谷故宫人并非消极的“看守者”。在绝境中恪尽典守之余，他们选择和乐山文化机关、社会各界同舟共济，坚定履行着博物院文化传播与学术研究职能，将文物迁徙变成文化的播迁。

1942年春，第一库古佛寺梁柱出现蛀朽，为防倾圮压损文物，库中1500箱文物被转移其余六库。这座始建于唐代的乡间古庙结束了藏宝使命，第一库撤销。故宫随即委托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缪恩钊工程师，针对乐山六库及峨眉库房妥为设计，分别兴修改造。为了改善医疗条件，马衡院长、欧阳道达主任与武大王星拱校长协商，由校医为职员及防护军警施诊治疗。武大校医室特向办事处颁发就诊证。当武大函商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石声汉带领学生参观安谷办事处，并沿途采集标本，故宫也给予了支持和指导。此外，欧阳道达长子欧阳伯武1939年至1942年曾就读于工学院电机系。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杨东莼、叶圣陶等学者教授在参观交游中，与欧阳道达、尹焕章等因国宝而聚首，结下金石之契。在乐山，两家重要文化机关守望相助，名士锋芒化为沉潜担当，用专业操守延续着文化命脉。

古佛寺移库，来自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90箱文物，随之转存三氏祠。中博代表、考古学家尹焕章亲自守护始终。其恩师、中博筹备处主任李季以及画家齐白石、丰子恺等来安谷均由尹焕章陪同参观。期间，尹焕章未曾中断考古研究，对乐山周边安谷、车子、五通、虎头山、柿子湾等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崖墓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文物。经筛选后并入中央博物院收藏。1944年起，尹焕章还兼任乐山男中历史教师。这位走遍嘉州田野，服务桑梓的学者在安谷有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称呼——“允（音）先生”。

安谷秘宝中还有568箱特别的文物——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指其内容分“经”“史”“子”“集”，承载了传统国学核心与思想精髓，全书意为几乎涵盖古代全部学术领域，被誉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安谷庋藏岁月，滋养了乐山另一个重要文化机构，复性书院。1939年6月，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辗转重庆来到乐山，于青衣别岛乌尤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袭古典传统，讲授国学复“义理之性”，以六艺统摄学术，以刻书存种为担当，在守护传统中开辟新境。然而，战乱频仍，经籍匮乏，马一浮求助于欧阳道达，得以派员赴安谷共钞经部易类、诗类、四书类，史部政书类、传记类、目录类，子部儒家类、术数类，集部别集共22种，校钞四库集部别集明崔铣《洹词》1种，历时193天，让故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与传播。

在患难与共的典守岁月里，故宫人与乐山人民相濡以沫，彼此扶助。深沉的院地情谊，更以一种温情的方式，融入血脉，折射全民守护，共赴国难的辉光。曾两代担任宫廷画师的故宫职员梁廷炜，为解决办事处人手短缺，鼓励两子梁匡忠、梁匡启加入故宫。1942年，梁匡忠调往峨眉办事处，结识峨眉姑娘刘玉峨。1943年两人缔结姻缘。夫妇为先后在峨眉、乐山出生的一对儿女起名为“峨生”和“嘉生”。1945年孙家畊与安谷铁匠王国清之女王金华恋爱成婚，这位国立艺专雕塑系毕业的故宫才子把远近闻名的“安谷一朵花”摘走了。中博职员尹焕章经人介绍，与乐山县沙湾小学教师邓文均相恋。两人于1946春成婚。女儿出生后，尹焕章特别为女儿取名“邓嘉嵋”，以纪念这份乐山情缘。冯昌运连长与程黄村姑娘肖镜明结为夫妇，鲁大炬排长迎娶了回龙场赵家之女赵元清。他们从此把家安在了乐山，再也不曾离开。

抗战胜利后，为答谢四川民众维护之功，故宫博物院于成都中正公园民众教育馆举办“故宫书画在蓉展览”。展览汇聚百件历代书画瑰宝，包括王羲之《七月都下帖》、苏轼《赤壁赋》、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颜真卿《祭侄文稿》、米芾《尺牍》、马远《秋江渔隐》、郎世宁《八骏图》等传世名作，其中大部分精品来自战时乐山办事处之典藏。24天展期，参观者达55000人次，被誉为“八年抗战后文化史上一大盛世”。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传播并未因战火而中断。其利用辗转存藏的文物，先后举办多次海内外展览。其中，远赴英伦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吸引观众达42万人次。这些烽火中的文化播扬，不仅是对“文物安全，文脉永固”的庄严宣告，更是博物院履行宣教使命的生动实践，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壮丽与坚韧不屈。

海棠依旧：看不见的故宫

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筹备文物复员东归之际，马衡院长感念安谷乡民鼎力支持，保护文物无一损坏遗失，亲笔题颁“功侔鲁壁”匾七块，以安谷之功与鲁壁藏书，护佑经典免遭焚书浩劫相当，表彰七处文物保存库。

1947年3月10日，故宫乐山办事处最后一批文物抵达重庆，与先期运抵的巴县、峨眉文物完成集中工作。经历东归南京、部分文物迁台与北返，1933年南迁的文物，历经三十余年的漂泊，最终形成了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保管展示的格局，以更广大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承载中华文明，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最有力见证。

故宫离开了乐山，故宫人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尽管一寺六祠大多消隐与乡野，匾额残片四散民间。但安谷人的文化自觉与担当从未间断。90年代，安谷村文书王德才着手收集残匾、整理史料，让故宫记忆重现乐山。2008年，农民企业家王联春古稀之年投入毕生积蓄筹建“战时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乡村一馆一守就是十七年。代步轿车换成电动轮椅，民间富翁也变成了欠债“负翁”。

2016年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郑欣淼前院长共同来到安谷。故宫博物院与乐山市携手开启院地合作，共同保护故宫文物南迁文化遗产。2017年乐山市核定故宫文物南迁旧址（易祠、欧阳道达旧居、梁廷炜旧居、尹焕章旧居、顺河场堆栈）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欧阳道达旧居经历修缮保护与宋祠遗址兴建的故宫文物南迁陈列馆即将于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之际面向公众开放。

紫禁城文华殿、永寿宫的海棠见证了王朝的兴替，在百年故宫历史中，又成为博物馆人清雅与高格的象征。乐山旧称“海棠香国”，嘉州海棠与故宫海棠在文物南迁中暗自相映、彼此重逢，成为今天两岸故宫共同的乡愁。乐山以香海棠闻名，一如南迁历史留下的遗产，暗香浮动。视文物为生命的典守精神，以及民间对文化的自觉担当，深藏于城市记忆中，静静赓续着这座城市地文脉。面对南迁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全民参与文化抗战的记忆，唤起全民参与遗产保护的行动。从乡野祠堂到今日文博殿堂，这座文化的领地，正奏响一曲“海棠依旧”的当代华章。

（本文刊于《四川画报》2025年8月刊）

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

撰 稿：保护研究组

审 校：袁宇娇

责任编辑：何 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