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山西”侯冬娥：两次被日军抓走折磨，回乡后却饱受诟病

谁说美貌是福？在该做饭糊嘴的年月里，尤其是乱世，一个女人生得标致，指不定是招谁惹谁的劫数。侯冬娥，山西盂县人，说好听点叫“盖山西”，意思就是全山西都没她美。可她这份好皮囊，偏偏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阵地皮都快叫日本鬼子翻烂了的命运里，成了逃不开的祸水，也是她一世灾难起头的地方。

1939年秋天，村口那几棵歪脖子杨树的叶子刚发黄，村里却进来了点绿灰军装的瘟神。日伪县兵队哐哐进村，像逮鸡一样在巷里穿梭，堵门堵院。当时有个汉奸，就跟在日本人屁股后头，一口一个“就是她，就是她”，把侯冬娥供出来了。她躲在菜窖里——你要说那时候，哪家菜窖不得留一条口子备着逃命——可那天她没能顺利躲过。鬼子拽她出来，随手就丢到慰安所。

“慰安所”这仨字，可能现在看着还显得客气点。实则这地方，比魔窟还黑。侯冬娥，年轻女人，顶了身子骨受，他们那班野兽头哪还认人是人，每天折磨她到半死。要说世上哪有天长地久的苦，也没那么夸张——但她在那儿捱的日子，差不多每天都是咬着牙接近极限。后来，鬼子嫌她撑不了几天了，甚至开口让家里人来赎人。这世道，能找点银子拼拼命，也算难得的天良。终于，东拼西凑，天南地北欠的人情，才把侯冬娥活着捞回来。

可还没等她的伤口结痂，风言风语中，日本兵又来人了。家门口站满了兵，扯着大嗓门，意思很明显：人要么去，要么村子谁都不消活。不管侯家父母该有多绝望，侯冬娥自己，八成是认命了。有时候人到极苦，又真能忍，忍出一种钝麻，不知是勇气还是无奈。

这回被带走，不单她一个人，还有村里别的女人也落在魔爪。侯冬娥，有些事一辈子不肯提，但据说她为了护着别人，甚至主动冲在前头，招致更多的折磨。她的样子，三个月后回村时，别说人不认得，连狗看了都哆嗦。头发成一缕缕，脸色像蜡，嘴上还粘着干涸的血丝。怀里鼓鼓的，村里的大人一看便明白，那不是带着收成回家，只是多了个横祸。她走路都晃，眼皮肿得睁不开。

她怕肚里的那点命根生出来，拼了命干活、折腾，想用疲惫和疼痛逼走“鬼胎”。最终，她流产了。榨干的，却不只是一段孽缘。自那后，她再没能做母亲。

苦命总藏不住，乡亲们嘴上不说，心里有把称，一下子全村都知道她的事。可最让侯冬娥崩溃的还不在此。她偷偷回家后，才发觉小女儿早让饿死了。那阵物资紧张，没人有多余的奶和粮，人心自私的时候，眼泪也干得快。侯冬娥整夜呆坐，被子捂不住胸口发凉，一哭便是一宿，月亮从西头照到东窗。

日子还得过。她生在1921年，家里算不得多殷实，但也教会她针线、做饭、养鸡，什么都能干点。小时候就生得水灵，是街坊最愿意拉来当“媒人夸口”的那种。14岁，彩礼送到家里门槛都快踩烂，左挑右选，嫁给了李双喜。双喜不是啥才子，就是个能扬粪下地的实在人。俩人虽是父母包办，但李双喜特疼她，每逢集市便忍不住在酒桌夸媳妇：“俺家冬娥，赛过花，再没见过的。”

战事一起，天就变了。李双喜喊参军，冬娥说：你去吧，家里有我顶着。他一走就是几年，家里就剩她领着俩孩子——她自个刚生下小闺女，娃还软得像抱着一包煮烂的年糕。

村长郭梦娃本是靠耍嘴皮子混日子的人，最精得不得了。村里沦陷后，他带着日军进村，仗势凌人，讨饶卖命。为了保命，狠心把自家老婆娃儿推给日本兵，换来一夜的苟安。可鬼子是无底洞，哪有喂饱的时候？眼看自己的女人也要被带走，他就搬出了侯冬娥。一个漂亮女人的安危，被他当作救命的筹码，换来自己两分钟的清净。

就这样，侯冬娥的厄运一层又一层地往下沉。赎回来了，她的命还得继续赔。村里人私底下都开始避着她，有些老太婆说话阴酸：“进过炮楼的，还能养活啥？”她自己听得明白，装作没听见。后来李双喜复员回家，听到风声没几天，连夜带着儿子溜了，再没回头。这下子，她只剩自己一人撑破烂房子了。

这村子的人啊，见过苦的，但见不得“不干净的”。打那以后，“侯冬娥”仨字成了个眼中钉。没人提她当初是为了保护大伙才出去的，没人记得她眼里发狠的决绝。晚上下暴雨，她跛着脚滑倒在泥里，有人路过，装作鼻子不通眼睛不明，只管搂着肩绕远路。雨顺着她脸流，冷得像灌骨头缝里。有一回，她的再嫁丈夫——大家叫他缺鼻子老陈——一等一夜，为侯冬娥点了扫帚照路，直到火头熄灭，人才归。可时日一久，连老陈也撒手走了，收养的儿子，长大后拎着行李一转身，彻底走远。

她后来住进破窑洞，门槛高低不平，门口的杂草张牙舞爪，像是在觊觎着最后的一点生气。很多个傍晚，她独自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眼神总是盯着天尽头的光。

其实，有人记得她。有一年，张双兵来了。张双兵，盂县新分来的小学老师。有一次收麦子，他发现一块地里，别家麦都割完了，唯有一群麦穗还肿着脑袋。靠近一看，是个老太太跪在地里割麦，手慢，动作稀疏。问了才知，老太太就是侯冬娥。行动不便，一条腿是瘸的。她低着头，不太搭理这个多嘴的小年轻。

后来的日子里，张双兵查到了她的故事——美貌，鼓噪的灾难，两次被带走，被损毁的婚姻和尊严。1982年的深秋，他才第一次真正明白，这个破旧的村子里埋着多少无法细说的痛。一开始，侯冬娥一言不发。但第十次去探望，她终于绷不住，把那些“我真的不想谈”的事情一件件掏了出来。张双兵的心也堵得慌，原本以为抗战的伤以前被忘了，但原来就在农田、灶台和老屋里，一刻没散去。

几年后，张双兵开始帮助这些受害女性，把她们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外面的世界。他把侯冬娥的申诉资料送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那是大陆第一份“慰安妇”诉状。从此，这个女人的遭遇，第一次像摁在灯下的尘埃，直直照了出来。

侯冬娥，等了一生，没等来一句道歉，也没等来赔偿。1994年，她在那个空荡冷清的窑洞里，终于喘不过气，带着满腹的苦和不甘去了。死时73岁。至于她的故事，有没有被彻底明白、彻底原谅？没人能说。

人世间的“美”太沉重，有时候像奖赏，有时候像磨刀石。她这一生，留给后人的大概只剩下警醒和唏嘘。我们说不清落后的错，也说不清乡邻的冷漠。只是夜里想到那些被妥协、被污名又被遗忘的名字——侯冬娥、刘面焕、冯传祥、万爱花……心里总有点四处漏风的地方。

有些历史，我们可以简单念一句“不能忘”，但主角们这一生的荒凉，只能散成风里的一声叹息。你说，过了这么多年，咱们到底该怎么替她们，把账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