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说杨度一生思想起起伏伏、经常变化呢？

1.甲午到戊戌：从科举士子到变法信徒杨。

杨度是个才子，其早年受到湖南“湖湘经世学风”熏陶，在甲午战败后痛感“国将不国”，曾与湖南举人联名上书拒和，随即投身康梁变法，这是第一次思想跳跃。此时他仍相信“开明专制+局部改革”可以救亡，但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和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让他对清廷的自我革新能力产生根本怀疑。

2.1902—1911：在日本完成“君主立宪”理论化

留日期间，杨度和孙中山有过接触，两人就“立宪”和“共和”产生争论，并分道扬镳，后杨度系统考察欧美宪政，撰写《金铁主义说》，提出“先经济军事强国，再开国会、行君宪”的路线图。他当时是非常虔诚的“立宪”支持者，他把西方的立宪视为对当时清政府最为稳妥的制度移植，相信“有皇帝而无君权”的英式虚君制最适合中国。这一阶段思想最为系统，也最具自信。

3.1912—1916：与袁世凯的合作与幻灭

辛亥革命后，杨度持续了其立宪思想，他抗拒共和转而支持袁世凯，认为袁有实力又有可能接受立宪约束，于是组织筹安会、炮制《君宪救国论》，推动洪宪帝制。这是他最受诟病的时期，但也应看到，他的目标仍是“借袁之力完成立宪”，而非恢复传统专制。洪宪失败，使其理想第一次彻底破产。

4.1917—1922：从“帝制祸首”到“革命同路人”：

袁世凯复辟失败，杨度企图依靠袁世凯的“立宪帝制梦”也宣告破产，其本人一度被通缉，曾逃禅学佛，写下“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的词句。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不计前嫌邀其加入国民党，他幡然醒悟，通电全国宣布放弃君主救国，转而赞成民主革命。这是他政治上第二次大转向，标志其由“上层路线”转向“革命路线”。

5.1923—1927：在国民党内做“特殊工作”：这是国民大革命时期。

受孙中山委托，杨度利用旧日关系，游说曹锟、吴佩孚等军阀，离间北洋势力，为北伐铺路。这一阶段，他不再提出宏大理论，而以“纵横捭阖”的策士身份弥补革命力量的不足，表现出极强的现实感与手段灵活性。

6.1928—1929：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四一二”政变后的事情，是白色恐怖期间。

在孙中山逝世后，杨度目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屠杀，得出“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他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1929年由潘汉年介绍秘密入党，以灰色身份为党搜集情报、营救同志。从“帝制祸首”到“地下党员”，表面看是180度反转，深层逻辑却一以贯之：那便是他一直追求的，寻找最有力的组织手段完成国家整合。

7.思想“多变”背后的一直不变。

1. 目标不变：自杨度读书学习，以知识分子身份示人后，从甲午到加入我党，40年时间内其“救中国、求富强”的初心始终未改。

2. 方法论变：这是持续变化的，当“立宪”被现实否定，杨度便转向“革命”；当国民党背叛革命，他便转向更彻底的社会革命。每一次转向都是对前一路径失败的理性反应。

3. 性格因素：既有侠气，又有书生气。杨度兼具“书生—策士—侠客”三重气质，既有理论雄心，又擅长政治操作，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江湖侠气，这使他敢于挑战旧思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断与时俱进。

4. 时代特征：清末民初思潮纷涌，无一种方案能立竿见影；知识分子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寻找救国方案，很难做到尝试一种方法就成功。所以杨度的轨迹，恰是近代中国“救亡—启蒙—革命”递进式道路的缩影。

8.结论

所谓“杨度一生思想多变”，并非投机，并非摇摆，而应该是近代中国剧烈转型赋予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当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任何单一药方都难以包治百病，唯有不断试错、不断自我否定，方能在历史的峡谷中探出一条生路。杨度的高频转向，恰恰体现了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最快速度回应时代命题的紧张感与责任感。他的复杂性与悲剧性，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中最具张力的一幅。